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法律史若要走出法学“边缘学科”的困境,可尝试自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传统法律史叙事框架的法理学“修复”、“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范式重构。法律史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不仅要求厘清史料与史实的关系,还要求对新的史实的发现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面对传统法律史叙事只关注“历史—事实”而带来的诸多缺陷,应引入“历史—事实—原因”的法理学叙事框架予以弥补。“法理学化”的法律史分析,可在承认法律人类学“可翻译性”理论基础上,自静态与动态法理学双重视角同时展开。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范式建构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以跨学科视角来进行知识、方法与技术等层面的深入探究。     

部门法理学属性辨析

部门法理学作为法理部门化和部门法理化的互通表现,目前在学术界快速发展,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已经成为法学研究的动向,并构成了法学知识发展谱系的重要元素。我国部门法理学范畴的提出,主要原因是一般法理学对具体实践指导的乏力和部门法研究中反思性不够。法理学不应当是空中楼阁,它应当走向实际、与部门法实现二者的互通。部门法理学作为法理学的一门学科可以反思部门法的价值、厘清基本法律概念、发现其法规中存在的不足;作为方法,有利于促进部门法的学理化提升。实际上,部门法理学无论是作为学科论还是方法论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没有必要将二者彻底隔开。     

法理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规范法学:宪政法理学的理论原型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法律”性并不明显的革命法理学难堪重任。而建基于“看不见的手”、“知识就是权力”和“摈弃玄虚,追求实在”的规范法学,因其蕴涵着崇尚自由、追求民主、向往科学的内在精神,可成为建构宪政法理学的理论原型。宪政法理学将现行的法律制度作为出发点,着重分析法律渊源、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权利义务、法律效力、法律体系、法律责任等法律自身问题;主要研究事实认定、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法律技术问题。宪政法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源于中国现实,涵纳当今各种重大法学理论问题,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蕴涵着丰富的理论创新点。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变迁与法理学研究转型升级——以“中国的”法理学如何可能为视角

中国法理学乃至法学研究不断转型升级的学术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发展史。二者之间存在着正向函变关系：一方面，法治实践在价值理念、制度建设、运作理路等方面的变革创新，为法理学研究提供了动力基础；另一方面，法理学研究通过在理论基础、研究主题、研究聚焦等维度的转型升级，为不断变迁的法治实践做出了理论因应。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我国的社会生活和法治建设已然进入新时代，而法理学研究也正在逐步迈向“法理”的理论自觉时代，并在内在品性、外部特质、思维属性等方面逐渐呈现出法理化、回应性、思辨性特征。总之，与法治建设同频共振，这无疑既是法理学得以发展的规律性启示，也自然是发展“中国的”法理学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考察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的矛盾与必要性,并运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方法,系统地考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三个阶段,它们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三个代表论”。通过这一历史考察来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特点与意识形态转型的基本趋势。     

从知识增量的角度解读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

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庞德主要是通过对19世纪法理学诸学派的批判而建构其社会学法理学的,该理论主要是为了克服此前学派只根据法律本身且从法律本身的方面出发建构法律科学的倾向而提出的。庞德以“社会控制”来统合三种意义上的法律观念,并以“利益”来规定法律“社会控制”的任务,相对于此前学派来说这可谓是实现了一种知识上的增量。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包容性的努力亦存在它自身固有的某些局限。     

法律的理想与法理学的担当——评周永坤著《法理学(第二版)》

周永坤教授《法理学》一书中的几个核心命题是:法本质论中的“理想命题”,法价值论中的“平等命题”,法社会论中的“主体际关系命题”和法(学)方法论中的“责任担当命题”。这几个命题是世界法哲学或法理学关注的核心命题,对这几个命题的澄清也可以看作是对邓正来先生提出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在法理学层面的某种回应。我们和周永坤教授的《法理学》分享一种共同的学术立场,即理想和价值是法律的本体要素,追寻理想目标,担当价值责任,是法理学题中应有的本原之义。     

网络法律的法理学分析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法律应运而生.从法理学的角度对网络法律进行审视,研究其基本精神和理念,夯实网络法律的理论基础,探求网络法律理论研究的趋势,对更好的构建网络法律体系至关重要.文章指出网络法律的基本理念为秩序维护、权利保护和自由共享并进一步提出"网络法理学"的概念.尽管这种提法在学界还很生涩,却是网络法律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     

