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悲剧文本中的狄奥尼索斯因素

起源于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的古希腊悲剧,在其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远离狄奥尼索斯崇拜:悲剧的主角是多种形态的酒神;悲剧的情节模仿了狄奥尼索斯的经历;悲剧的某些描写借用了狄奥尼索斯崇拜中的术语;悲剧的政治含义延续和发展了狄奥尼索斯崇拜的政治作用。古希腊悲剧的发展渗透着狄奥尼索斯崇拜的因素,始终是"献给狄奥尼索斯的演出"。     

论古希腊罗马社会的重农思想

近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罗马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思想,产生了误会。认为古希腊罗马是＂海洋文明＂或＂蓝色文明＂,从开始就走上了海外贸易的发展道路,从而＂重商轻农＂;而我们是＂大陆文明＂或＂黄色文明＂,一直是农业社会,所以＂重农轻商＂。其实这是极错误的观念。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言论和现代学者的研究来看,古希腊罗马社会和我们一样是极重视农业的;而且从神话学角度分析,古希腊罗马人对农神得墨忒耳和酒神、丰收之神狄奥尼索斯的特别崇拜也反映出他们对农业的重视。因此可以断言,古希腊罗马社会的重农思想是毋庸置疑的。     

论西方古典哲学中的自然与自由观念的演进逻辑

在西方古典哲学中，自然与自由观念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人是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是一种有机整体的自然，而自由作为人的内在的本质的表现，就不是与自然相互抵触的异体，而是与自然相互统一在一起的，从而形成“自然与自由的统一”；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由于科学理性和人的主体性的高扬，自然成为任人类支配的“机械论自然”，自然不再是与主体同在的具有生命力的主体，而成为主体理性肢解、控制和认识的对象，从而导致“自然与自由的分裂”。     

中国古代启蒙思想家管仲和他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一）关于《管子·水地》篇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自然观时，曾以古希腊哲学家泰利士为例，说明古代最初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特点。他说：“在这里，完完全全已经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唯物论了。它在自己的萌芽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比如泰利士就在水里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25页）这是恩格斯在读黑格尔的《哲学史》时，所作的笔记。恩格斯的论述，对我们认识古代哲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哲学史讲演…     

科学哲学简史:从古希腊到维也纳学派

承认科学哲学史本身就是对传统科学哲学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观的超越。如果我们不仅相信维也纳学派属于科学哲学,而是古希腊诸贤也有科学哲学思想,那么这种思考将对何谓科学哲学以及如何推进科学哲学给予重新理解。古希腊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哲学思想是西方科学、哲学和科学哲学的来源;中世纪往往被称之为文明的黑暗时期,但中世纪的宗教信念在本质上是对古希腊以来某些重要科学成就如共相论、四因说、天体学说的绝对化过程;理性时代不仅是科学革命时代,也是科学改变哲学的革命时代,培根等人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尔等人的怀疑论归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其思想实质是一种机械论的世界图景;分析时代的逻辑经验主义不过是当时数理科学的哲学反思而已。     

后疫情时代文明危机的消解与澄明——风险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及其方法论意蕴

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上是人的生命意义危机,知性科学把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割裂开来,以否定人的感性生命存在去寻求超感觉世界的普遍规律,以单一程式化的知性思维去规定感性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风险辩证法是人类洞察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的哲学智慧,对当代人类科学理性及其文明发展悖论的反思成为它的主要任务。风险辩证法破译支撑知性科学的现代形而上学基因密码,揭示科学理性、风险知识与话语权力的内在关联机制,剖析现代性意识形态与知识样式的现实生活前提,消解知性科学对个人生活选择的独断,澄明科学理性的感性存在论基础,赋予科学理性以人的感性光辉,将感性、知性和理性统一于人类的历史性的科学和社会活动中,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达风险社会现实、彰显生命意义与自由精神的思想桥梁。风险辩证法面向风险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在感性的现实生活冲突与矛盾运动中把握风险社会时代脉搏、历史走势和人类命运,从本质上奠定破解时代问题之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新知识类型与理论创新的学术定向。     

古希腊神话与理性浅析

神话和哲学是古希腊文明的灵魂,神话以诗性直感表征世界,哲学以理性追问万物,二者协调并进使古希腊文明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张力,构筑起诗与思相互融通的精神家园。但是,由于理性的过渡扩张,现代人类陷入了理性机制化的魔圈,使人的思维趋于程式化,精神面临物化,日益失去诗性的美感。人类幸福的终极关怀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诗性直感和哲学理性的关系,重新构筑诗与思繁荣并茂的精神家园。     

主体的命运:由凯旋走向黄昏

"主体"是西方文化的中心范畴和重要发展线索。随着古希腊文明的不断发展,沉没于自然之中的主体意识开始萌芽和逐渐凸显。近代哲学通过对人的理性的弘扬,确定了人的主体地位,使"人"取代与颠覆了中世纪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然而,随着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强化和无限膨胀,主体不断暴露出的缺失与弊端造成了人类生存的现实困境,为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埋下了危机的祸根。现代主体的困境成为后现代哲学的生长点,在后现代哲学的批判、匡正和消解中,主体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和地位,由凯旋走向黄昏。     

浅析古希腊哲学中的数学因素

对数学的应用不是古希腊人的独创,但把数学和哲学实现完美的结合却是古希腊人的原创。古希腊数学不仅是其哲学家思维和创造的工具,同时也是他们所追求真理的一部分。文章通过对古希腊相关哲学思想中数学因素的研究,揭示古希腊哲学何以成为人类科学与理性的源头,并从不同的侧面展示数学这一工具在人类思想史和认识史上的重要性。     

