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动与规则之间

行动效用主义是传统的效用主义形式 ,而规则效用主义则是新效用主义的主要代表。在两种理论之间集中了很多关注和争论。作为复兴了效用主义的新理论形态 ,规则效用主义一方面给效用计算问题带来了新的困境 ,但另一方面却对处理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即引发了效用主义对道义论的调和关系。然而 ,这种新的理论动向并未获得行动效用主义一方的认可和支持 ,因为后者明确反对像“道义论”那样以规则作为道德评判的直接标准。     

综论效用主义

效用主义的缺点可分为两类 :一类为非效用主义者的哲学家之反对 ,从统合效用主义的观点来看 ,这些缺点或是对效用主义的误解 ,或是只限于某一种形式的效用主义 ;另一类是许多经济学家所感受到的困难 ,也是统合效用主义所能解除的或是极少实际存在的。从缺点和困难之来源 ,可将其重新分为三类 ,即由效用理论所引起的困难、由价值理论所引起的困难和由作为一种伦理学的效用主义所引起的困难。这三类困难都是可以解除的。统合效用主义的三项特色为 :修正的VNM预期效用理论之特色、主观主义的价值理论之特色和统合效用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学之特色。效用主义有九项优点 ,其中七项是所有效用主义共有的 ,而第八、第九两项则是统合效用主义所独有的。修正的效用原则与行动效用主义的原则相似 ,但增加了三条但书。     

休谟道德哲学的道义论倾向

休谟道德理论包含多种理论倾向以致显得较为庞杂,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情感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同时暗含道义论倾向。借助孔孟儒家的道义论理论,有助于澄清休谟道义论的特征和地位。儒家伦理在本质上属于情感道义论,它与休谟的道义论旨趣颇为接近。从二者对道德根源和仁爱动机的论述展开比较,看出二者的理论交点和分歧点,从而能够加深对二者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认识,并澄清休谟道德理论中各种倾向之间的关系。     

大川周明道义国家思想评析

大川周明是日本民间法西斯主义理论家."道义国家"思想是其"国家革新"运动和亚细亚主义共同的原理论.他通过对东方传统思想的阐释,提出"道义国家"思想,内在的道德精神促进外在的社会制度进步,以此作为自己的国家哲学.大川周明以道义国家思想阐明日本文明的原理在于天皇中心主义的"道义"精神,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来源于与日本天皇崇拜的"道义"精神不相容的西方化,因此鼓吹天皇中心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和政党政治,与大正民主运动潮流相对立.在对外关系方面,大川周明以道义国家思想表达亚细亚主义,日本为"复兴"东方传统思想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东方"道义国家"思想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原理,打着"道义"的旗号为日本殖民统治亚洲邻国强辩.     

论消费主义范式的理论转型意义

不同于传统的"生产主义范式","消费主义范式"把"消费"而非"生产"作为考察当代社会的主导视角,而在强调"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上,消费主义又与"社会学主义范式"密切相关,并呈现出"文化主义"的总体理论倾向.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消费主义是在西方消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性、现实性及理论转型意义.     

论福利经济学的伦理学基础

本文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为了克服实证经济学的理论局限,福利经济学引入了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伦理学基础,实现了实证经济学到规范经济学的转变;第二,仅仅以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伦理学基础,福利经济学(通过帕累托准则)无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应该改弦更张,进一步将道义主义作为自己的伦理学基础;第三,同时以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作为自己的伦理学基础,福利经济学必须引入伦理妥协的方法,以解决可能遇到的理论不一致问题。     

高级数字经济学：十大原理与全球趋势

论述了数字经济十大原理，解决了数字经济逻辑内核、运行机制、发展趋势等三大核心问题，从哲学方法论、价值理论、生产与消费理论、组织理论和对策论等方面构建了数字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首先，数字经济的逻辑内核也是数字经济的存在前提：离散主义（世界观），世界的本质是离散的；制度价值论（价值论），制度规定价值的测度空间；稀缺二元性（逻辑起点），社会资源是绝对稀缺的。其次，数字经济运行机制主要指生产与消费理论：量化理性（理性论），人的理性可以量化和管控；分布效用分析（效用论），分布革命终结了边际革命；数字大生产（生产消费理论），消费和生产具有同一性；深度博弈论（分析工具），数字关系与数字策略全方位融合。最后，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与发展趋势包括：平台模式（组织理论），经济组织平台化；社会异化（发展理论），通往奴役之路；数字建构（经济结构），万物皆数。     

哈耶克有限理性论的认识论基础

在认识论上,哈耶克受到马赫和康德的影响,尤其是康德的先验主义认识论对哈耶克认识论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康德主义式的认识论,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并由此引出其有限理性论.有限理性论是其整个自由理论的理论预设,哈耶克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其宏大的自由理论的.这些理论对思考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伦理的"德性论"与"义务论"之分野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道义论"有两大支派:德性论的伦理学说和义务论的伦理学说.它们各有自己的理论特点、代表人物和历史演变过程.考辨此问题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价格的决定因素

本文通过对价格与效用的关系论述,提出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越大,则商品的价格越高.同时,通过引入效用函数,推导出了边际效用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从数学方面证明了价格与效用之间存在着正向比例关系.并籍此认为,西方效用论的谬误之处在于将价格与价值的概念混为一谈.     

