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依规治党法规制度体系研究

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条件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目前,依规治党法规制度体系已初具雏形,但仍存在制定工作不平衡、一些主要领域缺乏基础主干法规、一些配套法规制度尚未出台、一些实践急需的党内法规尚未制定、一些党内法规滞后于党的建设实践、党内法规制定权限不够清晰和制定技术有待提高等问题。加快构建依规治党法规制度体系,必须坚持统筹协调,坚持整体推进,坚持多措并举,坚持法治思维。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法理意蕴与实践价值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价值内涵和目标指向、充分的现实依据和时代特色,蕴含着深厚的法理意蕴与丰富的实践价值。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实现路径。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回答了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发展模式、动力机制、路径方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引领着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深刻变革与发展。     

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重要论断,是习近平法治思想鲜明实践品格的重要体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内在基础在于制度意志、法治体系和治理体系三者的一致性.统合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也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为进一步破除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进程中的困境,需要形成"根本保证—理论框架—实践路径"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进路,为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提供具体的导向和指引.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

新制度经济学“正式—非正式”制度分析范式为揭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提供了理论模型与工具。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关键在于通过整合作为党内正式制度形式的党内法规与党内非正式制度基础的“党德”,从而实现两套治理规范的优势互补与效能互动。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需要共同发挥党内法规与“党德”的治理效能,形成治理合力。任何单一制度治理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度失灵、治理低效与缺乏经济性等内在局限。二者结合如超越一定限度也可能会引发诸如制度间协调不畅、制度缺位和互动不足等问题挑战。鉴于此,需要在妥善把握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关系以及制度变迁的条件限度前提下,重新构思两者相结合的制度互动模式,激活其中的内生动力与治理需求,强化制度供给与保障,综合考虑制度建构与运行的成本,以求更好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协调统一、相互助益。     

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下党内法规体系再完善的实践逻辑与推进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下,党内法规体系的再完善需遵循阶段性完善和发展性完善辩证统一的制度和实践逻辑。一方面,党内法规体系需突破既有的阶段性制度建设成果,实现从“比较完善”向“完善”的跃升;另一方面,需要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衍生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命题的具体要求,推动制度更新再造,实现党内法规体系的再完善。具体而言,就是强化核心价值引领,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治国、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中国特色”价值贯穿到党内法规体系再完善过程的始终,牢牢把握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这两个关键“密码”,持续推进党的领导和自我革命两个方面的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紧紧围绕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两大基本目标,着力完善党规国法衔接协调制度规范体系、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保障方面的制度规范体系。     

“以德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仅是哲学、伦理学和法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政治问题。“以德治国”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及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分析传统中国处理德刑关系的历史经验入手,以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为主线,重点论述“以德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中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强调“法德兼治”符合当代中国法治需求。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共同目标：建设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主体是“治者”,即治者从治国时要“依法”、“以德”,重在强调治国主体的义务和责任;二者从运行关系上看,并不是平行的,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服务,以德治国的关键是建立以“崇尚法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二者统一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决定了治党与治国在内在逻辑上具有统一性,这是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政治基础。党规与国法具有不同属性,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必须从制度上对党规和国法作出明确区分,确定二者在国家治理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但两个法治子系统的发展还不够均衡、内容还不够协调、衔接还不够顺畅。新时代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要立足党规与国法的区分,以全面贯彻落实新宪法为统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抓手,在分类分层实践推进的基础上,重点理顺备案审查的衔接联动机制。     

建党百年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逻辑理路与新时代路径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理论与实践共经历了初步探索、曲折推进、稳步发展、全面深化四个阶段,其背后隐含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逻辑。首先,依规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产物,党的纪律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得以存续的基石,党规的内容设置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具体实践的结晶,党规的有效执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确立的保证,党规的合理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途径。其次,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实现了立规重点从数量向质量,立规内容从孤立向系统,执规方略从片面向全面的转变。在新时代,全面推进党内法规建设与依规治党的伟大实践,就必须坚持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齐头并进,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知行合一,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良性互动,制度管党与以德治党功能互补和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效衔接。     