生态之眼:西方汉学视野里的中国风景美学

中国古老而漫长的农耕文明，导致中国先民对山水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与敬畏，其中包含着对现代生态文明富于启迪的风景美学思想，中国古代山水画则是风景审美的重要呈现方式。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山水画的研究，不仅是跨文明比较美学研究的产物，而且是现当代西方美学与中国古代风景美学对话的产物。西方美学的科学主义传统有时造成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风景美学的误读，自然审美伦理化并非中国风景美学观念独有，也同样存在于在西方美学之中。中国先民融入山水之中，把欣赏自然之情转化为热爱自然之德，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人对自然的谦卑。中国古代山水画描绘的人迹罕至的高山大川，不同于西方风景画局限于目力所及的世界一隅，而是有别于现实世界烦扰喧嚣的和平宁静与理想梦幻之地，蕴涵着意趣高古的原始自然对于生命与心灵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神话与古希腊哲学

哲学乃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它起源于远古时代古老的民族,是随着古人心智的变化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逐渐从对待世界的被动态度转变为一种主动态度。从历史的整体意义上说,哲学是对神话的批判的产物,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它的直接前身是原始神话和自然宗教观。卡西尔认为:“哲学深信,神话创作功能的产物一定具有一个哲学的,亦即一个可理解的‘意义’。如果神话在所有各种图像和符号之下隐匿起了这种意义,那末把这种意义揭示出来就成了哲学的任务。”     

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

张岱年是20世纪30、40年代创造了中西融合的哲学体系、自成一家之言的少数几位中国哲学大师之一。张岱年试图在中国传统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土壤中生长、发展出现代新唯物论哲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独辟蹊径的探索。张岱年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现代西方哲学和其他人类智慧成果,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他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虽然未能充分实现,但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     

杜威对经验概念和经验方法的重新诠释

杜威认为，传统哲学由于篡改了经验概念和经验方法的原始意义，导致哲学与生活世界疏离并使许多人对哲学失去了信心。要重建哲学的尊严，必须重新诠释经验概念和经验方法。杜威大大拓展了经验概念的含义。将经验与自然、生活、历史等内容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杜威认为唯一能揭示这种统一性的经验法是建立在原始经验基础上的，它给人提供的是一条不断探究的途径。     

理性主义发展观批判

从蒙昧走向文明、从野蛮走向理性，这是人类的进步，是社会的发展。理性地筹划自己的生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点。但是，如果把理性作为人类活动的唯一根据，把理性工具化，那么理性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正是从这一侧面来理解、规定和运用理性。一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地颂扬理性和崇拜理性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旗帜，把“理性”作为裁决一切的唯一权威。他们崇拜理性，以理性取代“神性”。理性主义思维方法成为主宰学术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一切…     

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观点

<正> 必然性和偶然性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是哲学上一个极其重要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说它重要,是因为它与人有没有自由关系极大,说它难以解决,是因为在哲学上几乎没有比这两个范畴更尖锐地相互矛盾了。因而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几乎都对它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恩格斯曾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欧洲近代哲学中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范畴的各种比较成熟的观点,都可以在古希腊哲学中找到它们的胚胎和萌芽。所以,理清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范畴的各种观点的发展线索,不是毫无意义的。     

启蒙理性主义文化的反思

作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化起源的核心思想，启蒙理性主义不仅认为理性是认知自然的合适工具，也相信理性是解决有关人与社会问题的唯一合适工具。必须一分为二地对待当前盛行的启蒙理性主义文化，辩证地吸纳启蒙理性主义文化的合理成分，把西方的科学理性与中华文化中的智慧理性结合起来。     

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本体论承诺

古希腊哲学渗透着科学的求真精神、神学的求善品德和哲学的求美风格,蠕动着诗人的自主意识,弥漫着哲人的思辨风采.直观与思辨、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自然和谐是这一时期哲学的基本特征;从总体上把握世界,寻求规范世界的统一性始基、本原,是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围绕这一中心课题,哲人们思虑着一与多、心与物、质料与形式、具体与抽象、存在与非存在、实体与非实体、动力与目的、自动与他动、感性与理性、意见与真理等对偶性范畴,形成了古希腊哲学本体论从“一”出发、一分为二,对偶发展的传统模式.     

原始崇拜体系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起点

原始崇拜体系的形成是人类精神世界形成的标志。在中国原始崇拜体系的形成中,自然崇拜、灵魂崇拜以及祖先崇拜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文明的进展,又演化为天、地、祖先崇拜。这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构建。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影响——基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理性观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产生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确立了古希腊的本体论理性观,他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维度,强调个人实践中理论理性的重要性.康德则把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提出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给人的实践行为提供一套道德法则,延续了古希腊以来以实践为范畴探讨人的道德问题的西方哲学传统.马克思发现由人的物质生产及其矛盾运动规定的历史的理性,批判了理性的道德功能,在社会历史哲学的框架下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实践理性进行革命性的转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     

“天”：从神灵崇拜到哲学建构

殷商时期的最高信仰是“帝”与“天”,二者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确立了“六经”元典的信仰之“天”。西周信仰的“天”,是自然物质与最高神灵的合一,也是祖宗崇拜与自然崇拜的合一。从“六经”“天”的信仰开始,到早期儒家诸子的“天道”,再到宋儒进一步创建的“天理”体系,儒家逐渐完成了对信仰对象“天”的哲学化建构。儒家学者对“六经”经典的不断诠释,使得“天”的最高主宰意义不断演变,衍生出一些偏正结构并兼有信仰与理性双重含义的“天道”“天理”概念。中国思想家通过对“天”的理性化创造而凸显了新的哲学意义,从而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理性发展与历史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