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评析

“交往行为”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他比较分析了交往行为与其它社会行为的区别，突出了交往行为的特殊地位。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的合理性是语言性、互主体性、程序性、可误性、开放性，这有别于传统的意识理性，体现了哈贝马斯对理性的重建。“生活世界”和“系统”是交往行为的补充概念，是从行为理论过渡到社会理论的桥梁，这一对范畴的提出表明了哈贝马斯对“社会”的重新理解。对西方社会的诊断是交往理论社会批判实质的集中体现。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哈贝马斯（Ｊｕ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２９─）所建构的交往理论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商谈伦理学（Ｄｉｓｋｕｒｓｅｔｈｉｋ）在其交往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地位：从理论上讲，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他的以理性为基础、视语言为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中介和交往行为相互协调的机制的交往理论的理论论证过程；从实践上讲，哈贝马斯试图以商谈伦理学的建立，将理论的交往理性扩充到实践的交往理性，完成他在哲学上所进行的“范式转换”。它无疑为走出传统伦理学的困境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途径。     

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探析

合理性问题是哈贝马斯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探讨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思想,通过对韦伯理性观的分析,指出了传统合理性的局限之所在,并在以“生活世界——体制”的双重构架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基础上,阐述了哈贝马斯以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去构建其交往合理性的必然性。     

评哈贝马斯的社会问题理论

哈贝马斯堪称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最为杰出的社会问题理论家,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我们认为,哈贝马斯不仅是现代主义理论家,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中社会问题的重要研究者。他积极倡导将哲学和社会学理论转变为一种人们可以广义地称之为理性重建的理论,即是一种具有自我反思性、能够提出批判尺度的社会理论。他的现代性理念、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他的"批判的解释学"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略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主要是指主体间通过语言的沟通和交流,求的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行为。生活世界作为主体间进行交往活动的背景,它的结构在现代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即产生所谓殖民化问题。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实现交往合理性为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出路,交往合理性就是要寻求交往行为的合理根据,这个根据主要是交往主体间普遍认同和遵循的规范,实现交往合理性还需要交往主体选择合适的语言、开展有效的对话活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把语言作为达到理解和共识的中介,提过重新界定理性,将交往理性从理论层面扩展到实践层面,为解决交往异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重建

理性和合理性概念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概念 ,西方哲学的变革大多表现为对这个概念的重新阐释与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病态是用过于狭隘的工具合理性概念分析现代性的结果 ,现代社会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走入末途 ,相反这正是社会合理化有待发展的表现。哈贝马斯在对韦伯的工具合理性进行改造的基础上 ,引入了交往合理性概念 ,从而重建了理性和现代性的地位     

宗教在公共领域的角色——哈贝马斯的后世俗反思

宗教在公共领域的角色是一个争议性课题,不少自由主义者认为信仰是私人的事情,所以宗教不应在公共领域中担任重要角色。早期的哈贝马斯也有类此看法,然而近年他对宗教持较同情和肯定的态度,甚或对"世俗主义社会"的自足性提出深刻的反思。在哈贝马斯与拉辛格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对话里,哈贝马斯提出"后世俗社会"的新概念,批判僵化的和排斥宗教的世俗主义。一方面,哈贝马斯仍然坚持他的后形而上学和沟通伦理的观点,相信世俗自由社会可在宗教或形而上世界观之外找到基础。另一方面,他看到世俗理性的限制,并肯定整体而言宗教对维系健全的民主是有良性作用的。他甚至认为哲学必须愿意从神学身上学习。他相信在后世俗社会里,宗教会持续存在,而我们也要对宗教的真理存开放性。在现代社会中,哈贝马斯关于后世俗社会的构想,应有助于激烈争辩的多方能更和平、更理性地沟通。     

存在哲学视野中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另一种解读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在批判现代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弊病和危机的同时,旨在为这一社会提供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则关注于人的生存问题,力图通过对"存在"整体的深度分析来揭示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生存困境,并最终通过诗性的语言来得到克服。与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进路相比较,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可以视为是面向生活世界的交往问题而提出来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作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的现实起点,以交往行为为核心实现"交往范式"对"劳动范式"的理论置换,并通过对交往行为进行规范语用学分析将交往理性重建为一种规范的力量,揭示出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活动之中的有效性规范,以此谋求对交往问题的规范性解决。     

交往理性观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以化解现代资本主义危机、寻找经济发展与社会交往的和谐为目的提出交往理性观,倡导人与人平等共处,协商对话,反对外来干涉,主张还原交往行为之本来面目.这一交往理性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由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诊断而提出交往行为理论。他寄希望于“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以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交往行为理论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同时又带有乌托邦色彩。研究该理论,对社会走出现代性困境有普世意义,对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有重要启迪意义。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研究

哈贝马斯对先验理性、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我们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很多标准进行反思和质疑。其中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可使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翻译观念能随社会、语言的变化而变化,使翻译研究奠基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和汲纳可使译者注重翻译的社会影响,使译者在其无意识向意识的翻译过程中注重社会规范的遵从。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有助于译者在翻译时注重与作者、文本的对话和交流,并使译者在翻译时通过反思与传统对话。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的一般与个别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把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生活世界与系统、交往行动与目的行动、交往语言与独白语言作了厘清,阐述了<交往行动理论>构建出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交往行动理论是其精髓.根据交往行动理论,他构建了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     

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

介绍和评述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普遍语用学的研究任务、基本特征、理论依据及交往理性.哈贝马斯是通过借鉴当代语言学理论和分析哲学的观点,提出了研究言语行为理论的普遍语用学,为其交往行为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并由此实现了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语言论转向.     

阐释的批判与批判的阐释--释哈贝马斯的批判阐释学

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论和传统社会批判理论的社会研究方法的批判,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共识真理为目的,通过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批判,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研究框架,形成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由于坚持社会科学理论有普遍而规范的客观基础的存在,并以此去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批判阐释学尽管提供了一种分析社会的新视角,却很难达成哈贝马斯所赋予的理论使命.     

从交际翻译理论视角看《佐治刍言》

采用描述性方法,从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视角来分析《佐治刍言》中的＂非忠实＂翻译现象。指出该译本的改写是译者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基于原文的交际特性,为了实现特殊翻译目的而有意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将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很好地同原文信息进行融合,使得译本被中国文人所接受。认为这种基于文本交际特性的改写,对当下的翻译活动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对哈贝马斯理性重构的解读

论述了启蒙以来的理性曾带给人们现代性的乌托邦,但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危机使人们对理性进行了深刻反思。本文指出,哈贝马斯没有放弃理性而是以交往理性重建理性,捍卫现代性。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价值合理性与缺憾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是从其交往行为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一种现代伦理范型,其研究范围严格限于实践理性的道德应用方面,因而体现了义务论、形式主义、认知主义、普遍主义的特征。其重大意义在于重申了理性价值,不但批判了道德怀疑主义、道德情境主义,而且有力地回应了后现代思潮所带来的道德虚无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但话语伦理学并非完美无缺,体现了程序化、理想化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