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军事基地的理论解析

海外军事基地系指一国在海外公地、领地、属地、海外省、海外托管地以及在他国土地上驻扎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进行特定军事活动、建有相应组织机构和设施的地区,它是大国投射军事力量、干预地区事务、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本文从海外军事基地的内涵、类型和功能三个层面,考察海外军事基地的内在逻辑与普遍规律,认为它是影响大国兴衰与地区格局走向的重要因素。     

我国刑法中与国际法有关的几个问题

国内刑法与国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相互的联系。一国的刑法是由国家自己制定的,国际法则是在国家参与下通过国际交往形成的。在这方面,两者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由国家本身行使主权的产物。因此,刑法与国际法的关系问题,就是国家如何使其国内的刑法与国际法相一致的问题,也就是国家在制定其刑法时,要考虑到它在国际法上所承担的义务。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它的主体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上,它并不直接约束一国的机关和人民,而是约束国家本身。如果一国制定的法律,如刑法等,违反了国际法,国内法院仍须执行。这是因为,法院不能自己改变法律,同时国际法对于国内法院也是毫无直接权力的。但国家因此要负违反国际义务的责任。既然国家承认了国际法规     

海外中国国民权益保护的国际法思考

全球化导致海外国民保护的客观需求迅增,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促进了国际层面个人权益保护的发展,中国政府的职能调整在外交领域促生"外交为民"理念,需要有效承担海外国民权益保护的重任。外国人待遇是确定海外国民权益的国际法基础,属人管辖是国籍国保护在外国民的国际法依据。海外中国国民权益保护的途径首先是受害人用尽当地救济,其次是起到预防与协助作用的领事保护,而外交保护、国际人权保护只是补充救济途径。     

论海外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的影响

目前学界通常采取二分法,将权力分为硬权力与软权力、显性权力与隐性权力、嵌入式权力与非嵌入式权力等,但未将一国权力大小的衡量纳入到立体多维的指标中加以考察,也忽视了军事力量在空间上的分布对该国权力大小的影响。本文将权力分为权力资源、权力构成、权力投射与权力运用四个层面,考察海外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权力是个立体多维的范畴,既存在于静态的结构中,又存在于动态的关系与运用中;第二,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影响权力的上述四个层面,是判断部署国权力大小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在全球关键地区部署与该国海外利益保护相称的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个人是否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的思考——从国际法的“个人化”发展动向谈起

国际法的主体应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 其性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需要.尽管传统上国家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 但从二战后国际法出现大量有关个人的内容来看, 个人已在一定限度内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不过, 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相当有限--取决于国家的授权, 无法与国家相提并论.     

论国际空难损害赔偿的国家责任

国际空难损害赔偿国家责任的存在具有正当性,禁止对民用航空器使用武力的国际法原则是基本要求,主权责任理论是国家责任承担的理论基础。马航MH17航班空难中,国际不法行为和损害后果在国家责任要件中是不容争议和辨驳的。国际空难可归因于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可包括一国武装力量的不当行为、一国国家航空器不当操作与他国民用航空器的相撞行为、一国不法分子对他国民用航空器的非法干扰行为、一国机关或个人的错误或失误行为、武装叛乱行为等,其中为武力袭击民航客机者提供武器装备的国家也具有一定条件下的可归责性。过错要件对于国际空难损害赔偿国家责任的方式和程度有重要影响。在不承认武装叛乱组织的国际法地位的前提下,乌克兰这个主权国家对马航MH17航班被导弹击落至少存在过失责任。国际空难损害赔偿国家责任虽有实现障碍,但依然有政治解决、国际诉讼和协商谈判的路径可寻。     

钓鱼岛,中国的国土!——国际法的佐证

当今国际社会,国际法是为国家行为正名的关键武器。一国提出的主张只有经过国际法的肯定,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因此,笔者试图以详实的史料为依据,从国际法角度为钓鱼岛这片中国的国土提供有力的佐证。     

论卫星导航的法律规制

卫星导航对于一国的国家安全、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涉及复杂的国际法问题。但由于各国之间利益和立场的差异,现行国际法中并没有专门关于卫星导航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条约,这也导致卫星导航所涉的国际法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目前,中国正在建设全球性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建立以其为核心的民用导航产业。但中国的相关国内立法还很不健全,与中国卫星导航技术及其应用领域的发展水平不符,亟待完善。     

论东海大陆架划界原则

由于对国际公约关于大陆架划界适用上立场不同,加之东海大陆架油气资源储量可观,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上存在着分歧。海洋划界需要有关国家通过协议实现公平解决,一国单方面确定国际海洋边界并将之强加于对方的行为是国际法所不许可的。日本所主张的“中间线”方法不构成划界的国际法规范,不具备约束力;中国所主张的“公平原则”,不仅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文规定的最基本的客观标准,也是国际司法实践确立的基本原则。     

论国家主权豁免

国际法上国家主权豁免是指一个国家未经其同意,不受另一国法院管辖,一国法院不得对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行使管辖权。这是一项古老的国际法原则,千百年来一直为各国所遵守。但是,最近国际上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国家主权豁免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学者著书立说,极力阐述自己的观点,各国实践也不尽相同。这样,我们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国家主权豁免问题。     

从"共进国际法"看国际法的发展趋势

演进中的国际法呈现出从共处、合作到"共进"的发展趋势,但是其相互间并非一种代际关系或历史更替."国家间法"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国际法首先是国际共处法,国家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促使国家进行国际合作并推动了国际合作法的发展.而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国际人权法的发展等均显示出国际法"共进"的发展趋势."共进国际法"具有较强的理想主义国际法色彩."共进国际法"的概念在全球国际法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表明我国国际法研究正在为国际法学发展作出自己独立的贡献.     

