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诗亡佚毛诗独传原因考略

汉代解《诗》者,最早有齐、鲁、韩三家,时称今文三家诗,其后毛诗转出,为古文毛诗。后三家诗先后亡佚,毛诗大行天下。本文试从今古文之争、学术政治化和四家诗的融合、毛诗研究体系的系统化等诸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考察。而探索三家诗亡佚毛诗独传对于研究历代尤其是《诗经》汉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家《诗》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传统探析

汉代三家《诗》在继承先秦《诗》论的基础上，用各自独特的《诗》说方式，实践和发展着先秦文论思想，并与汉代的整个文论融为一体。在中国传统文论体系的建构中发挥着自已的作用。它在我国传统文论的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都最终影响到了传统文论的定型，都是在文论发展吏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三家诗说与汉帝国儒学构建——与《毛诗》说相比较

作为帝国儒学的三家诗,美刺为其诗说的中心,表面上看君王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实质上表明了君王是所有政教的中心,君王的善恶决定了国家的治乱兴衰,从而强化了君王在国家整个政教系统中的绝对中心地位。而三家诗说的"天人之学"则更神化了这一中心地位。此与尊礼虚君的《毛诗》"天礼之学"构成了泾渭分明的分野。但随着帝国政治形势的演进,三家诗说与《毛诗》说出现了缓慢地统构与融合,最终在郑玄那里得以完成。经郑玄的统合,《毛诗》几乎含融了天人、天礼、人伦秩序等所有方面,已然消解了原帝国儒学与王国儒学的分野,成为一个新的完整的帝国儒学系统。这就使得三家诗不复有帝国儒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郑玄出三家微,并相继而亡。     

姚际恒《诗经通论》研究(下)

(上接2004年第4期第25页)三、诠释原则1.回归原典“诗”或“诗三百”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发生于先秦时代,到了汉代被列为经,始有《诗经》之称,各种注释亦层出不穷。就其大者而言,汉兴之初说《诗》者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诗》,包括“诗序”与“诗传”两部分,东汉郑玄做有《毛诗传笺》与《诗谱》,《毛诗》兴盛而三家诗渐次衰微与失传。唐代孔颖达做《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重在申释毛、郑之说,同时“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到了宋代,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王质的《诗总闻》、郑樵的《诗辨妄》,尤其是朱熹的《诗集…     

汉四家著录《诗经》异字浅说

本文着重探讨毛诗与三家诗用字差异及其原因．认为差异主要表现为通用字的不同、假借字与本字的不同、异体字的不同、古字与今字的不同,而诸种“不同”主要由于同一时代同一文字在写法上的不同所致,很少由于时间迁移造成同一文字的变化所致,因而四家诗文字基本上无古文与今文之别．毛诗号称“古文”是因为后人对它的解释有别于对三家诗的解释．毛诗与三家诗的文字差异体现出民间《诗》与官方《诗》的区别．毛诗多假借字应是一种缺陷,三家许多用正字则反映出时代要求,是一种进步．     

论魏晋南北朝诗学观的新突破

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学，都是从政治礼义的角度研究《诗经》的。两汉的《诗经｝）学，基本上是先秦《诗经》学的延续与发展，不论是以齐、鲁、韩三家诗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还是以《毛诗》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都是通过诗旨与训佑的阐述，强调《诗经》的经学性而忽视《诗经》的文学性。到了汉末，盛极一时的三家诗逐渐走向衰落，而《毛诗》独兴，成为《诗经》传播的主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仅管三家诗特别是《毛诗》的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但由于儒学思想的逐步衰微，特别是由于文学进人了自觉时期，文学批评风气开始形成与兴起。在曹…     

从《说文》所收《诗经》用字谈许慎《诗》学——以“从女”字为例

汉代《诗》学的今古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这是由《诗》文本传承的历史状态决定的。检诸古文字材料,《毛诗》文本中亦有不少从女字,很可能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许慎《诗》学既宗《毛诗》,亦取三家诗之说,这不仅源自于许慎的学术渊源,还与许慎强烈的文字本借意识和模糊的文字今古认识有关,也与《诗》学和小学的复杂关系有关。     

汉代三家诗的命运变迁

东汉是经学从神秘的荒野穿越而过走向人性自觉的时代。三家《诗》因其自身素质的不同，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本文阐述了三家诗在这个时代兴盛与衰亡的发展曲线，并分析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另一方面，三家诗均具有时刻关注着现实与政治的共同倾向，并且对经义的思考与理解都更加深入，但比之《毛诗》，毕竟缺少了点独立的经学精神，这样在《毛诗》的竞争与汉魏易代的巨大变迁中，很难顺时应变，于是迅速走向衰落。     

