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视域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机械论的片面性造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使得人类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工具理性彰显而价值理性衰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是解决当前人类生存困境的重要途径,当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医学应用使这种融合成为可能,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与发展是二者融合的表现之一.坚持以价值理性规范工具理性、以工具理性支撑价值理性来进行生命伦理学研究,就要坚持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具体应用中分析其应该遵循的规范和价值标准,用归纳出的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来引领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以生命伦理学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模式为其他学科领域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析框架

在学理层面上,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达到和合统一的应然状态。然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由于价值理性的畸变和异化,工具理性的缺失与僭越,致使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处于错位与分裂状态。要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在价值理性的规约下选择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手段,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和谐统一、功能互补。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框架下农村留守家庭问题治理研究——基于会村的调研

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出发,基于个案,探讨在农村留守家庭问题治理中治理主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选择的原则和效果。研究发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选择的错位是农村留守家庭问题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要实现终止留守,农民能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既要改变制度供给方式,又要重视乡村价值,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现代性的理性偏向

现代理性偏向,工具理性膨胀,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现代性危机在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化,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病象都可以说是工具理性渗透的结果,是工具理性增长所带来的副产品.矫正现代性的理性偏向,必须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整合.     

对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反思

工具理性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巨大物质文明但也受到诸多非议和批判。回首百年现代管理的演进历史,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的核心工作以及管理实践中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位置,工具理性深深地影响着管理的现代发展,也深化了现代管理思想内涵和管理模式并引导了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方向。但随着管理实践问题的反思,工具理性思维下的“人性假设”、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效率主义”、官僚制组织对人的异化以及工具理性高扬下的价值理性衰落已成为凸显问题。只有在现代管理中深度融入“3p”人本管理理念,强化管理伦理建设,建立有效的管理价值评价体系,才能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融合与统一,找到工具理性更好的发展之路。     

理性的结构与教育模式的转换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理性矛盾结构的两个方面 ,理性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发展 ,不同的教育使理性的不同方面得到发展 ,人文教育发展的是人的价值理性 ,科技教育发展的是人的工具理性。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 ,越来越发现理性的单极发展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理性均衡发展的意义日益突显出来。为了实现理性的均衡发展 ,教育必须实现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的有机结合     

试论科学发展观对传统理性难题的破解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的应然状态应当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但随着物欲的恶性膨胀以及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导致二者关系的扭曲与断裂,在实然状态下表现为二律背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破解了这一理性难题,实现了二者由二律背反走向对立统一。     

论政治价值的理性证成

从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理性动力、理性运思与理论形态四个方面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证成。首先在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视域中从客观理性、上帝神性、演进理性与主体理性的视角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其次指出：理性,作为政治主体的内在规定与政治发展规律的主体向度而启引着政治价值的创生、批判着政治社会的价值现状、推动着政治价值理想的实现。再次,从理论理性的逻辑推演、价值理性的前提先设、工具理性的设计建构等方面分析了理性对政治价值体系的思维运演。最后,指出了政治价值的最高理性形态是政治哲学理论,无论是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还是非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实际上都是理性主义的。     

环境治理的价值取向探析——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为视角

环境治理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单靠制度建构和数量监控难以取得深层次的效果,当前环境治理中普遍存在漠视人文价值的倾向,缺乏对价值观的深入剖析。为此,本文从人类理性的两大维度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入手,分别论述了环境治理的工具理性取向和价值理性取向,提出划定价值理性最低限度和工具理性最高限度的原则,探析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实现环境治理价值跃迁的路径。     

环境问题与国际制度变迁

人类解决环境问题的努力随着其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入经历了从变革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到改变世界秩序 ,诉诸国际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视角转移。建立起全球公平合作关系 ,将个体理性转化为集体理性 ,是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 ,环境问题又为广泛的国际制度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工具理性 (国际环境保护制度 )与鲜明的价值理性 ,推动着创造出符合人—社会—自然系统和谐发展的国际制度体系。作为工具理性方面 ,其影响重在制度创新 ;作为价值理性方面 ,其影响重在制度变迁。在国际制度变迁视角下 ,国际环境保护制度是价值理性有余而工具理性不足     

理性的历史演变及中国社会的理性建构

近代启蒙哲学家开创近代理性主义以来,理性思想经历了"独断论"、"批判理论"、"辩证理性"、"技术理性"、"社会批判理论"、"交往理性"等的历史演变,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思想家,从自己所抽象的理性理论出发批判、补充前人的思想,却难免从一个片面理论走向另一个片面理论,这种理性的历史演变虽难以穷尽,但其核心却揭示:具有现代系统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应是一种肯定"技术理性"系统之外的"价值理性"系统存在的价值的理论.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和肯定价值理性的理论为当代中国社会培育理性精神,达成技术理性、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的统一,实现理性自身的超越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合理的需要与实践的合理性

随着学界对人的主体性、价值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现代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合理性特别是实践合理性问题凸显出来。人的本质、需要和实践三者具有内在一致性;需要的合理性是实践合理性的重要前提和关键环节。需要和实践的合理化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状态的题中之意,也是摆脱现代人类生存困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     

哲学理性与社会学合理性之关系

从词源学、概念发展史与概念特征三个角度论述哲学理性和社会学合理性的关系,从词源学来看,理性偏向于哲学上使用的本体论、认识论概念,合理性更多地指一种和人的思想、认识、评价相关的社会学概念。从概念发展来看,二者经历了五个阶段：古希腊、中世纪本体论理性,近代认识论理性,启蒙运动社会合理性,现代合理性和后现代合理性;五个阶段是一个逐步由哲学理性走向社会学合理性的过程。     

理性与合理性之比较

理性与合理性的关系可以从词源学、概念发展史与概念特征三个角度来探讨。从词源学来看,理性偏向于哲学上使用的本体论、认识论概念,合理性更多地指一种和人的思想、认识、评价相关的社会学概念。从概念发展来看,二者经历了五个阶段:古希腊、中世纪本体论理性,近代认识论理性,启蒙运动社会合理性,现代合理性和后现代合理性。这五个阶段是一个逐步由哲学理性走向社会学合理性的过程。从各自的具体特征来看,理性强调超验性和绝对普遍性,合理性则强调经验性和相对普遍性。     

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掣’。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发展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     

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的悖论及其命运

技术理性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之一,作为人类理性与近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延伸和拓展了人的身体,而且超越了人在自然上的维度。但是技术理性一方面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如现代人的异化、世界的祛魅、生态危机等等。技术理性的泛化和它与价值理性的分离,使现代社会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如何摆脱技术理性的控制及其危机,不仅关乎技术理性未来的命运,而且关乎整个社会的发展。     

人权与理性的法理言说

人权是人类具有理性思维之后的选择性产物，人权的发展以理性为主轴而形成相对完整的人权之链。进入现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自主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频繁交涉，理性轴承功能逐渐消退，人权发展的理性图景呈现出模糊性情境。为此需要超越传统抽象理性假定思维模式，通过实践性和关系性的商谈理性达成理性基础上的人权系谱共识，并通过自治论据、共识论据与民主论据等予以证成和推进，以迭致破解现代人权迷途理性之策。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在分析沟通行为与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在语言行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不同于传统理性观的沟通理性。他以沟通理性为核心概念剖析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补充和拓展了以往理性观的内涵，他的理性观也为西方理性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可供选择的途径。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