论国家保护国际海底电缆的义务与责任

国际海底电缆是关键的通信基础设施,世界各国对海底电缆的依赖性逐年增强,但是目前国际海底电缆面临着海域竞争性使用、数据窃取、人为蓄意损坏等行为带来的挑战与威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了各国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公海海域铺设海底电缆的权利。沿海国对其海域内的海底电缆有一定程度的管辖权,电缆受损国也可在符合国际法的前提下行使域外管辖权保护本国海底电缆。在现有国际海洋法下,国家应尽适当顾及义务和勤勉尽责义务保护国际海底电缆。各国行使国际法赋予的权利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铺设海底电缆的权利,反之亦然。勤勉尽责义务要求国家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个人行为不严重损害他国海底电缆。若国家未尽适当顾及义务或勤勉尽责义务损害国际海底电缆应承担国家责任。     

国际法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说服、影响他国言行的能力，涉及到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国际话语权之争大多是法律层面的，而国际法是国际法律话语，是赢得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关于人类发展进程的理念，是全人类在这个进程中所追求的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包含了休戚与共、荣辱相生的含义，是全人类生存状况的现实表达。其五个价值与国际法是契合的，国际法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法的目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引领，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方向，以中国国际法实践为基础，以提升国家实力为手段，以国际法话语为具体内容，以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相称的国际话语权为目标，传播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论侵犯外交特权与豁免行为的法律责任

外交特权与豁免不仅是外交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国际法领域的重要法律制度。侵犯外交特权与豁免的言行会受到国际法的监督与制裁,是国际社会所不允许的,各个协约国要根据各自管辖的范围对那些违反国际法律规章制度、破坏两国正常交往的言行进行严厉制止与惩罚。同时对于犯罪者的行为,相关国家也要担负一定的责任给予受害国等价补偿。所以,对于权益受损的一方来说,按照国际法的严格要求,对个人或者团体追究法律责任是主要的维权方式。     

《芝加哥公约》与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依据

防空识别区是与一国防空预警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特殊空域,在此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被要求接受识别区设立国的预先识别、定位与管控。自美国与加拿大最初设立防空识别区之日起,与之相关的国家实践已走过60余年的历程,但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律地位却一直未见明朗。目前规范与调整国际航空领域的主要国际法规则为1944年《芝加哥公约》及其相应附件。对国际社会若干典型防空识别区实践的考察与分析表明,防空识别区的主体规则与《芝加哥公约》及其附件2相协调,而公约序言与第4条已经为识别区的设立提供了潜在的国际法依据。设立防空识别区存在正当的国际法基础,同时也存在相应的国际法约束,与国际法相协调的防空识别区实践具有发展成为国际习惯的趋势。     

论美国“对台政策”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中美建交后,美国不顾中国的反对和交涉,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和《加强台湾安全法》。美国的一系列"对台政策"已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根据现行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如果某一行为(包括作为或不作为)依国际法的规定可归因于特定国家而成为该国家的行为和可归因于一国的行为违反了该国承担的有效的国际义务,那么该国就应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据此,美国对台政策已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其应当承担国家责任,并有义务赔偿中国因此受到的物质损失及精神损失。中国应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绝不动摇;维护国际法权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努力增强综合国力。     

论甲午中日战争国际法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研究领域均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就甲午战争国际法研究而言,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中国同日本均存在较大差距。甲午战争在国际法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性并未得到中国学界的足够关注。甲午中日战争是国际法发展历史中的标志性事件,它使日本成为第一个加入西方国际法体系的亚洲国家;从研究方法上看,研究战争是对国际法进行宏观把握的有效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全面认识国际法并把握其本质;甲午战争国际法研究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战后都对维护国家利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甲午战争国际法研究亦有利于中国掌握话语权成为国际法秩序体系的创造者。     

论国际法上的国际责任

国际法上的国际责任是指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因违反国际法给他国及国际社会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当属于某一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的国际不法行为被确认后,是否当然产生国际责任,在国际法学界是有争论的。国家的不法行为与国家的责任是相互联系的,没有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国际责任。     

论人权的国际法律保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从国内法领域进入国际法领域。１９４５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就人权问题发布的国际宣言。人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国家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或国际公约为行为规范承担国际义务的结果。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公约,是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国家相互承担这些条约的义务,是实现人权的国际保护的基本方式。人权国际保护活动应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等论调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     

论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

<正> 国际组织出现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向现代国际法提出一个新问题,即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国际组织是指国家之间为了处理彼此交往中的事务,根据特定目的,在国际协议的基础上建立的常设性组织。国际法范围内的国际组织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这一点目前国际社会已普遍接受。但是,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与国际法最基本的主体——主权国家之间有什么关系;国际组织与国家在国际法律关系中是否处于平等地位,这个平等性如何理解;目前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能否成为世界政府等等,则见仁见智。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