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中所见母权制的解体

《天问》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永遏在羽山”二句,《山海经·海内经》谓:“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开筮》亦谓“鲧死,三岁不腐”,均说鳅因治水不成而被“帝”所杀.然王逸《章句》云:“言尧长放鳅于羽,绝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则王氏认为鳅只是被帝尧流放而已,并没有被杀害.张萱亦云:“屈原《天问》‘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是尧未尝杀鲧,特流放之而不赦耳”(《疑耀》).王、张两氏其说不误.《说文》:“阏,遮拥也.”又,“遮,遏也.”则阏与遏同.遮遏即禁锢之谓,故《礼记·祭法》疏引郑玄答赵商云:“鲧非诛死.鲧放诸东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由此可见,下句的“伯     

《天问》中所见的产翁习俗

《天问》中所见的产翁习俗翟振业“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王逸《章句》云：“禹，鲧子也。言鲧愚狠愎而生禹，禹少见其所为，何能变化而有圣德也。”“腹”原作“愎”，形近而误。《章句》谓“愎而生禹”，此“愎”亦当为“腹”字。故知正文“腹”误作“愎”。“伯禹腹...     

古希腊与先秦文学比较散论

本文将萨福的三首诗与《诗经》的三首诗作了文本细读,结合意象分析、文字学分析等方法,探讨它们的异同;将普罗米修斯盗火与鲧窃息壤作了神话学、文化学比较;并从民族宗教伦理、文学人物塑造的角度探讨了安提戈涅与聂嫈之死,试图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下对古希腊文学与中国先秦文学作一番微观分析。     

心灵的自醒与铸造——卡里姆作品的“心路历程”探析

苏联作家卡里姆在《漫长的童年》和《普罗米修斯,别扔掉火种》中,艺术地描写了人类的“童年”与“成人”,思索现代社会人性、人的道德情感与理性意识等问题,强调人的心灵的自我觉醒与自我铸造,他的作品是一部心灵发展史。     

《天问》鲧禹传说难点考释

《天问》鲧禹传说难点考释龚维英屈原《天问》内保存着大段前夏的神话传说，鲧禹故事占十分突出的地位。依闻一多先生《天问疏证》排列，其第１４问为：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鱼玄（鲧）腹禹，夫何以变化？对此训释，学界颇有异见，而以“产翁制”说最引人注目。主...     

古籍旧注疑是录

“异哉”——两码事《尚书·尧典》:“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包围了山头,淹没了高阜),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有可以使他治水的吗)?’佥曰:‘於,鲧哉!’帝曰:‘咈(不行),方命圯族(常不服从命令,又和同僚关系很糟)。’岳日:‘异哉!试可用乃已。’帝曰:‘往,钦哉(去吧,谨慎点)。’”这段文字中,“异战”一语,历来未有确解。作《〈书〉集传》的宋人蔡沈说:“‘异’,义未详。疑是巳废(否定)而强举之之意。”其实,细读上下文,“异哉”的意义是明白的。帝尧起初不同意让鲧去治水,是因为鲧这个人“方命圯族”。四岳却坚持要让鲧去治水试试。理     

普罗米修斯盗火与宙斯立法——赫西俄德《神谱》和《劳作与时日》中的政治哲学意涵

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为后世留下了两部相对完整的诗篇——《神谱》和《劳作与时日》.表面看来,两个文本散乱无章,且存在着许多矛盾.然而,隐晦玄妙的叙述背后却另有深意.贯穿两个文本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为理解文本的意图提供了一个切人口:通过领会普罗米修斯盗火与宙斯立法之间的微妙关联,也许能够更加清楚地体味古风诗人对人世政制的沉思.     

石碉文化初探

史籍中关于石室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山海经》所载西王母居住的石室及《世本》所载的“夏鲧作城郭”;而考察嘉戎民族的起源,确也可上溯到夏系。但是,现存石室、碉楼却集中在岷山及其西、南。所以,可以先从有关这一带的史料作一些考辨。 《蜀都赋》章樵注引《蜀王本纪》:“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     

诗坛上的普罗米修斯--读雪莱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雪莱的诗歌表达了欧洲 19世纪初期最先进的思想。雪莱被誉为“从头到足是个革命者”(马克思 )和“天才的预言家”(恩格斯 )。他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赋予古希腊神话以新的活力。整个诗剧象征着未来的社会变革 ,表达了诗人反对专制统制 ,反对宗教迷信 ,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雪莱不愧为是诗坛上的普罗米修斯。     

关于《天问》中的几个古史问题

《天问》并非专门叙事的史诗,但它上自帝喾、下到齐桓,提出了很多的历史问题。《天问》也不是专门来研究古史,但它在无意中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宝贵史料和历史线索。人们知道,西晋太康年间河南《汲冢竹书》的发现,因其内容与经传“大异”,曾在史学界引起一场震惊。其实,《汲冢竹书》讲的“启杀益”等,屈原的《天问》早已有明白的记载。而《天问》对鲧之被刑和益之被代等事件的问难,正是后世“疑古”、     

