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生育政策下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实证分析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养老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三孩政策想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当前农村面临着家庭养老模式功能弱化、社会养老模式保障不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互助养老模式成为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新出路。为进一步了解老年人对互助养老模式的参与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促进互助养老模式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基于西安市357名60岁(含)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数据,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对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影响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因素中,社区人员互动频率、“养儿防老”观念和社区满意度是直接表象因素,生活担忧度是间接中层因素,居住方式和家庭年收入是次间接中层因素,婚姻、生活自理能力、文化程度、子女学历和年龄是根源深层因素; 为解决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局,需要在思想上进一步改变部分老年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鼓励引导老年人主动积极参与互助养老,在硬件上完善互助养老基础设施,建立管理者和组织者的竞争激励机制,在内容上扩展互助养老服务范围,不断满足老年人对于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场域视阈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分析——基于闽西地区SM村的个案调查

基于对12名农村老年人的访谈,以场域理论为分析视阈,以文化惯习约束与社会场域型塑相融合的研究路径来深化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现象的认识：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型塑因素;农村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是农村老年贫困的次生性建构因素。二者相互依存交互影响,将农村老年贫困的型塑与建构融合于农村老年生活的实践。要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需要破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养老惯习,建构改善农村老年贫困的生活场域,强化突破农村老年贫困的社会实践。     

农村村民养老责任的认知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省涟源市某村的调查

以湖南省涟源市某村32人为访谈对象，说明：村民对养老责任的认知不够清晰，基本上意识不到养老中国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其大概可归纳为养老是个人、子女、村集体、政府责任四种认识。年龄、性别、婚姻、谋生职业、经济状况、子女等自身因素与区域经济、文化传统、农村政策等社会因素，对农村村民养老责任的认知有相应的影响。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必须重视传统的个人养老责任和子女养老责任，强调个人、集体、国家责任并存互补。     

农村居民文化养老环境改善路径研究——以提升生活满意度为视角

青岛市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严峻,文化生活单调,情感慰藉难以满足。以青岛市137位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为调查对象,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有效数据进行频数(N)、百分比(%)、平均值(M)、标准差(SD)、相关(r)分析。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对生活较为满意,且生活满意度与孝文化、文化生活态度呈正相关;农村老年人孝文化观念较为传统,文化生活态度积极;农村老年人更多愿参与休闲消遣和社会交往类活动,但文化生活存在需要干预的困境。据此,本研究提出要改善文化养老环境,转变全社会传统的养老观念;子女应尊重和认同老年人,支持其从事文化养老活动;政府应该增加农村文化生活设施建设,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开展符合农村老年人特点的文化活动。     

政府购买农村养老服务的文化论域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补齐农村养老短板的重要方式。但从实践中看,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由于缺乏对老年人文化诉求的关注,导致了服务效果欠佳。基于田野调查发现,政府购买农村养老服务时,在对老年人生命意义的关照中存在文化缺位,同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体系衔接中存在文化错位,在考核留痕中存在文化跑位等问题,以致陷入一种文化失位的实践困境。政府购买农村养老服务实现破局的关键是要立足农村生活文化场域,促进养老服务中的文化归位：通过文化补位促进老年人的生命意义重建,通过文化正位实现社会养老同家庭养老功能的有效衔接,通过文化调位促进考核手段的优化调整,从而充分回应农村养老服务中的文化关切。同时,将文化维度纳入养老服务体系中进行考量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事业的精细化发展,也有助于提升我国社会公共治理服务中的人文热度。     

理想与现实: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

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和现实选择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而从婚姻状况的角度入手,分析不同婚姻状况下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的群体性区别。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与居住方式仍主要以与子女同居为主,同时独居老年人的数量也有较大规模;男性老人更容易出现居住意愿与现实选择的差异;子女数的增加能够增加这种差异的出现;无配偶老人更容易出现这种差异。对此,从农村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老年人自身养老意识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江苏省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使用江苏省13市750名老年人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有序回归分析。结果显示,47. 37%的老年人表示对当前生活比较满意,19. 94%的老年人表示非常满意。江苏城乡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年龄、生活自理程度、是否患慢性病、健康自评等个人因素,收入、与子女的关系、是否感到孤独等家庭因素以及所在社区是否有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社会因素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提升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需要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方面共同努力。     

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江苏农村的数据

通过对江苏农村老年人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由家人照料依然是农村老年人获得照料服务的主流愿望,但也有部分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存有需求意愿,这一比例达22.2%。社会养老服务内容主要集中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医疗护理、文化娱乐四项。另外,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主要受年龄、慢性病状况、个人年收入、空巢居住和儿子数五个因素的影响。政策启示有：从农村地区实际出发,科学制定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结合农村老年人的需求特征,正确引导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资源配置和功能定位;以农村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合理安排社会养老服务的具体内容。     

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及满意度分析

本文根据“2014年千村调查”数据资料,描述了当前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并运用次序Logit模型,对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包括老人与子女关系、经济状况、健康状况、政策支持状况、个人家庭状况.提出应加强对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建设农村老年人与外界联系的农村通讯网络系统、建立农村老年人自我管理的“村老年协会”.     

