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

食品安全问题是社会治理问题。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有三个维度：一是生产者、销售者自我道德约束;二是行业自律;三是政府监管。目前食品安全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是过分注重政府监管,忽视行业自律,诚信道德文化缺乏,安全食品生产和消费的机制没有理顺。打造食品安全的长效机制,必须重视诚信文化建设,以＂业必归会＂为原则组建强有力的行业组织并使之发挥行业自律功能,注重发挥农村专业合作社在食品安全中特殊作用,采取措施理顺安全食品生产和消费机制。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论析

食品安全问题关乎国计民生,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单靠政府监管已力不从心,必须发动社会公众参与到关系自身食品安全健康的行动中来.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将政府监管和公众参与加以契合,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通过对食品安全公众参与理论基础的分析,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厘清公众参与和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耦合关系;为解决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应制定并完善相关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法律法规,统一奖励原则、奖励主体,规范奖励程序,确立科学合理的有奖举报结构体系和内容,建立“深喉”举报制度.     

协同治理视域下农村食品安全教育问题探讨

食品安全教育在整个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中起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是农村食品安全长效治理的基础性防御环节。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格局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改变,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执法力量薄弱。借鉴国际经验,从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推动农村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是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长效治理目标的有效途径。为此,须充分认识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教育立法,建立稳定的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机构体系,丰富和创新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拓展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渠道和途径,以此推进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建设。     

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公众参与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阐述并总结了公众参与与社区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农村社区建设的公众参与主体,并且结合实例提出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参与主体不足、参与素质低下以及主体意识不强等问题,总结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建议,旨在为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公众参与研究提供便利。     

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代表遴选机制

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政府决策领域的公众参与取得一些进展,但不足之处相当突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需要在公众中遴选代表,但是代表遴选程序缺乏公开性与科学性,遴选的代表参与能力较弱、专业性不强,遴选的代表“政府化”倾向严重,代表遴选过程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完善公众参与代表的遴选机制,需要拓宽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渠道;健全参与代表的遴选制度;建立遴选代表的培养体制,提高遴选代表的参政能力;完善代表遴选的监督机制。只有立足于完善的代表遴选机制基础上的公众参与,才能满足公众的维权需求,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试论学习型社会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模式的构建

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背景下,开展农村社区教育还存在农民受教育意愿不强、管理效率不高、教育经费不足、内容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建议在构建农村社区教育模式时应考虑：以培育现代农民、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建立以学校为中心的农村社区教育网络,教育内容注重农民教育需求,同时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和教育方式,以及政府支持、多元筹资的资金保障措施。     

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存在地区差异,即珠三角地区公众参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政府监管的满意度低于港澳地区。随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揭示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治理中政府监管满意度对公众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正向影响主观规范、参与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产生正向影响。食品受害经历对风险感知和参与态度有正向影响,进而促进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即有食品受害经历的个体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愿更高。研究结论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跨界合作与社会共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信息时代大学德育教育的机遇、挑战及对策

阐述了信息时代大学德育教育的特点及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改革方案及对策:关注网络,加强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和自律教育;优化校园网,吸引学生参与访问;重视与学生的心灵沟通,重视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逐步改革德育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鼓励和培养大学德育工作者走专家化的道路;大学德育呼唤着政府行为。     

论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食品安全治理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公益问题,需要社会公众的有序参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也是公众的一部分,在食品安全治理中亦要发挥主体作用。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需要政府采取行政委托、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等方式,以达到食品安全监管良性循环之目的。同时,政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保障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的有效实现。     

河长制推行中农村水环境治理的 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农村水环境治理是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探寻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模式既是对农村水环境长效治理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河长制”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对实现宏观层面农村公共事务的“善治”有重要驱动作用。依据参与式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按照公众参与程度不同,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分为决策型、管护型、改善型及监督型四种类型。通过对江苏农村地区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四种参与类型所对应的典型参与模式：村庄磋商小组、民间河长、以河养河与互联网+河长制。研究发现：四种模式各有优劣,参与主体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公众主体认知强、村两委大力支持的村庄适宜村庄磋商小组模式;治水氛围浓、双河长合作能力强的村庄适宜民间河长模式;市场化程度高、公众经营能力强的村庄适宜以河养河模式;数字化程度高、干群互动频繁的村庄适宜互联网+河长制模式。就农村水环境的善治而言,公众参与边界仍需平衡,只有实现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的良性互动、正式与非正式途径的适度平衡,才能使河长制推进中持续吸引公众有效参与。     