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

目前中国关于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研究有所欠缺 ,因此 ,作者试图重构关于法律与科技的法理学问题和相关讨论。文章提出 ,法律与科技的关系 ,若作为法理学问题 ,应当对其中的根本性问题做出哲学思考。文章分别考察了科学和技术对法律制度、原则的各种构成性影响。至于法律对科技的影响 ,文章认为就总体而言与法律在规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上的影响没有根本区别 ,因此难以独立构成一个法理学问题。     

西方法理学研究五个方面的新进展

全面梳理和探析西方法律理论发展的最新动态及未来走势,对批判地借鉴域外法律经验,拓展本土法律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法理学正在发生快速地裂变与聚合,以德沃金<法袍中的正义>为主要标志,新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的论战进入"哈特后"时代,现实主义法学、经济分析法学和后现代法学都在进行学派内部的理论创新与超越;学科间的交叉催生新的火花,如法律与数学、法律与发展等理论的兴起;世界和谐、多元民主、自由、法治与人类正义与人权成为普遍关注的学术热点.     

“法理学”与“法哲学”关系之管见

本文对目前学界“法理学”与“法哲学”两概念并用的由来作了简要的考察。通过对“法理学”与“法哲学”概念的界定 ,文章认为 ,两者在学术传统、学科归属、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四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 ,“法哲学”与“法理学”是相互联系 ,且相互独立的两个学科     

白纸黑字才是法律么？——读N.E.西蒙兹《法理学的核心问题》

N.E.西蒙兹在其《法理学的核心问题：正义、法律与权利》[1]一书引言中,讨论了＂白纸黑字法律主义＂（black letter view of law）与＂法律原理（原则）主义＂（principle view of law）这两种争锋相对的观点之间的纠结。作者并非旨在抨击一种理论，宣扬另一种理论，而是为了鼓励我们通过对比这两种观点产生的缘由以及各自对于法官判案结果的影响来质疑那些长久以来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看法。     

法律解释学的转向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学研究的模式转换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单位制度变迁与集体认同的重构

将单位制度置于工业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的以形成整个社会“一致性”为目的的制度安排。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度发生剧烈变迁为背景,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集体认同”重构之问题应运而生。从宏观结构上看,主要表现为“国家—单位—个人”模式逐渐走向消解和“国家—初级社会群体—个人”模式的萌生。此外,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间的复杂互动、公共精神生活空间的再造亦成为集体认同模式转换的关键问题。单位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决定了“集体重构”进程的艰难。本土文化传统和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思潮的冲击亦对集体认同重构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思想法治”的呼唤——对中国法理学研究三十年的反思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的主流思想经历了由革命向改革的转变,近十年又有向法律思维转变的倾向。在这种思维的框架内,法学、法理学研究也开始逐步走向细化,研究重点逐步从法律转移到了法治,而后又开始关注司法运作。人们的法律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义务本位被权利本位所取代,现在社会本位大有后来居上的动向。就法治本身来说,管理意义上的法治倍受诟病,限权意义上的法治已逐步被学人接受。法律人越来越意识到,司法克制主义是我们应该信守的意识形态;而对司法能动主义则应该保持一定的警惕。法学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法学的中国化以及流派化似乎是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     

中国法律推理研究现状与展望

法律推理研究不仅是一个法学方法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深刻的法理学问题,隐藏其背后的是一个法学本体论和法学认识论问题.法律推理研究在国内形成法理学界和法律逻辑学界两个阵营,前者按照现实中综合的理性思考构建推理的前提,追求审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后者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严格的逻辑推理,追求审判结果的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形成宏观和微观视野下的法律推理研究范式,其主流倾向是主张将法律推理研究建立在综合形式推理和实质推理的基础上进行.在法制现代化、法律移植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法律推理研究应放弃法律中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简单思维定势,建构转向现实主义立场、注重经验实证研究的方法.     

法理学:一项未竟的启蒙事业

本文通过对启蒙一词意义的解释及柏拉图和康德两位西方伟大哲学家对于启蒙之问的回顾,尝试证明法理学在回答现代法律的基本问题所应当占据的位置,即法理学是一项有目的的法学启蒙事业,将法理学看作启蒙人类智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回答法律现代性问题的唯一出路,也是对法理学本身在认识论上转变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