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骈俪作论艺术新探

魏晋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段时期是论体文章发展的第一个繁盛期,同时,骈体文也在此时形成。两种文体特点的融合使得魏晋时期的骈俪作论现象呈现出其他朝代难以比拟的兴盛。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此时的骈俪作论之文多佳作名篇,整体上呈现出文风深厚,文势有力而不外泄,例证并行,论据充足而不泛滥的特点。     

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魏晋论体文艺术风貌论

论体文是我国古代散文之大宗,在魏晋时期达到繁盛,流传至今的作品就达二百多篇。其时,论体文堪称仅次于诗、赋与书信的第四大文体。这些文章思虑深湛,文采精拔,不仅是思想史上珍贵的文献,也是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品。魏晋论体文在艺术上呈现出新的风貌,成就斐然。主要表现为：浓厚的主观色彩,强烈的思辨特色,多样的论文形式,鲜明的语言美质。可谓为＂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独步千古,颇具特色。     

“诗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诗源说"即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诗经》,这是汉魏六朝时期最有权威也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则有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等。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体文学创作的主题表达、表现手法等问题。因此,所谓"诗源说"则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揭示出诗赋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对赋体文学的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作了进一步的规范,从而使赋这种文体进一步明确了自身承担的责任,并使赋之所以为赋的文体性质更加突出。     

嵇康的论体文与魏晋学术之关系

嵇康是魏晋文学和学术的代表人物，他的论体文既负载了他个人的学术理念，也是整个魏晋时期学术思想的生动反映。该文在分析嵇康思想特点的基础上，以其《养生论》和《声无哀乐论》为主要论述对象，揭示了其论体文的学术内涵以及在思辨方式和写作艺术上的特点，试图为探索魏晋文学的学术特性或魏晋学术的文学特性，提供一个值得关注的边缘视角。     

论中古时期文体命名与文体释名

考察《尚书》“六体”等文体的命名方式,其“谟、训、诰、誓、命”,本来都是行为动作的“做什么”,“做什么”产生文词,于是以行为动作本身来命名这些文体。这是早期文体命名的一般性方法。汉魏晋文论家蔡邕、曹丕、陆机的文章释体只讨论文体特征,一般不涉及文体命名;而名物、训诂学家刘熙《释名》中则有文体释名,涉及到文体的“怎么做”、“为什么做”之类,却不刻意讨论文体特征。到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以训诂文体命名的方法进入文体“怎么做”、“为什么做”的阐述。它以文体释名进入文章释体,“释名以章义”与文体特征的讨论二者有机的结合,显示出从文体内在逻辑出发以文章释体的特质。这是古代文体论成熟的标志。     

“辞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辞源说"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楚辞,这是汉魏六朝时期常常与"诗源说"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有王逸,而对辞、赋渊源关系展开全面探讨的则是刘勰。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这种文体的形貌特征和艺术风格,以及赋的抒情性特征。因此,所谓"辞源说"就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的角度揭示出楚辞与赋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揭示出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     

论谢灵运对赋的认识

谢灵运重视赋的创作 ,他的赋论散见于各篇赋中 :一是自觉的分类意识 ,把赋与其它文体区分开 ,又对赋本身进行分类 ;二是在发生论及本质上 ,强调感发作赋、赋以“通神” ;三是在风格论上不求华丽 ,“去饰取素” ,与六朝诗赋欲丽的审美倾向相悖 ;四是在价值论上 ,作赋是不朽之事 ;五是在鉴赏论上 ,作赋“托之有赏” ,鉴赏的意味更强     

"赋"的含义及其对传奇、话本的影响

“赋”是中国文学创作中出现比较早的一种艺术手法，《诗经》的诗作中广泛使用了它。它作为“六义”之一自然会影响古代诗歌创作，过去已有许多人对它进行过探讨，但它对叙事文学创作的影响却很少人注意。赋在汉代发展成一种文体，它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它在叙事、写物甚至抒发感情时都充分体现了“赋”这一手法的特点，它对以后的叙事文体，如唐传奇的文体形式和风格以及俗赋、变文的叙事都产生了影响，而俗赋、变文等民间赋在文体上、语言上、描写技巧上又影响着宋以后的话本小说。     

礼与杜恕《体论》

杜恕《体论》以礼为万物的法式和规矩,并赋予礼以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权威,进而论述了礼对协调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功用。杜恕的礼治主张切中曹魏名法之治的流弊,是魏晋之际治国方略由“以刑为先”向“以礼为首”转化期间的产物。《体论》在哲学论证上的不足,又为魏晋玄学“名教自然之辨”、“体用之辩”留下了发展空间。     

汉代“论”体的演变及其文化意味

"论"作为一种文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很成熟了,诸子百家之书,除了《论语》《老子》等少数几部之外,大部分都可归为"论"体。但是先秦时期以"论"为名的篇籍却很少,关于"论"的文体观念也只是萌芽而已。西汉前期经学尚未大兴时,承先秦余绪,论体著述颇为可观,从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直至西汉后期,论体著述屈指可数。而在两汉之际,由于社会动荡,导致部分士人思想家与作为主流的经学话语出现疏离,于是以论为体、以论为名的著述有所增加;同时,关于"论"的文体意识也空前地鲜明起来。到了东汉后期直至曹魏时期,随着经学的衰微、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论体著述就大量涌现了。"论"这一文体及文体观念的演变,与士人阶层身份意识、精神旨趣的变化息息相关,表征着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