汉儒经学、纬学诗论述要

汉儒诗学源于春秋诸子诗学,主要是围绕着《诗经》经典化解读而展开。四家诗在诗学上具有同源的关系。毛诗之外,齐、鲁、韩三家诗中,鲁诗之传承,最为渊源有自,流行并取重于世似乎也早于齐、韩两家。三家诗齐诗近玄,鲁诗与韩诗近史。齐诗与毛诗都以性情论诗,但宗旨不同。四家诗都以言志为基本宗旨,以分别美刺为基本的说诗方法,对于具体诗篇的美刺,看法上有同有异。     

汉四家诗与荀子

从引诗的角度全面考察汉四家诗与荀子的关系：《毛传》趋同荀子，另一方面亦异于荀子，并且只是借鉴荀子诗说。《齐诗》与荀子的关系，今人论及较少。通过考辨可知，《齐诗》亦趋同于荀子诗说。经学史与文献上都有证据可以证明今文鲁、韩二家同于荀子诗说。基于此种现象，则应着重把握它们之间并不齐一的一面。总的结论是汉四家诗与荀子之间的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既不应否定，也不宜夸大。     

瞿秋白咏梅词精神及其词学接受意义发微——兼与陆游、毛泽东咏梅词之比较

陆游《卜算子·咏梅》词的接受史程中,与其精神脉承之佳作,甚具代表、别有深意的当推瞿秋白与毛泽东同词牌、同题目之咏梅词。从陆游到瞿秋白,再到毛泽东,同题咏梅,异代心声,灵犀相通,各具神韵。在这三位诗人的咏梅词作中,瞿秋白的《卜算子·咏梅》在词心的抒发、精神的展示、境界的提升、艺术的创新诸方面,皆具承前启后的津梁作用。     

论刘向诗经学之家法

关于刘向诗经学在齐、鲁、韩、毛诸家中属于哪一派的问题 ,历来聚讼纷纭。本文首先重新考察了汉人重家学、四家诗异同、以诗证事与引事明诗的区别等汉代诗经学的基本命题 ,澄清了若干旧观念 ;其次 ,在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刘向现存诗说的基础上 ,逐条分析刘向《诗》说的经学派别 ,发现刘向《诗》说与四家诗分别有同有异 ,刘向对四家诗说确实是兼收并蓄的。刘向诗经学归属的复杂性 ,说明了重新考察汉代经学的真面目的重要意义。     

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

《诗经》学从汉初的压抑中奋起 ,文、景时期 ,积极进取 ,逼黄老思想退位 ;武、昭、宣时期 ,屈居于《春秋公羊》学之下 ,仅作为治国指导思想之一 ;元、成、哀、平时期 ,成为治国主导思想 ;进入东汉以后 ,又让位于《孝经》 ,渐渐远离政治中心。就《诗经》学内部来说 ,文、景、武、昭、宣时期 ,《鲁诗》学盛行 ;元、成、哀、平时期 ,《齐诗》学超乎其上 ;东汉《毛诗》学兴盛 ,《韩诗》学亦稍有起色。《诗经》学作为上层建筑 ,与政治关系的远近 ,决定于它满足社会需要和统治需要的程度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     

蒙文通经学四变述论

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承廖平而来并加以发展。他批评汉学流弊 ,倡鲁、齐、晋之学 ,以地域分今、古 ;破弃今、古文经家法 ,而宗周秦儒学之旨 ;其后 ,蒙文通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 ,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 ,推崇西汉今文经学 ;后于晚年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 ,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蒙文通的经学思想内涵丰富 ,经历了四次变化 ,值得认真总结与研究探讨。     

《齐诗》情性论新探

汉代儒家学者接续先秦学者对情性的关注,运用情性论《诗》,在汉代经学视野下对于文学内部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汉代四家诗中,《齐诗》学者的情性论颇有特色.同出一脉的匡衡与翼奉对此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翼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情性,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的渗透.作为同受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牢笼的汉代各家诗学,不管“匡氏”学与“翼氏”学,还是《齐诗》学与《毛诗》学,其最终目的都是干预现实,经世致用.     

《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本文以探讨《汉书.艺文志》为何没有著录《楚辞》入手,梳理了《楚辞》一书的结集过程,探讨了《别录》与《楚辞》二书完成时间的先后,认为刘向写《别录》在先,结集《楚辞》在后,所以《别录》中没有收录《楚辞》,班固因袭《七略》既成体例,故不录入。     

论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 ,齐鲁之地就是公认的文化中心 ,进入秦汉大一统之世 ,齐鲁仍长期保持着礼仪之乡、文化之都的特殊地位。齐鲁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维系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齐鲁经济实力的强大和政治地理形势的重要 ,使其一直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 ;汉代的经学也是由齐鲁之学发展而成的。齐鲁文化不依赖政治权威 ,而凭借学术积淀和人才等文化因素形成并维系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宝贵资源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