食品安全监管：行业维度下的自律分析

＂政府监管为主,行业自律为辅＂是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所架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为真正落实《食品安全法》就监管体制所做的安排,需要从制度上强化食品行业组织的自治功能,完善食品行业自律监管机制,从而真正实现以行业自律监管弥补政府监管失灵的预期功能,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整体效率,并推动食品安全立法目标的实现。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之公众参与：借鉴与创新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失灵。美、日两国立法、执法、司法中引入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有力地保障了食品安全。我国现有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流于形式,操作性差。借鉴美日经验,改善我国食品安全现状需要在立法上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在执法上吸收公众参与监管食品安全,在司法上赋予公众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权。     

湖南省食品安全问题与对策建议

湖南的稻谷、牲猪、柑橘等农副产品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湖南省食品行业存在企业规模小、生产工艺条件落后、食品安全状态家底不清的现状,原因主要在于市场监管的缺失或不力、食品企业责任缺失、消费者的安全和维权意识不强。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加强食品企业责任建设、加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和宣传,发挥消费者的积极作用等对策有利于提高食品安全。     

当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公众参与是现代政府绩效评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本文针对当前公众参与绩效评估存在的普遍问题,试图探索提高公众参与质量与水平的基本途径。     

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的优化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而我国食品行业协会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时却表现消极,难以满足“社会共治”的要求。基于合法性理论与角色冲突理论可从内外两个观测视角揭示食品行业协会自律机制运行失效的核心问题。即:对“官方认同”的过分追求挤压了协会对“社会认同”的重视程度,“社会认同”难以直接影响协会的行为决策。破局的关键在于借由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的介入来完成外部监督与内部治理机制的同步变革。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落实食品行业协会的去行政化改革,明确行政权力的权限以及政府对协会的支持义务;以自律规则的供给、执行、监督及追责机制的建设为重点完善协会的内部自律机制;以消费者沟通平台、社会公众举报平台及举报机制、食安事件强制回应制度的建设为抓手,强化食品行业协会自律行为的社会监督机制。通过重塑食品行业自律的外部环境来保障行业自律的规范运行。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提升服务水平,加强行业代表性,优化内部激励等措施,提高食品行业协会的公信力,通过行业自律内部环境的优化来提高食品行业自律的质与效。     

论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

在介绍中国现行法律有关公众参与规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目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尚存在五个方面的不足,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相关的权利,政府亦缺乏相关的管理制度,国家的经济手段运用不够,以及环保团体、群众组织和公民参与意识不强,参与效率不高等。建议从立法、行政、经济、教育等方面加强公众参与,同时要充分发挥环保团体的参与作用。公民和环保团体的积极参与,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知识缺失还是知识自负？知识水平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中国10个城市成年受访者的调查,发现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感知风险水平较高,反映其对食品安全形势较担忧,且对政府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存在信任危机。不过公众的感知控制力较高,普遍认为自己有保障自身食品安全的能力,因此在日常的食品消费中仍然有较高的信心。研究证实中国公众在食品安全的知识层面存在着知识自负现象,公众自我评估的主观知识水平显著高于实际拥有的客观知识水平,且真正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产生影响的是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这说明传统缺失模型所倡导的以科普、辟谣为主要形式的致力于教育公众、提升公众客观知识水平的行动能够取得的效果可能非常有限;而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和感知控制力的提升能有效提振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     

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实现——基于《食品安全法》第七条的思考

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生产销售者内在的自律和对其外在的监管。分析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指出行业协会作为自律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具有正当性,其监管功能的实现可以弥补食品安全监管中政府监管的不足。提出应通过立法明确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权责,正确协调行业协会自治与政府职能的分工与制约。     

李光耀德育观念体系探微

李光耀德育观念体系主要包含德育目标观：国家认同、族群和谐;内容观：承接传统、创新体系;形式观：法德兼施、严格奖惩;方法观：技术参与、增强自律;载体观：开展活动、注重养成;过程观：逐级递进、融会贯通;途径观：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     

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分析——以“康师傅馊水油”事件为例

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表征。网络时代风险传播突破了由政府通过传统大众媒介向公众传播的单项传播形式,变为了公众都可进行的双向传播,因而加剧了食品安全问题的传播风险。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网络传播特点分析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存在着传播源广泛、意见领袖作用强、政府反应速度偏慢,且舆情回落周期长短受舆情传播中其他声音影响等特征,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政府要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提高反应速度,建立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机制,加强权威发声权重,允许出现多方声音,以"引"代"堵",增强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增加公众对政府和大众媒体的信任度,使公众能理性的对待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