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现代执政党伦理建设的理性基础

公共理性是现代公共行政的理性基础,现代公共行政中,政府的责任就是提供公共利益.执政党通过政策的制订与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对政府进行领导,所以就必须和政府一样具有公共理性的能力.同时,公共理性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理性,与现代执政党的伦理诉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公共理性视域中的制度变迁述论

制度变迁与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家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各种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时,各种制度就能获得社会行为主体普遍的认同与服从。博弈各方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推动着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往往更关注自身个体理性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需求。作为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公共价值的公共理性,是协调与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纽带与桥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理性与公共理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由现代化导致的空前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制度环境的构建,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在逐步走向公共理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公共权力主体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中,逐步实现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正向的制度变迁。     

核心行动者与当前我国公共理性、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

公共理性是建构社会合作系统与良序社会的核心理念,政治公共空间则为公共理性的展开提供前提条件。"制度——核心行动者"分析框架为考察当前我国公共理性与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范式,依据这一范式的公共理性构建呈现为以执政党为核心行动者推动民生政治、公民政治与共和政治的进路,政治公共空间构建则体现为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在不同领域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建构方式。     

现代技术风险的安全理性考量

与传统不同,现代技术风险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这种威胁可以演变成为伤害或灾害,因而迫切需要我们对技术的安全性进行考查,进而建立起合理的社会安全秩序,进一步发挥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现代技术的安全性考量是一个安全理性的过程,它包括着科学理性、价值理性和公共理性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科学发展理性:中国转型社会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基础。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公共理性表现为科学发展理性,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对求解中国转型社会问题的最佳回应;二,对古今中西公共理性的扬弃和创新。科学发展理性的公共价值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思想研究

罗尔斯在后期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公共理性这一根本性的概念。通过对现代民主社会基本状况的分析,罗尔斯认为,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出发可建构出一种政治正义观念,而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公共理性能够成为政治正当性证明的公共基础。因此,通过考察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罗尔斯公共理性思想的基本特征。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论公共理性精神

公共理性是有限理性、渐进理性,作为导向制度正义与政策正义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其核心功能在于塑成权力的合法性与利益的协调性。它表达的是公正理念,倡导的是社会合作,追求的是协商民主,运行的是共赢思维,发展的是公共治理的逻辑。作为公共领域的核心精神,公共理性精神是和谐公共空间成长与良善公共生活营造所必需的一系列精神观念、文化要素与心理习惯。践行公共理性精神,就意味着在公共管理中充分彰显公共价值、以公共的视野和思维逻辑进行治理,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达致公共生活的民主化与效能化。     

论基于“公共理性”的教育制度

“公共理性”是来源于政治学并扩大到社会学各个“公共领域”的理性概念,公共理性不同于个人理性,不是绝对理性和后现代无理性。在教育制度制定过程中,公共理性是有效教育制度建构的内在要求;在教育制度实施过程中,公共理性是教育制度有效实施的核心保障力量。     

西蒙的有限理性研究综述

西蒙的有限理性行为理论构成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石,它更加合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实际决策情况。本文在探讨有限理性行为理论起源的基础上,综述其有关研究现状。     

国家、政党、社会:基于认同匮乏与公共精神短缺的价值整合

社会转型期,经济领域的变革推动着社会价值趋向多元,价值多元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个体价值的过度膨胀,由此而出现的价值冲突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着消解作用,影响着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均衡,在国家、政党与社会层面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认同匮乏问题。在社会生活领域,认同匮乏的具体表现就是公共精神短缺。由于公共精神短缺而导致的社会分裂会从根本上破坏国家和执政党生存、发展的土壤。执政党价值整合语境下的价值,其内在构成是以认同为核心,包括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社会认同三重维度,分别指向共同理想、行动力量和公共精神。执政党价值整合的路径在于通过建构国家价值体系、建设良好的公民生活空间、强化公民教育来强化国家认同,通过强化意识形态认同、形象认同、情感认同和行动认同来强化政党认同,通过建构公共价值规则、协同个体价值目标、强化社区认同来强化社会认同。     

论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分殊与融通

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分歧由来已久,"交恶说"和"融合论"都同样把它们看成为相互外在的两极。文章立足于人文理性的视角,考察了理性的分化和科学理性的张扬过程,揭示了科学理性的人文价值内涵,最后从存在论、人性论和哲学理性完整性的意义上论述了二者的同根共源。     

公选村支书的发生机制与现实价值

公选村支书从局部试点并在全国推广,标志着公选村支书已经从个别地方的实践成为选拔村支书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从发生机制上来看,公选村支书主要由地方主动创新,并由地方党政领导精心设计、直接组织的。公选村支书创新了村干部的选任方式;提高了村干部队伍素质;扩大了党内民主,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推进了基层民主的发展;深化了乡镇机构的改革。     

试论技术理性及其批判

技术理性是人类理性的特殊的、综合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技术理性批判是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批判,而不是对它的一般批判,更不是对其简单否定或抛弃。准确把握技术理性必须辩证地理解技术实践的二重性特征,应把技术理性与其构成要素区别开来,其完善与建构应在技术与人文和道德的互动中展开。     

执政合法性视野中的执政个体合道德性探析

执政“合道德性”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之一。执政个体的合道德性,即作为执政体系组成者和执政活动实施者的具体的个人,其个体伦理取向符合道德规范。具体内涵包括建立在公平、正义、人道这一执政整体伦理基础之上的廉洁、勇敢、诚实等方面。执政个体的合道德性影响到民众对于政党执政理念、执政能力和执政信誉的认同。     

强力、认知与伦理:公共理性的三个分析维度

在以理性分歧为特征的现代多元主义条件下,公共理性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方法转向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一些学者试图从霍布斯式的公共理性观念中获取灵感,但这种观念是建立在纯粹的强力之上的,没有任何认知与伦理的基础,同时它在本质上仍然是私人性的,而不是公共的。当代公共理性以认知和伦理之维为其内部的构成性要素,以强力为最终的外部保障,但它的认知方面仅仅在于,它在认知能力上不逊于其他认知方式,而其真正的优越性则在其伦理之维。结果,公共理性的辩护方式意味着真理与辩护之间的某种距离。     

市场·理性·制度

市场模式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也是当代社会文明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市场模式促进了人的独立性、自由性的提高,使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发生了根本的飞跃。理性是市场模式建立的思维前提,也是市场模式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机制本身包含了非平等的秩序性倾向,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转化是消除市场机制非合理趋势的条件。制度规范作用的凸显是市场模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集体理性的表现。制度在市场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     

关于技术理性的几点思考

技术理性是人类理性的特殊的、综合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其基本特点是科学合理性,社会合意性,技术原理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和技术规范的有效性,物质需求功能化,效用最大化,设计的理想性、创造性、妥协性,制造和生产的条件性、强制性.技术理性批判是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