唐代梦小说与儒家思想

唐代梦小说之内容与主题多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密切,但在三教合一的唐代,儒家思想在这些小说中也有多方面的表现.本文主要从儒家天命观和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仁义礼智信等两个方面在唐代梦小说中的表现进行论述.唐代梦小说中对于儒家思想正面的反映:积极参与政治的入世思想反映了儒家"制天命而用之"的天命观以及对于儒家仁义礼智信孝等思想观念的颂扬;而披着佛道外衣的梦小说则又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在唐人思想中是一种在怀疑、愤慨、否定中摇摆的儒家天命观思想,体现出文人思想中儒家理念的浸润之深.     

张载礼理关系问题辨正

张载在北宋理学家中以重礼著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言"礼"而罕言"理"。在宋明道学话语体系中,对礼理关系的探讨多具有本体指向,而张载从践行的角度来探析礼理关系显然具有工夫论指向。在张载看来,"天"或"太虚"是最高的终极实在,"礼"与"理"皆本源于"天"而非"天理"。以"礼本于天理"来总结张载关于礼之本源问题的探讨,不利于准确理解其"天理"概念及工夫论特色,也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关学与洛学的差异。在张载那里,礼的实践过程就是实现内外合一的过程,礼理先后问题的实质只是对内外重视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以礼合理"是张载礼学思想的必然落脚点——后世关学衰落便是此思路中断所致,"以礼代理"或"以理代礼"也皆非张载的初衷。张载通过对"执于礼"和"执于理"的两偏之失的救治,以礼理贯通、"以礼合理"的思路重构儒家礼学,对包括朱熹在内的道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礼的法典化——论荀子的礼法观变革

在先秦儒家,荀子首先提出了"礼法"概念,开启了儒家礼的法典化进程。荀子释礼为法,将礼从内在心性引向外在法典,展现了儒家内部的礼法观变革;又以礼纳法,批判了法家以严酷刑律治国的思想,提出以礼为国家法典之主导的思想。荀子的礼法思想,以"重建"整个社会制度为归旨,故而为儒家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打开了通道,提供了范式。     

“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早期道家著作中的“礼”与“理”

"礼"、"理"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持续数千年的话题。早期道家著作《老子》《庄子》中二字的用法,为二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关系定下了基调。"礼"字已见于甲骨文,从春秋时期开始,"礼"被逐渐赋予了形而上的阐释。"理"字则罕见于战国以前的文字资料,直到战国中期,对"理"的理论化改造才展开。《老子》无"理"字。《老子》中的"礼"和"义"被分开,"礼"仅指外在仪式,属"下德"之末,距"道"最远。《庄子》继承了《老子》中"礼"字的用法,并沿着《老子》重视"礼"之内在情质的思路,抨击儒家拘守的"世俗之礼",主张安于"性命之情"。《庄子》引入了"理"概念,作为儒家式"礼"概念的对立面和替代品。《庄子》的"理"概念补足了老子"道"论缺环,从此"理"和"道"遂成为不同学派广泛采用的一对理论概念,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回响。     

论传统儒家的伦理体系及其局限

礼、道和理不仅是传统儒家的核心概念，而且由此可以形成儒家行为哲学体系。作为概念的礼描述了一个具体的动作，礼是行为。在对该行为的经验基础上，人们抽象出普遍之道。道描述了一种无形的、抽象的、普遍的观念。它成为具体行为之礼的标准。天理概念的出现将追问引向深入。天理不仅是普遍之道的客观依据，而且还是现实之礼的终极性法则并由此为礼给出了存在论证明，证明了礼的合“理”性，在绝对之理、普遍之道的支持下，礼成为正当的行为。这便是普遍性超越。如何从普遍观念走向具体行为，传统儒家缺少了某个重要环节。     

干谒与唐代诗人心态

荐举是唐代相对于科举人仕的另一条求仕之道，唐代文人要想通过荐举之路走上仕途必然要行干谒之事，文章旨在通过列举大量的实例，引证一些历史资料，对有用世热情的唐代文人在行干谒之事的种种心态作出分析。     

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比较论

投献干谒诗和干谒文是唐代文人干谒活动中最常见、也最直接的干谒手段.干谒文学因其鲜明的工具性、目的性和功利性,成为不同于其他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类.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在兴起时间、表达技巧、艺术效果、干谒功能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具有诸多异同之处.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南宋中后期诗词干谒现象探析

自唐代以来,干谒便成为中国传统交情世态中的常见行为。继唐代的盛行之后,诗词干谒在宋代逐渐衰落。及至南宋中后期,江湖游士的干谒活动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与唐人相比,江湖游士的诗词干谒行为呈现出新的面貌：干谒目的从科举仕途转变为钱财谋生;干谒对象不再局限于权贵名流,而是覆盖到整个士大夫阶层;干谒者的心态逐渐由原来的骄傲自信变得谦卑压抑,世人对于干谒行为也给予了不少批评指责。受到科举制度的变化、政治高压与朋党之恶、诗歌地位的变化、礼遇士人的传统等因素影响,南宋中后期的干谒之风兴起,彰显了底层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当时独特的权力制约与文化氛围。     

