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集》辨伪献疑——与木斋先生商榷

木斋先生关于<阳春集>大部分词作皆为伪作,只有少部分阿谀颂赞之作的观点是不当的,首先对伪词的来源无法作出交代,其次所举的各种证据皆缺乏实质性的依据,因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仅以史书笔记缺乏记载或记之不详而否认词史上冯延巳的地位,甚至否认南唐出现类似冯词的词作可能性,是不合乎词史发展进程事实的.     

明清之际唱和词集与《花间》余波——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

唱和词集与词坛风会关系密切.明清之际唱和词集较多,文章仅限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共有五部唱和词集.这五部唱和词集重小令,内容多绮艳,风格尚婉丽,表现出<花间>词风的特征,这与当时词坛<花间>余波仍旧盛行有关.明清之际,<花间>余波有起伏消长.<幽兰草>体现它高潮开始的标志,<唱和诗余>体现它的新变;而<遁渚唱和集>的黍离之悲,<随草诗余>的人生感怀,则体现出运渐背离<花间>词风的趋向.     

略论《云谣集》

现知敦煌遗书中,《云谣集》抄录在斯1441、伯2838、伯3251三个卷子上。自《云谣集》敦煌写卷面世以来,此集在迻录、刻印、校勘、注释、考证等方面都产生了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其研究仍留下不少问题。作为最早的词体文学,《云谣集》与其他敦煌所见之曲子词一道,奠定了后世词体的基本走向,为词体的起源和成熟提供了新的历史依据。     

从朱彝尊对《花间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其词学观

清初词坛在对<花间集><草堂诗馀>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了不同的词学理论,形成不同的审美情趣.而浙西词派的创建者朱彝尊,在继承前人的词学理论同时有所摒弃,有所发展,他对<草堂诗馀>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彻底否认明词的审美情趣,推举雅正之词,同时温和地赞美<花间集>,恪守词"别是一家"的思想.     

《花间集序》与词体清艳观念之确立

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作为最早的一篇词论,历来备受关注,但学界往往侧重揭示其对词体软媚风格确立的奠基意义.其实由于面向"西园英哲"和"南国婵娟"的双重对象,<花间集>及其序言在审美倾向上具有两重性或折中性.<花间集序>从音乐特性解说"花间"的意义,清艳的审美价值从中已得到确认.<花间集>中所收录作品也与序言中所揭示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这种作品与序言在审美上的一致性,可以从特定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相堂集》疑问判断句研究

五代成书的<祖堂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禅宗灯录,是研究晚唐五代口语的第一手语料,对<祖堂集>疑问判断句进行分类描写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祖堂集>语言以及晚唐五代口语面貌,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晚唐五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比较研究,从而认识汉语由近代向现代演变途中疑问判断句的发展情况.<祖堂集>中的疑问判断句可分四类:特指疑问判断句、是非疑问判断句、反复疑问判断句和选择疑问判断句.每一类的功能不尽相同,有加强或减弱前项部分、加强或减弱中项、加强或减弱后项部分、加强或减弱整句四种情况.其中特指疑问判断句只表达加强判断,不表达减弱判断,是一种强势判断句.     

体验的诗歌艺术——冯至的《十四行集》论

<十四行集>的最大特色并非在于其中的哲理,作品中最大的特点在于诗歌本质的自然呈现:作品展示了一个与日常生活观察截然不同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诗人并非单纯地抒发情感或阐释观念,而是体悟、感受、冥想.因而<十四行集>中的哲理与其说是所谓哲学,毋宁说是一种感悟与冥想,是一种观看的体验.     

论《才调集》凄怨怅惘的爱情世界——以《杂诗》《杂词》为例

《才调集》由五代后蜀文人韦毂编选而成,收入[唐]无名氏《杂诗十首》《杂词十三首》,其"韵高而桂魄争光,辞丽而春色斗美"的诗学思想贯穿全书,并引起了学界的研究热情。而"杂诗""杂词"作为小传统文学的存在,大多流于文献的考证,其包孕的艺术世界并未得到充分的阐释。"韵高"意在诗歌的音韵和谐,平仄起伏有序,也包含了情感的蕴藉渊厚;"辞丽"意在词采的华丽和情感的含蓄韵味。"韵高"与"辞丽"特征的结合保证了诗歌情感的真挚有力、语言的词采飞扬和韵律的婉转流畅三者的有机统一。"韵高""辞丽"可以透视诗歌情感的表现方式和感染效果,还原诗语后立体的爱情世界。     

西夏文《正行集》考释

由于没有找到俄藏西夏文инв.No146号文献据以翻译的汉文原本,故此前关于它的定名以及性质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俄藏黑水域文献>暂把它译为"德行集"并归入西夏文世俗著作加以刊布.本文指出No146号文献实据白云宗祖师清觉<正行集>的某个略注本译成,当归入佛教著作类,并提供了西夏文<正行集>的全文录文和翻译,同时结合白云宗在元代曾得到宗教上层的扶持以及汉文<正行集>只入藏于元代刊刻的<普宁藏>的历史背景,考证出西夏文本<正行集>译自元代.     

