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与日本政治

神道与日本政治盛晓明日本汉字的“政”一词读作”まつリこと”是由“まつリ”（祭）与“こと”（事）两字组成的，意为“祭事”。后来才引申出“政治”的含义。在日本历史上，“祭”与“政”的确是密不可分的。这里的“祭”是指日本本土的神道祭祀。神道原本是土俗或民俗...     

自然科学的经验基础与实践科学观

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所谓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鸿沟只是表象主义科学观提出的一个假问题.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介入性的实践活动,因此,对于新的实践科学观来说,该问题是不存在的.这种新的科学观念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结果.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程哲学

工程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的同时,也对社会、政治和环境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立足于作为一门有别于传统科学技术哲学的工程哲学.古希腊以来,科学与工程一直被认为代表了西方文化两种不同的传统.但在哲学发生历史主义转向后,两种不同的合理性走向融合.在科学的社会研究变得时髦的今天,我们对工程这种物质性活动进行哲学研究的进路就再也不能采用传统哲学那种单一的规范化方法,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从多维外部视点来理解.工程知识和工程实践的特性使得工程哲学应该超越传统的规范化方法,而去描述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工程实践,并在容纳各个外部视点后综合每个视点所形成的视图,为工程活动"拼凑一种更好的描述".     

在行动与规则之间——论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

行动效用主义是传统的效用主义形式,而规则效用主义则是新效用主义的主要代表.在两种理论之间集中了很多关注和争论.作为复兴了效用主义的新理论形态,规则效用主义一方面给效用计算问题带来了新的困境,但另一方面却对处理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即引发了效用主义对道义论的调和关系.然而,这种新的理论动向并未获得行动效用主义一方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后者明确反对像"道义论"那样以规则作为道德评判的直接标准.     

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科学

谈到后现代,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激进、解构、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等极端的东西.当然,如果说在别的领域,比如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后现代的激进态度还可以容忍的话,那么把后现代主义与科学联系在一块儿,在很多人看来有点荒诞不经.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当年之所以遭到如此强烈的指责和批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把后现代的思考线索引入了科学.前几年爆发的“科学大战“以及最近国内出现的科学/伪科学之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以后现代主义的方式理解科学之所以显得如此不可接受,最根本的理由是许多人认为科学特别“现代“.……     

人权观念的历史发展与内在逻辑

'人权'是一个历史发展着的概念,而不是某种先天的、因而是永恒不变的东西。作为一个具体的概念,它的处延逐渐在扩大,内涵也逐渐丰富起来。人权观念为什么会发展?本文从特殊与普遍的矛盾出发,探讨了人权观念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契机。人权观念如何发展?本文探讨了从特殊到抽象,再演变为具体的发展的内在逻辑节奏。文章认为,具体的人权观念是在更高的基点上包容而不是拒斥历史发展的成果。这种观念要求我们在人权的实践中既要注意具体的国情与差别,也要强调在普遍的全球问题上与国际人权规范接轨。     

康德的自我意识理论批判

自我意识理论是康德哲学的核心和奥秘所在。康德哲学其实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理论。本文通过清理和分析第一版和第二版《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演绎”和“缪误推理”等章节,大致描绘出若干自我反思的线索。同时也揭示了贯串在康德哲学中的内在化倾向,以及由这种倾向所导致的种种矛盾和困惑。作者认为,要解决康德所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超越康德,即从内在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回到唯物主义和实践论的立场。     

克隆人类伦理问题的先验阐明

克隆技术一旦涉及人类自身便会成为问题.而当今人们的讨论只是集中在经验的领域,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克隆人类者都有自己的理由.我们借助谢林等人的先验逻辑思想可以看清克隆人类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条件,这就是先验的主体间性关系.它说明,我们长期当作客体的对象无论是人还是物自在地就是另一个主体,无非克隆人类使得这一点明白地显示出来;而对象成为主体的根据则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把对象当作主体是我们自己是否是主体的惟一明证.     

人才合理流动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

人才流动是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我国现行的住房、医疗、养老等政策还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 ,并以社会保障的面目出现。这些政策不利于人才合理流动 ,因此应在下一步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予以解决 ,以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科玄之战”百年反思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华彩一章,中国人自维新变法以来第一次全方位地探讨了科学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在此后的近百年间,论战双方的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复重现,上演了诸如“两种文化”与“科学战争”的论战。然而,启蒙的逻辑并未协调好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也缺乏基本的历史意识。事实上,科学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在百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人们对科学及其功能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分歧。价值冲突尚在,诸如此类的论战还会改头换面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