道德权利：权利化的义务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道德权利问题几乎未被纳入我国政治学、伦理学和法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从80年代中期开始,道德权利问题才逐渐受到伦理学界的关注。道德和法律都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们的共同根据只能是现实的经济关系。道德权利从施行方式上说是为一定的道德体系所认可的、由特殊的道德调控方式所维系的权利,从要求方式上说是索要相应义务的权利。     

论道德义务的两个层次

道德义务是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它包括他律性的道德义务和自律性的道德义务两个层次。前者属较低的层次,它要求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履行一些基本的道德义务;后者属较高的层次,它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应该努力向尊崇义务心的目标迈进。无论是哪一层次的道德义务在现实社会中都很重要。因此,我们应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制度保障两方面培养道德义务心,这是保证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     

论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及其相互关系

人生不仅有道德权利，而且也有道德义务，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伦理学中两个重要的范畴。它们各自又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二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精神明与道德建设中应该正确对待和处理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关系。     

试论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

人生不仅有道德权利,而且也有道德义务。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伦理学中两个重要的范畴。它们各自又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精神文明与道德建设中应该正确对待和处理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关系。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自律与义务概念

自律和义务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通过自律概念,康德一方面批判了受控于自身欲望的非理性行为,强调了理性在道德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拒斥了那种出于外在权威和规范的他律,强调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自律行为,道德法则是理性的自我立法,道德的根据既不在于自然情感的倾向也不在于外在权威的约束。而义务概念凸显了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自身的二重性,真正有德性的人不仅是有理性的、自我立法的人,更是能够在理性与欲望的冲突中坚持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到自己义务的人。     

超法规不作为犯的构成--对先行行为和道德要求形成的作为义务的分析

先行行为和道德义务成立不作为犯有着共同的伦理基础.先行行为所导致的危险是作为的前提条件,而道德义务的成立也必须有足够的危险存在,以致作为的必要,二者都要求作为义务的形成与作为义务人有着必要的内在联系.在当今中国,道德义务的成立有着现实可能性和时代的需要,但它成立的条件与法律有规定的作为义务不同,和先行行为不作为犯构成一样,它必须与当时危险的现实性、紧迫性和作为义务者对危险的排他性支配力等限定性条件相结合,形成严密的构成体系.     

清代逆伦行为的认定及量刑

清代以前历代律法中,未见“逆伦”一词,自清高宗后,使用逐渐增多,且词义缩小固定,特指杀伤祖父母、父母的行为。因婚姻、抚养等特殊情况而产生的非本生祖父母、父母,律法视具体关系而区别认定。逆伦案件于礼于法性质都极为恶劣,即使案犯为疯病人,清代律例仍将其与正常人谋故杀父祖同等治罪,判以凌迟极刑。细究“逆伦”的语义及用法,有助于加深理解中国伦常社会的礼法纠结,并反省用域外法律观念误读错解的偏蔽。     

从总体义务到开放道德——论柏格森的道德哲学

柏格森在其晚年著作《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道德哲学.在柏格森看来,以往的各种道德哲学流派,都试图从某种原则出发推导出各种道德规范.然而柏格森认为道德是社会现象,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加以考察.因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每个社会群体都会自发地形成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的总和被称作总体义务.柏格森将这种自发形成的社会视为一种封闭社会,将其形成的道德视为一种封闭道德.柏格森认为,还存在一种超越自然形成的家庭、社会、国家的泛及全人类的道德,这种道德只能通过某些英雄人物的人格和行动创造出来,从而形成开放道德和开放社会.封闭道德和开放道德出自人类的两种不同的情感,二者最终都可以回溯到作为一切道德之源和万物之源的生命冲力.     

新形势下对企业生态道德责任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企业在创造巨大物质文明的同时,生态环境的承栽能力却日趋脆弱.企业良好的生态道德责任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而且也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面对时代的要求,企业应主动认识到其生态道德责任,这就必然要求企业协调好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使他们达到和谐.     

附随义务与安全保障义务之辨析

虽然附随义务与安全保障义务具有功能上的相似性,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发生竞合,但二者具有不同的适用领域,实践中应注意区分。通过对附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概念、关系的简要分析,以期对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件的处理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