转型期农村家庭养老困境解析

随着社会转型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并陷入严重的困境,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供养水平不足、生活上日常照料欠缺、精神上慰藉需求匮乏等方面。基于“结构—关系—主体”的分析视角,系统阐述了农村养老困境产生的机理。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社会养老氛围淡化、土地保障功能弱化以及社会保障功能不足等是 “结构性”因素;村庄共同体中传统长老秩序弱化、父权制衰落引发中青年崛起和女性地位上升带来的婆媳矛盾显化则构成了“关系性”因素;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以及“顾彼失此”为“主体性”因素。即便如此,家庭养老模式因其特有的功能无法被替代,仍为现阶段农村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     

农村互助养老内在行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是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农村养老模式之一。在传统乡村文化“互帮互助”的理念下,以地缘、亲缘为主的乡村生活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提供了可能。农村互助养老的本质是“自助?互助”,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理论三个核心维度,对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内在行为逻辑、现实困境以及可能的实践优化路径进行探讨,提出未来互助养老模式可以在多元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供给体系、传统文化优势及提高老年人信任等方面不断发展完善。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长效发展提供了可行性的理论支撑以及路径优化措施,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长足发展。      

农村养老困境与乡村“草根”型养老模式构建

在分析传统农村养老面临的困境和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绩效的基础上，提出应积极探索乡村“草根”型养老模式，以弥补正规制度的缺位，走出农村养老困境。农村“草根”型养老模式主要类型有“宗族型”、“华侨型”、“先富型”、“村集体型”、“喜事型”、“互助型”、“自助型”等。该制度的成功运作需要乡村政府、乡村有识之士、村民等充分挖掘本地资源，再辅以配套的管理办法。家庭养老制度、社会养老制度以及“草根”型养老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农村当前及较长时间内走出养老困境的理性选择。     

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县调研数据

在农村传统居家养老遭遇挑战的现实背景下,选取S县作为调查对象,通过入户调查方式获得微观数据,利用Spearman相关系数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等,分析老年人个体情况、家庭情况、邻里关系、机构养老认知、机构养老意愿等问题。当前农村机构养老需求空间较大,但农村机构养老整体发展水平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一定程度上抑制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的积极性。在增强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和子女养老能力的基础上,动员社会力量,推动农村机构养老高质量发展,是解决新时代农村老年人美好养老需求的关键。     

农村敬老院发展态势、困境及其治理

当前我国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为严峻,也加重了农村家庭养老负担。农村敬老院承载着农村老人养老服务,在我国养老事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通过调查遵义市6所农村敬老院,可探讨遵义农村敬老院发展态势与困境所在,并提出治理对策。遵义农村敬老院入院老人物质生活满意度高,但精神生活匮乏。年龄、婚姻状况、心理状况、身体状况和经济收入对入院老人的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均P<0.05)。近几年,遵义农村敬老院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体制、服务水平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和提升;但从总体上看,仍存在重物质养老、轻精神养老,民间组织与社会力量培育不足,社会化养老率低的发展困境。而破解发展之难题,需要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治体制机制,实行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化经营相结合,机构养老与家庭养老相对接的治理之策。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机构养老的空间及路径——基于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的实证调查

社会工作是"助人自助"的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机构养老服务对创新社会管理、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提高老人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文章以社会工作为研究视域,对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14所农村敬老院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调查发现,农村养老机构老人的多元需求和养老机构的服务供给不足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针对农村机构养老的不足,在间接服务层面上应从链接资源、更新观念等方面入手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同时应从个案社会工作、团体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直接服务层面提升农村机构养老的质量。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面临着养老意识淡漠、赡养权利保障不力以及孝道伦理弱化等方面的严峻挑战。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努力,构建以国家养老保障为主导、以家庭养老保障为主体、以社区养老保障为补充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从提高农村经济水平,完善法律、养老保险制度、探索社区养老模式以及和谐家庭关系等方面入手,综合治理,提高农村养老质量。     

我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老年人自身状况以及代际关系等方面对影响我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老年人年龄越大越倾向于不与子女同住,女性老年人不倾向与子女同住,儿子越多与子女同住的机率越小,女儿越多将增加老人选择居住的对象。代际互动变量比老年人状况变量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力更强,揭示出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动以子女需求为中心的特点。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堪忧,家庭养老面临严峻挑战。但女儿养老这一新趋势和新情况值得关注。     

中国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趋势与变迁------来自七省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0年七省区城乡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揭示了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子女家庭给予父母的养老支持水平较低,且重视经济支持,日常事务性支持与情感支持欠缺。因子女外出就业、结婚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显著高于因儿子分家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老年人;亲代与子代配偶相处得越好,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越多。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在代际支持上“分而不离”,但受居住距离的影响,加之家庭子女数减少,未来网络家庭的养老功能将趋于弱化。在居家养老仍为农村主要养老方式的现实下,为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改变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发展农村养老产业,实现农村养老资源多元化的同时,重视农村现代养老文化建设已成为必然。     

完善中国农村养老体系的构想

由于年轻人赡养观念淡漠、新老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扩大,许多农村老人得不到适当的赡养,其物质、精神生活条件都较差。影响农村养老的因素可归结为: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人口因素和文化心理中的消极因素。要在农村现有养老体系基础上,从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两方面完善农村养老体系,必须将重点放在社会化养老上,从社会保障权、土地制度、政府工作职责、公平与效率等方面完善农村养老体系。     

需要与互惠: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与经验——以粤赣结合部H村为例

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农村空心化的现象不断加剧。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回应当下农村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开始付诸实践。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熟人社会、独特的经济方式以及传统乡土文化为互助养老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农村老年人的基本需要是互助养老实践的出发点,各主体之间的互惠是维持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