从《十四行集》看冯至诗歌的转型

<十四行集>是冯至诗歌转型的重要标志,蕴含着作者诗歌艺术上的诸多矛盾和困境,体现了写作动机背后的独特思考和诗学主张.通过对<十四行集>诗作的价值重估,可以透视出冯至创作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矛盾和困境,以及它们对冯至后来诗歌创作的内在制约.<十四行集>既造就了诗人个人诗歌艺术的顶峰,也把诗人逼进一个难以继续有所超越的艺术困境之中,以至于进入一个平白如话的时期,艺术上乏善可陈.     

《论语》“君子”文化新探

"君子"文化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论及,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在梳理该问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等文本材料及<孟子>、<苟子>等后续材料溯源探讨<论语>中"君子"词义的文化内涵,不难看出,"君子"一词仍重其"位",是实现孔子政治追求和文化理想的代表人物,是完成孔子社会理想的历史承担者.<论语>"君子"文化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主题.     

王国维与词籍校勘之学

王国维校编<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并对<花间集>、<尊前集>、<乐章集>、<山谷词>、<片玉词>、<姑溪词>、<赤城词>等词集予以校跋,将清儒校勘经史之法,灵活运用于词籍校勘,形成词籍校勘之学.辨讹误、校倒文、补阙漏、校词律、辑遗佚,其词籍校勘方法、原则及校记处理均有独到之处.而王国维词籍校勘之学不仅有深厚的学术渊源,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论《孟子》引《诗》

<孟子>是"四书"中引用<诗经>篇幅、次数最多的儒家典籍.大量的引用体现了孟子思想对<诗经>的承袭与推衍.文章立足于"四书"与"经"的内在联系,从方法论与价值观的两个维度对<孟子>引<诗>进行了阐述,详细讨论"以意逆志"的诗学方法、孟子的仁政理想等经典命题,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圣学的价值.     

论《公孙龙子》与《墨经》的关系

<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和<名实论>五篇,在思想内容上与<墨经>具有密切的关联.在对"名"的认识、"正名"的标准、名与名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公孙龙子>和<墨经>不仅基本主张相同,而且在语言表述上也极为相似.而<指物论>则明显是针对<墨经>的指物观而作.     

论词词及其诠释方法——以朱祖谋《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为中心

以词论词是用韵文论文学的一个重要形式,其源自于论词诗,后延伸至词学领域.论词词在清代较盛,尤以晚清民国为最.晚清朱祖谋的<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集中体现了这种词论形式的发展和成熟.考察朱氏的论词词,可以看出其使用了知人论世、寻章摘句的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并有所新变,巧妙使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他人的论词序跋及诗词化入论词词中,照应了词体文学的独特体式并达到了论词的目的.     

词境探究的新空间——《词境论》解读评议

沈检江先生的<词境论>于今年初出版了.本书通过辨析传统词论,鉴赏古典词作,进而阐释词境的基本内涵和审美意义,是中国词史、词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很值得一读. 自王国维"境界说"提出之后,将王氏的观点系统化、体系化,似乎一直未见有成果面世.<词境论>并非是"境界说"的系统诠释和体系整理,其立论视野和主要观点不是在"境界说"的框架内进行,不应看做是单纯对"境界说"的探究,而应看做是词境的探究,即从词境切入研究词体与词史,纵贯全书,紧扣每一章节,有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在中国词学的园地开辟新空间方面作出了颇有意义的尝试.     

《蕃锦集》与唐诗

朱彝尊是清代诗词大家,浙西词派的初祖。他的词,据《曝书亭集》(康熙四十七年刊本)所收,共一百九十七调,五百一十五首。本文拟就是《蕃锦集》与唐诗的渊源谈谈自己的心得,以就教于方家。 《蕃锦集》共收词一百零九首,全部是采融唐人诗句的集句词。一般都具有“脱口而出,运用自如,无凑泊之痕,有生动之趣”(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引)的特色。尽管采融词句入词的写作方法,宋、明以来已有王安石、苏轼以及刘基等人为之,而数量多达百余首     

论《唐贤三昧集》中的孟浩然诗

王渔洋根据他的"神韵"诗说选编的<唐贤三昧集>,精心结撰了一个分别以王维、孟浩然的为神韵诗头号、二号样板的盛唐诗歌体系,为我们进行王、孟诗歌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和阐释框架,为正确评价"神韵"说诗歌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数.孟浩然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比王维诗更可爱,诗中画面更加朴拙,但在禅境诗方面却乏善可陈.诗禅相通的可信性和可行性是有限度的,"神韵"诗论和<唐贤三昧集>的选诗口径不能作为评价盛唐诗歌的唯一尺度.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读胡正武《训诂阐微集》

文章概要评介了胡正武近著<训诂阐微集>的基本内容、研究方法,评点了该书在训诂研究上的几个显著特点,着重评价了联绵词和"面缚"礼仪方面的探究等.     

《周南》、《召南》产生时代考

关于<诗经>"二南"(<周南>、<召南>)产生的时代,历来存在分歧.<毛诗序>首先提出"二南"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即谓"二南"是文王受命时诗;近人陆侃如、冯沅君等又谓"二南"是东周以后的作品.事实上,"二南"本自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得名,其诗自当为西周盛世之作,这既有诗篇本身提供的依据,也有相关佐证可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