儒家的伦理思考方式——以《孟子》与生命相关的例子为据的讨论

以《孟子》中几个与生命相关的例子为根据,对儒家伦理思考问题进行讨论:首先,由"礼"(经)与"权"之辨/辩看儒家的原则与情境之思;其次,由"生"与"义"之辨/辩看儒家的超越道德观;再者,由"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见牛未见羊"看儒家的禽兽对待伦理;由此试图找出儒家的伦理思维逻辑。分析认为,儒家伦理也有类似西方哲学的原则性思考;儒家可得出一个基本伦理原则:"义"高于"人命","人命"高于"礼","礼"高于"禽兽之命";儒家并不关注禽兽之命的高下区分,禽兽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才是合宜对待的重点;只有"人"之存有,我必须以诚敬、真情实感面对他们;这就是"仁者,人也"、"仁也者,人也"的真义,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思考。     

论干谒之风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负面影响

文人干谒风气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有着积极而深远的一面,当然也有诸多负面的影响。干谒行为本身并不直接服务于文学的发展,而是始终以干谒者的切身利益为关注焦点,因此,为干谒而从事的文学创作就具有鲜明的工具性和目的性,而难以始终秉持艺术至上的原则。干谒之风对唐代文学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性的削弱、躁进的风气与文学的工具化倾向、文学的理性色彩和学术底蕴的薄弱三个方面。     

神话与仪式:先秦儒家祭祀礼的原始意蕴

"礼"从本质上讲是在神话思维影响下宗教仪式的变形再现,是尘界与灵界交流的主要方式。先秦儒家作为"礼"的继承者、倡导者和整合者,其体察的"礼"有诸多内容,其中最能表现"礼"之意涵并展现儒家之积极作用的是"祭祀礼"。祭祀礼完整展现了"礼"沟通"圣"与"俗"的意义,并通过对生命意识与死亡意识的仪式表达阐释了"礼"所蕴含的一种原始意蕴。     

"干谒"与李白的人生政治悲剧

"干谒"是我国古代文人士子为寻求入仕门径而向当朝达官显贵或有名望者呈送书信、进献诗文赋作,以求得他们赏识援引、擢拔重用的一种"多为人所笑弄"的不光彩的行为,虽说"干谒"之举不是始于唐代,然至盛唐却大为风行.那时相当一部分诗人都有过这样的行为和经历,就连大诗人李白亦未能幸免,这自然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政策和文人士子普遍的求仕心理有很大的关系.就李白来说,他之所以走上"干谒"之路,除了受当时盛行的"干谒"之风影响外,也与他率性选择、盲目从俗的求仕心态有关.实践证明,"干谒"并未给李白带来功名富贵,而只能让他坐失从政良机.可以说,李白一生的政治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率性、盲目的"干谒"活动造成的.     

读儒家经典 悟师德修养之道

儒家经典是儒家先哲的智慧结晶,儒家思想主要告诉我们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道理。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思想核心是"仁、义、礼"。本文就是从仁、义、礼三方面谈谈如何加强师德修养,提高育人能力的问题。一、学习"仁",做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二、学习"义",让师德与智慧同行;三、学习"礼",做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     

儒家之礼与夷夏之辨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古代用以分别华夏与夷狄的主要标准。礼尤为重视的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及男女之别,而这也正是夷夏之辨的主要内容。结合先秦儒家关于礼的论述以及《史记》、《汉书》等史籍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我们发现儒家所强调的礼与夷狄的文化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凹凸对应"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儒家的礼正是在夷夏两种文化的对立中形成和发展的。进一步的探究更能发现,夷夏两种文化也有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离不开各民族的努力。     

论晚明黄道周礼秩重建的学术理路——基于“孝本”意识的礼学建构

晚明社会危机与心性之学的日益空疏导致了是时礼学研究热潮的出现。而黄道周的礼学研究建基于他的"孝本"意识之上。在他看来,"爱"、"敬"既是"孝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处于儒家道德教化之本源地位,又是重建"亲亲"、"尊尊"二系并重的儒家礼秩世界的实践路径。     

《礼记》崇高之“畏”及其认知困境

作为儒家面向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叙事的持续性情感生成,《礼记》顺天守时的天命之"畏"是人对自身现实生存境遇的警觉与关注,其德性至上的至善之"畏"是儒家重建合"礼"秩序并进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德性认知过程,其"天人合一"的崇高之"畏"是在"圣王"与"天"同构基础上对儒家通过识"礼"追问终极意义、达至即凡而圣并"与天地参"的形上表达。意志化主观叙事和表象化"复礼"实践表征着《礼记》中儒家至德至善之崇高理想与崇高之"畏"的乌托邦特性,"圣王"理想对于主体实践而言只能被体验为一种悲怆而崇高的道德情怀,其崇高仅在于它占据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核心位置。     

纪昀之“礼”思想探微

纪昀在继承儒家传统"礼"的基础上,主张人的世界是一个由"礼"构建的世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礼",表现在人身上就成了一种遵循礼法的德行,人与人之间圣凡之别都是由"礼"之道德评价来赋予。     

“礼”的文化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思想保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是一个思想内涵深刻的概念。在儒家的视界中,礼限定着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性质;礼为人之本质,同时又是一种道德修养途径;通过礼,人们寻得内心的“仁”;礼还是一种制度,规范家庭和社会关系;它在价值层面是先王之道、诸侯治国之道,值得今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