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视域中的制度变迁述论

制度变迁与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家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各种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时,各种制度就能获得社会行为主体普遍的认同与服从。博弈各方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推动着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往往更关注自身个体理性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需求。作为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公共价值的公共理性,是协调与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纽带与桥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理性与公共理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由现代化导致的空前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制度环境的构建,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在逐步走向公共理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公共权力主体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中,逐步实现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正向的制度变迁。     

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的活动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执政党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     

从利己理性到道德理性——网络时代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学假设

以纯粹利己理性为行为基础的经济行为对市场经济制度会造成一定的危害 ,而对利己行为的外在的制度约束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危害 ,只有市场中行为主体具有内生的道德理性 ,才能使社会的制度约束对经济行为的调节更为有效。在经济社会 ,人们从利己理性向道德理性的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 ,而迅速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逐步减少不同文化间的排异 ,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 ,是实现这个转变所必需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     

环境伦理:科学理性挑战价值理性

如何从科学走向伦理学 ,从生态学走向环境伦理学 ?在科学理性挑战价值理性面前 ,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它们各有其真理性一面 ,但却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辨析与说明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时期的理性完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作为爱国统一战线形式之一的政治协商制度面临着种种挑战。新时期的全球化驱使着这一制度与时俱进，不断完善，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民主化。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理性地思考这一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加强创新其运行机制，在完善党的自身建设的基础上，对政治协商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使多党合作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制度。     

“理性”的发展及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

从古希腊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理性经历了从客观归属到主观归属的转变；近代反启蒙运动则高举反理性主义的旗帜，对理性的合法性进行反思；后现代主义运动对理性的“攻击”更为猛烈；而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则企图通过揭示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樊篱为理性寻找新的出路。     

论基于“公共理性”的教育制度

“公共理性”是来源于政治学并扩大到社会学各个“公共领域”的理性概念,公共理性不同于个人理性,不是绝对理性和后现代无理性。在教育制度制定过程中,公共理性是有效教育制度建构的内在要求;在教育制度实施过程中,公共理性是教育制度有效实施的核心保障力量。     

“科技理性”的价值误解及生态实践理性的超越

立足于人们对科技理性的价值批判,通过论述科技理性之善之两重性来为科技理性正名,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科技理性向实践理性转变的必要性所在,论述科技理性的实践性转变是应对生态危机的有效措施.     

公共理性：现代执政党伦理建设的理性基础

公共理性是现代公共行政的理性基础,现代公共行政中,政府的责任就是提供公共利益.执政党通过政策的制订与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对政府进行领导,所以就必须和政府一样具有公共理性的能力.同时,公共理性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理性,与现代执政党的伦理诉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公共行政理性范式之嬗变与取向——一种三维理性范式倡导

公共行政伦理精神的实现需要一种理性规约.公共行政范式的转换所隐含的是一种理性范式的选择,并主要表现为价值—工具;事实—价值;工具—事实的二维螺旋式发展,且重心往往偏向于一端.然而,公共行政的精神需要价值—事实—工具三种理性的融合来实现,任何的偏颇都会使公共行政研究与实践的合法性遭受质疑.只有将价值—工具—事实相融合的三维理性范式,才能使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避免理想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片面性,走出盲动、空想、自负的迷局.     

交往理性规约工具理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转型及其中国启示

现代性及其现代性批判在历史上一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探究历史,无论是黑格尔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批判还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现代性所展开的非理性主义批判,都没有真正成为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合理路径。哈贝马斯从现代启蒙理性的主体性出发,坚持现代性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了现代理性主义范式的哲学转换,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了交往理性范式。对于现代性所呈现的多元价值立场基础上的统一理性规范基础缺失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理性代替理论理性,进而为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论出路。对于正在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关键期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也构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的内在价值诉求和最为精髓、最富当代价值的内容。     

主体需要的合理性是价值判断合理性的标准

在当今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越来越丰富、多样和复杂,相应地,价值冲突也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对价值判断的合理性问题的研究就十分重要。而价值论问题在我国学术界争论较大。本文强调主体需要与价值判断的内在联系,从主体需要的内容、程度、满足需要的目的和方式等方面具体分析了主体需要的合理性,并阐明主体需要的合理性是衡量价值判断合理性的标准,主体需要合理性的限度确定了价值判断合理性的限度,以期为人们正确对待多元价值和价值冲突提供理论说明。     

政治理性：认知理性还是公共理性——论桑德尔对罗尔斯理性观的挑战

在对正义原则进行哲学论证时,罗尔斯借助了工具理性和基于个人间的公共理性的观念,桑德尔批评罗尔斯的这种理性观念是先验的,是与他的先验人性论——自我观紧密相联的。桑德尔越过罗尔斯的理性观,进而提出了他自己的理性观——社群背景下的认知理性:在社群背景下发现自己目的和认识自己目标的能力。     

西方的理性与哲学理性

理性漫过曙光与自我否定,在中世纪神学时代的遮蔽后,进入启蒙时期而获得复兴。至于工具理性时期的盲崇,抑或是后现代反理性的到来,理性始终是在被肯定与否定的过程中展现时代所具有的本质。针对理性的发展与其不同阶段的探索结果,中国的发展应予借鉴。当今的中国可以总结后现代主义非理性的优势和劣势,给予继承批判与超越,从而探索后后现代主义的新理性。     

选择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现代医学面临的难题

当前是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经济快速发展,也带来了物欲膨胀后果,体现在现代医学领域,就是工具理性片面发展,而相应的价值理性则大大地被忽略了,带来了严重的现实问题。为了现代医学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的实现,就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统一与整合,最终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西方的理性与哲学理性

理性漫过曙光与自我否定,在中世纪神学时代的遮蔽后,进入启蒙时期而获得复兴。至于工具理性时期的盲崇,抑或是后现代反理性的到来,理性始终是在被肯定与否定的过程中展现时代所具有的本质。针对理性的发展与其不同阶段的探索结果,中国的发展应予借鉴。当今的中国可以总结后现代主义非理性的优势和劣势,给予继承批判与超越,从而探索后后现代主义的新理性。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方案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实践理性脱离了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因素,致使个人和社会相分离,并和实践之间存在着过于直接的联系,因此它在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社会整合问题上失去了作用,进而被思想家们所抛弃.而他所提出的交往理性的方案就是要把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制定问题放在话语的交流过程中,用对话中的恰当理由来证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这种把理性的观念放在话语过程和理解过程中的思路,克服了实践理性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重新理解理性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

社会科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最早缘于哈耶克传统。在经济学中也存在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两种主义。对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进行分析,并对经济学中的这两种主义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基于经济学中这两种主义的比较和分析对于现实的中国经济实践有其现实意义。     

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与融合

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肇始于古希腊时期的理性是承载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相互作用。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两者出现了分裂与冲突,使得人类不断迷失自我,甚至异化为技术的、最终被货币主宰的物的附庸,从而形成了人类心灵与生存环境的双重困境。因此,只有坚持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融合,实现科学求真与伦理求善的内在统一,才能使人类社会真正走出现实困境,最终实现物质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