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人之旨 谁可独得——略论毛奇龄对朱熹“淫诗”说的批评

毛奇龄极力反对朱熹的"淫诗"说,在其《西河合集》、《经问》、《国风省篇》、《白鹭洲主客说诗》等著作中对"淫诗"及其相关的学说进行了反驳,勾勒了《诗经》被误解或曲解的大致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如何解读《诗经》的看法。     

黄道周《诗表》的诗学观及其意义

《诗表》是黄道周撰作的有关《诗经》年代学方面的著作。它虽然继承《诗谱》以史解诗之传统,但不同于《诗谱》依据天文地理学知识的编排方式,它的十二部、三十六表的划分是建立在历史学基础之上的。《诗表》历史伦理主义建构显然超越了《诗谱》,它对于明代另一部《诗经》年代学著作《诗经世本古义》起着一定的影响。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汉代《诗经》学研究述评

汉代《诗经》学是历代《诗经》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汉代《诗经》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类。宏现研究是对汉代《诗经》学进行整体鸟瞰,晚清民国以来,有不少经学史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对汉代经学发展的概况进行探研,凸显了汉代诗学的时代特征,但不够深入系统。微观研究可分学派研究、学人研究和其他个案研究三类:学派研究是对齐、鲁、韩、毛四家诗学的研究;学人研究是针对汉代学者如司马迁、刘向、许慎、郑玄等及其相关著作述《诗》学说的研究;个案研究主要是对汉代石经、碑刻、简牍等的研究。微观研究成果丰硕,但亦未臻于至善。优秀的《诗经》学研究著作应融汇文字、文学、文献三方面考论于一体,兼顾经学史、思想史、文化史诸多方面,综合研究是《诗经》学发展的主流态势。     

论《诗义会通》对《诗经》的文学解读

吴生著《诗义会通》旨在会通前代诸说,探明《诗经》原义。他运用桐城文法的理论来评诗,从结构、章法、气象等方面解读《诗经》。进而,他在文学解读的基础上探求诗旨,观点通达,论述精到。     

死麕、鸱鸮和郑女的诗与真——《诗经·国风》阅读记

今人与《诗经》的时代相隔数千年,但诚如朱自清所说,时代有古今,人情不相远。《诗经》所表现的不外其时的人情世故、生活经验,包括政治及道德上的规则与潜规则。因此后人解读《诗经》,虽然有必要回顾彼时的礼教风俗习惯和社会政治情况,但不能固执所谓“美刺”观念以礼说诗,教条地把全部《诗经》一概解为道德礼教之演绎,也不能单凭训诂学孤立地说文解诗、强为之说,而必须注意《诗经》的文学特性,努力把握诗本文的上下贯通,并注意古今生活经验的相互激发。五四以来的现代《诗经》学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注重“诗人道言语,皆发乎情,又不比他书”的文学特性、力求从《诗》本文寻求《诗》本义的解诗思路,将《诗经》研究从经学时代推进到文学时代,成果相当丰硕。只是具体到一些诗作的解读还有未尽未善之处。重新解读《诗经·国风》的七首诗可知：《野有死麕》叙写一个小伙赴约途中机智地解决姑娘提出的“无使尨也吠”难题,展现了乡村儿女的爱情情趣;《狡童》等五首郑诗构成一组关连诗,完整呈现了“郑女”与“狡童”的婚变连续剧;《鸱鸮》则是藏在“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明言后的政治“流言诗”,确实关系到周初的重大政治事变。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论王符诗观念与实践

王符诗观念主要体现在其著作《潜夫论》一书。王符思想比较活跃,其治诗目的在于导引学习,教化全民,启人智慧,颂美懿德,讽喻时政,借鉴历史,探究自然;论诗、说诗、用诗多有独到见解。因此,探讨王符诗论对全面深入客观地认识汉代《诗经》研究成果,深刻认识诗义,深化《诗经》研究,有效整理古代典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诗经·郑风》母体文化与诗旨研究

学界对《诗经·郑风》诗旨的讨论一直存在较大争论。文章在分析郑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特征以及它们对郑国文学创作影响的基础上，依据《毛诗序》和《诗集传》对《郑风》诗旨进行分类研究，注重从《诗序》中理解诗旨，在朱氏解读中领悟诗义，结合其文化背景和文本内容对《郑风》重新解读。     

陆化熙《诗通》研究

明代对《诗经》所作文学性研究值得瞩目,其中陆化熙所作《诗通》是明代中后期的代表之一。陆化熙旨在＂发挥其意旨＂、致力＂寻味于词气之间＂,通过词气文字来对《诗经》进行文学性解读,具有个人特色,也体现了明代中后期《诗经》研究发展的特征。     