一曲高尚美丽理想的颂歌——读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雪莱不止一次地说过,《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他全部诗作中“最好的诗”,他是怀着“改良世界的欲望”来创作这首诗的,目的“不过是想使一般爱诗的读者们细致的头脑里,记住一些高尚美丽的理想”。的确,透过这部诗剧浪漫主义的神话外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真实地揭露了专制暴政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歌颂了以普罗米修斯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反抗暴君统治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表达了诗人建立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民族认同与高密境内的鲧、禹传说

先秦、秦汉以来发生于全国各地的大量大禹的传说和禹迹,大多存在不少可疑之处。“殛鲧于羽山”及“鲧娶有辛（莘）氏女”的传说,反映了族群流徙及通婚,为夷、夏之间渗透融合的重要渠道。发生于高密一带的鲧、禹传说似与战国、秦汉以来东方地区的民族融合与对华夏民族的大认同有关。     

马谡之死辨疑

《三国志·马良传》附《马谡传》中“谡下狱物故”一语,使不少人对马谡被杀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详注《三国志》的卢弼虽对马谡被杀的真实性不怀疑,但对“下狱物故”的说法却提出质疑,他引潘眉和周寿昌的话说:“《刘琰传》书‘琰竟弃市’,《周群传》书‘裕遂弃市’,或云伏辜,或云伏诛,无书物故者。”“街亭之败,戮谡谢众,已见于诸葛本传矣。即此注引《襄阳记》谡引殛鲧之语,蒋琬述楚杀得臣之言,     

鲧禹化生神话考辨

鲧、禹化生神话是中国上古最惹人注目的神话之一.在古代文献中,鲧禹的化生有多种不同的神话叙事,主要有化龙、化熊、化鳖等说,其背后的结构是“变形”,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与动物的密切关联.鲧禹父子神话性格中既有一致传承之处,又有对立的成分,是破旧立新观念的呈现.     

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探微

本文探讨的是包含在青年马克思的第一个系统文献——《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主要的旨意在于窥视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发端,并从这一发端中,领略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谛与特色,为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提供点滴启迪。一、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是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所要确立的根本观点。论文伊始,马克思就以十分生动、明晰的语言表述了这一基本观点,他引用了普罗米修斯的话;“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89页。以     

美狄亚性格力量之源

“悲剧不同于喜剧的地方,往往在于它几乎完全是男性的。”这是英国戏剧界权威人士阿·尼柯尔教授在他的《戏剧理论》中说过的一句话。纵观西方古典悲剧,仅从剧名就足以佐证这一理论的权威性:古希腊悲剧中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古典主义悲剧中的《熙德》,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等,——西方古典悲剧确是男人的世界。     

西方文学中的神话传统与《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马洛继承和拓展传统,通过再现和变形策略,把普罗米修斯神话嵌入《浮士德》剧本中,构建了一个浮士德求知的神话。普罗米修斯神话这个古典范式赋予了浮士德源自希腊神话里的求知精神和欲望,他的求知行动被放大投射到西方文化传统大语境的背景上,浮士德因此被塑造成了一个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理和知识的人物化身。把该剧与普罗米修斯神话联系起来考察,有助于了解马洛构建求知神话的渊源和过程,充分认识浮士德这个人物形象,更好地阐释和欣赏这部作品。     

西方文学中的神话传统与《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马洛继承和拓展传统．通过再现和变形策略,把普罗米修斯神话嵌入《浮士德》剧本中,构建了一个浮士德求知的神话。普罗米修斯神话这个古典范式赋予了浮士德源自希腊神话里的求知精神和欲望,他的求知行动被放大投射到西方文化传统大语境的背景上,浮士德因此被塑造成了一个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理和知识的人物化身。把该剧与普罗米修斯神话联系起来考察,有助于了解马洛构建求知神话的渊源和过程,充分认识浮士德这个人物形象,更好地阐释和欣赏这部作品。     

鲧何以被殛——兼论尧舜诛“四凶”的原因

鲧被尧舜殛于羽山的表层原因是因为治水失误，而更深刻的原因是，围绕联盟“公权力”的归属，以鲧为首的“四凶”小集团与盟主尧舜间曾展开激烈的争夺；为确保自身的盟主地位，尧舜利用鲧治水失误不得人心这一天赐良机，果断地实现了一次成功的“门户清理。”在国家诞生前夜的所谓“酋邦时代”，部落联合体内各部落首领间对部落联盟“最高首领”这一角色的争夺，正处于日益加剧的过程中。     

文学的呼唤:神性归来——试析英雄性格的消泯与流氓意识的泛起

本文力图表明,文学与宗教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神话本质,其表现是在许多故事背后的一个“永恒”的故事,而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就是一个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方式和命运的永恒的故事。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结尾句“They endured”是许多文艺杰作的真正主题,其重要意义之一——在精神上支撑人们“渡过难关”是文学与宗教的共同职能。现代文明下神性的没落意味着英雄性格的消泯,随之而来的是流氓意识的泛起。西方现代文学的共同特征正是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批判和对神性的怀恋与呼唤。根据这一观点,作者对《老井》和《红高粱》的创作进行了哲学层次的分析,进而对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所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