现实与内心的碰撞传统和现代的揉合--索尔·贝娄的《赫索格》管窥

当代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的长篇小说<赫索格>重在描绘主人公的心灵轨迹,展示故事背后的精神背景,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生存的苦闷与矛盾;小说的独特风格则表现了贝娄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     

浪漫主义与审美主义辨析

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的浪漫主义与作为某些流派、艺术家和思想家以美为最高价值和精神追求的审美主义在精神内涵上有很多相通之处,亦有所不同。理论上说,审美主义发端于浪漫主义,它们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和超越,却呈现出诸多二律背反的倾向,如：贵族意识与平民精神、精英化与大众化、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理想与现实、自我与社会、彼岸与此岸等的矛盾和冲突。二者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其一,浪漫主义更多的是对主体内心情感世界的发抒,体现了一种主体性的诉求,而审美主义则从主体性走向了主体间性;其二,浪漫主义回归中世纪的幻想世界,回归大自然的宁静和谐,而审美主义则走向了审美的自由和超越。     

论风土与旅游的关系

风土是因大气与大地相互作用而在一定地域产生的特有现象，而这种特有现象的产生过程需要人来参与，因而风土表现为突出的人文特性。自然与人文因素的有机结合即构成了风土，也就是说风土的构成既包括自然因素，亦有人文因素，其中气候条件在自然因素中作用最大，而风俗习惯则成为人文因素中的主要因素。旅游古已有之，但现代旅游却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现代旅游以为人们休闲、商务和其他各项服务为目的，在对其进行经营的过程中，追求的是它的规模效应。该文在对风土、旅游进行初步考证的基础上，阐述了风土与旅游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从“风土产业”的角度出发，提出“风土旅游”的概念，并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前景。     

论情态与情状的互动关系

情态与动词或句子的情状特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不同情状类型的动词或句子与不同情态类型存在匹配上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属于不同情状类型的动词或句子与表达不同类型情态的情态动词之间的共现限制.静态情状与认识情态、动态情状与根情态之间在概念结构上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体现为:在句法上,它们的表现形式呈自然共现关系,即典型的静态动词与表达认识情态的情态动词自然共现,而动态动词则与表达非认识情态(根情态)的动词共现.不同情状类型的动词或句子与多义情态动词共现时,情状类型对多义情态动词的语义解释会产生有效的影响,情状对多义情态动词的语义具有分化作用.     

欲望与精神之间的突围

20世纪 90年代的先锋音乐是一种精神探险 ,先锋音乐家们在自己一度热衷的技术试验中 ,不期然地将中国现代艺术带入了“文化工业”之中 ,同时 ,一些时髦者在丧失了艺术锐气的市场倾销中 ,无可选择地终结了自己的探索 ,而仅仅使其沉醉于往日的先锋性的辉煌想象中。然而 ,真正的先锋仍然在漂泊中寻找新的锚地 ,他们仍在释放自己残存的生命力和精神美丽 ,用自己的艺术理论和实践 ,铸就自己艺术生命的探索性证词     

居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信任——兼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府闻的一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府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众多,我们可以将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体层次、社会层次和政府层次.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状况并不理想,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下降: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省级政府次之,依此类推,公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则最低.在当下的中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合理调整政府的相关政策,是培育政治信任的现实选择.     

聚焦“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

近年来"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本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其中却表现出一种不容忽视的倾向:回避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扭曲科学蓬勃发展迫使宗教不得不改变教义内容的事实,反而大谈寻求科学与宗教的互补与融合,甚至吹嘘宗教可以指导科学的发展。本文指出了这种倾向的实质所在。     

隐喻与象征的区别

隐喻和象征在构成方式上有着共同的结构特点。学者们对隐喻和象征概念认识的模糊,是二者在使用上混而不分的主要原因。因此,理清二者的区别,将有利于更好地使用这两个概念。经考察发现,隐喻和象征在语境系统、意义系统、应用领域、意象词的使用、认知作用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区别。     

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区别

2016年修订的《反恐法》(以下简称"新《反恐法》")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立法,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概念,完善了刑法对于恐怖犯罪的规定。由于法律法规对二者的规定十分模糊,特别是新《反恐法》颁布后,二者常常放在同一条或同一款,甚至表述一致但含义不同,因此对其区别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漫步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简论林徽因的诗作

林徽因的诗作上内接我国根深蒂固的诗词传统,外应世界诗艺潮流的变化,融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艺于一炉,体现出古典与现代的双重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