方玉润著目考略

方玉润是清代著名诗经学家,其《诗经原始》一书对后世诗经研究影响极大,但学界对其生平思想及著述情况的系统研究一直付之阙如。详细考辨方氏生平著述,对廓清其生平及学术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时代的文学 文学的时代——芥川龙之介文学创作思想探幽

近代日本文坛新思潮派最为代表的作家——芥川龙之介,其文学作品多为短篇小说,尽管文字不多,情节简单,但其中所蕴涵的主题深刻,艺术水准高超。前期的创作主要是以历史事实为题材,映照现实,观察、解释人生,并以此为根基和载体,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及审美渗透到作品之中。后期的创作主要是根据其自身的经历、体会、感悟等,借助文学作品等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前途的失意与幻灭意识。芥川龙之介文学思想中有着浓厚的传统中国文化情结,他的中国之行与自杀标志着一个时代即日本大正时代文学的结束。     

民国诗话中的元好问研究史料发覆

民国诗话中有大量关于元好问及其作品、诗论和接受现象的记事、评论性文字。它们是研究元氏及其作品的创作、流播和影响的宝贵资料，其中不乏发前人之所未见的观点，是元好问研究领域中尚待开垦的荒地，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内容主要包括总体认识把握、评论品鉴诗作、发掘诗学理论、探讨历史地位、琐谈杂议编著、考察接受现象和保存有关史料等方面。民国诗话是一笔蕴藉丰厚、价值可观的诗学遗产，其中有关文字从特定侧面反映了本时期人对元好问及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它是元好问接受史上的重要链条，对现今元好问研究亦有相当的启发性意义，不容忽略。     

“求官”于北周——庾信建德间诗歌创作辨析

对庾信的创作只用“乡关之思”来解读未免失之偏颇。本文旨在以“求官”说来分析庾信在建德年间的创作 ,重新辨析庾信部分作品的主旨以及其在北朝的生活状态     

人类文化史上伟大的智者黑塞

黑塞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位伟大的智者。这是由黑塞独特的作品和独特的文化性格决定的。黑塞具有超越民族和意识形态的文化眼光,他的作品充满智慧,他的生活态度超凡脱俗。他的作品和为人,对当代中国的文艺、文化工作者很有启迪作用和参考价值。     

析梁启超早期新闻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近代中国著名的报刊活动家和政论家。他早期的新闻学著作反映了他早期新闻思想日趋成熟渐成体系的变化。他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阐述了报纸的社会政治功能、地位 ,办报原则 ,并且初步形成了具有西方自由主义色彩的新闻自由思想     

孙犁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象与自我意象的成因与转换

孙犁前后期创作的一个不同特点是:前期以描写女性为主,后期以描写自我为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又时代因素,又有其生理和心理因素,并与孙犁主体意识密切相关。孙犁幼年所患惊风疾对其神经系统和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犁融入抗日战争的时代洪流,最大限度地弥补了其个性上的不足,他以描写女性来表现抗日战争,是其“女性崇拜”心理情结所致;孙犁晚年生活相对封闭,创作以描写自己为主,自我得到彰显,在时代作用下,其主体意识得到觉醒和升华,但主体意识与个性自我形成冲突和争斗格局,造成其晚年创作中“亮色”与“灰色”并存。     

论张孝祥山水词

学界以“清旷”为张孝祥最具特色的代表词风,其实这一词风主要由其山水词彰显。而张孝祥的二百余篇词中,山水词数量还不足十分之二,因此这些山水词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值得独立研究。考察这些山水词,多是词人在仕宦赴任和离任往来途中以及任职淹留之地吟咏而成,其余则是在芜湖赋闲期间游观所作。把它们放在具体的时空下观照,见出作者清晰的山水游踪及其山水词的情境面貌。进而看出,词人将山水景物心灵化的程度颇高,明显喜爱表现明亮、高洁、朗阔、清远之类的景物,开抉出清旷之境。词人这种审美心灵和情韵的形成,一是对传统的山水审美意识的接受、发展,追求超尘脱俗的纯美境界,二是崇尚并具有“湛乎渊渟,崒乎岳峙”的杰特人格,实现了天人合一。     

守望与漂流——卡夫卡“毁稿遗嘱”论

卡夫卡的"毁稿遗嘱"及其围绕它所展开的"诉讼"似乎给人一种错觉作为一个视文学为自己生命形式的作家,他一点都不关心甚至不求自己作品的面世.事实真是如此吗?他与布罗德的友谊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都否定了自己的哪些作品?从"形而下"的角度,阻碍他发表作品的原因到底有哪些?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清理.     

以史为鉴与道德评判--论司马光的咏史诗

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咏史之作与那些以文学才能著称的诗人所作咏史诗判然有别.不以寄托见长,而主要蕴含了作者的历史意识和道德评判.他的咏史诗与他的史论相呼应,又似读史札记,这种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