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阐释普惠金融减贫机理、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估普惠金融减贫绩效对推进中部地区金融扶贫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通过金融服务对象的拓展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并增加贫困农民收入,保险产品的普遍应用提升“因病致穷”等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金融产品成本的削减增强农民使用金融产品的意愿和能力等途径减缓农村贫困。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其综合指数、广度指数和深度指数的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0.349、0.284和0.510提升到2014年的0.850、0.898和0.727。在1%置信水平上,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和广度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农村贫困率分别下降0.151和0.122个百分点,普惠金融深度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可通过加快发展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保险等措施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     

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普惠金融走上了数字化发展之路.因此尝试从实证方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这对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长三角2011-2018年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呈正向影响作用,且对于长三角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升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长三角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降低.最后,基于相关研究分析,针对发展策略,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

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农村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2)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即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明显，中部次之，西部较弱。     

基于地区数据的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测度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发展普惠金融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四川省为此推出了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在此背景下,测度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度、深化度、互联网金融四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并用变异系数法进行赋权,计算得出四川省各地市的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发现：虽然四川省各地市普惠金融指数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但是各地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在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差异化普惠金融政策、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营造普惠金融文化环境等措施,积极缩小各地市的差距,推进各地区普惠金融平衡发展。     

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基于安徽省16市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描述安徽省数字金融发展现状及时空特征,并实证考察安徽数字金融发展的包容性增长效应.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中,安徽省数字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但发展势头良好;2011-2019年,安徽省包容性TFP年均增长1.93％,技术进步是安徽省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主要来源;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安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这一促进效应不仅受到数字金融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还存在人力资本的调节影响.为进一步加快安徽包容性增长,实现共同富裕,建议加快推动数字安徽建设、加强目标人群数字金融素质、注重防范数字金融创新风险.     

乡村振兴中农民转型的普惠金融支持及其福利效应

农民转型中的普惠金融支持及其福利影响是一个重要课题。从我国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看,农村金融普惠性与农民转型程度互为格兰杰原因,具有双向互促效应。同时,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转型虽然并不存在"立竿见影"的福利效应,但长期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民转型具有福利增益效应。此外,在考虑农业现代化这一变量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都对农民转型的福利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会降低农民市民化转型的福利收益,增大其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的福利收益预期。因此,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服务农民转型既要支持城镇化进程中的剩余农业人口市民化,更要着力支持乡村振兴中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职业化。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规划进入全面实施,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及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随后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表示我国各省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提升较慢,就2018年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而言,中部地区稍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偏低,且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定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乡村振兴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量化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振兴指标不同维度的影响。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章运用门槛模型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对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这四个方面的显著正向影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作用具备双重门槛特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位于第一门槛值(2.916 1)和第二门槛值(5.735 7)之间时,其对乡村振兴水平的影响作用最弱,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跨越第二门槛值时,其对乡村振兴水平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截至2018年,全国有8个省份数字普惠金融跨越第二门槛值,其中有6个为东部沿海省份。由此可见,我国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不均衡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加大各地区普惠金融实施力度,有效提升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第二,根据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实施有差别的普惠金融策略,提升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三,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相应体制机制;第四,建立智能化风控体系,构建普惠金融监管机制,有效防范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风险。     

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 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发布的2011-2018年中国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分维度指数,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法分别考察了其分布动态与地区差异状况,之后利用构建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和MLE估计法实证考察了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成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发展均主要呈现单极化现象,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则存在微弱多极分化现象,不同区域具有一定异质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各维度发展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下降态势,其中,造成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都是区域间差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均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表现更显著。另外,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人口密度、传统金融规模、城镇化率、经济增长目标和创新水平等一系列考察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的影响各有不同,同时因地区不同,其影响效应也具有明显差异性。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制造业集聚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及发展环境的重要工具, 对我国制造业集聚发展影响深远。基于此, 本文选择中国 2011-2019 年 285 个城市面板数据, 尝试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集聚, 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等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 还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改善人力资本水平来影响地区外部环境, 从而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发展。其次, 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不同维度也会对制造业集聚产生差异性影响, 主要促进作用来源于覆盖广度。最后,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探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农信机构的社会绩效吗? ——基于2014-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事实上,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以网上银行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引人关注,并与农信机构在客户、资金等方面展开了竞争,影响农信机构的绩效.为此,文章基于213家农信机构2014-201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GM M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社会绩效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识别了省联社干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农信机构的社会绩效;(2)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信机构社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农信机构的社会绩效有更加显著的负向影响;(4)省联社干预减缓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社会绩效的不利影响.上述实证结论对农信机构改善社会绩效、加快省联社改革以及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