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滇藏地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何以可能之新探

历史时期滇藏地区均属于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互动系古代中国不同地区或不同政权之间的交往联络。换句话说,这是古代中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式样。考察历史上滇藏地区与中原王朝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滇藏地区所以认同中央王朝是有深刻原因的:地缘环境上的亲缘关系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自然因素,文化向心力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诱致因素,民族间的"三交"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基本因素,经济交往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决定因素,行政管辖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关键因素。     

论中原王朝治边的理念、方略与制度安排

中原王朝治边的理念、方略与制度安排相对完善,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治边理念"是中原王朝治边思想与方略形成的基础,主要包括天下观、边疆观、华夷观与夷狄观。"治边方略"指历朝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总结所形成较稳定的谋略与传统,核心部分是地缘政治方略、文化软实力方略、博弈谋胜方略。"制度安排"包括制度制定以及修改完善的过程。边疆统治制度是中原王朝治边的理念、方略的制度化体现。中原王朝的边疆制度,可分为秦汉至宋代施用于整体边陲的羁糜治策、元明清时期以土官土司制度为代表的因地制宜型制度两个发展阶段。自元代起,中原王朝对邻邦实行藩属国制度。     

评吴国始建地的几种说法

春秋时代的吴国,曾经是东南方的一大强国。至春秋末年,国势骤盛,称雄于世,与齐、晋、楚等大国相颉颃,吴王还一度争为盟主。吴国的经济和文化也相当发达,出土的青铜器,包括簋、尊、盘等器皿,刀、戈、剑等武器,以及编钟等乐器,皆可以与中原诸大国媲美。可是吴国早期建国的历史,一直是一个谜。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学术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至今异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吴国始建于何地,说法竟有五六种之多。本     

略论柔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

柔然和鲜卑都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柔然曾是蒙古草原的主人,在其存在的近一个半世纪里,与当时鲜卑族建立的代国、北魏、东魏、西魏以及东魏重臣高欢之子高洋建立的北齐等政权有着复杂的关系.柔然与中原政权关系的显著特点,是战与和交叉进行,战中有和,和中有战.一方面柔然与中原王朝频繁发生冲突和战争,另一方面柔然又与中原王朝和平相处,多次朝贡、和亲、归附中原政权等.柔然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中原王朝对柔然的赏赐以及互市等,都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柔然与中原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和渗透,多次和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亲文化,佛教也由中原传入柔然.     

吴国青铜器的发展、特色、成就

江南吴国铸造的青铜器，既受中原商周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又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地方个性。其发展序列可分为早期、中期及晚期三个演化阶段。早期因为吴国的建立，促使江南地区青铜冶铸业得到飞跃发展，铜器类型包括中原型、访中原型和地方型并存。中期吴国工匠成熟地创造出富有自身特色的器物形式，展示出鲜明的地方风彩。晚期吴国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跃居列国前茅，有她独到之处，在我国古代科学史上取得卓越成就。     

吴国的兴盛及缘由

吴国末年,军力强大,打败楚、越,与晋相争,称霸诸候。 吴国的经济较为发达,农业、手工业均达到较高水平。 吴地先民的辛勤劳动,发明创造,为吴国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中原文化的影响,促进吴国走向兴盛;阖闾、伍子胥、孙武等杰出人物,为吴国的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国灭亡较早,但其创造的文化,影响着后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为什么传统上不重视东南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思考

将"差序格局"的社会学理论拓展至古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分析中,从安全、文化、经贸与地理等四大维度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不重视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从安全维度来看,中原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面和西面的游牧民族,东南亚并非古代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胁。从文化维度来看,东南亚除越南外,与中华文化的亲缘性较弱,受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影响更多。东南亚与古代中国在经贸维度上也有较明显的不对称性,前者对后者的依赖更深。在地理维度上,中原的农耕王朝缺乏向沿海地区拓展的积极性,而且东南亚距离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较远。在当前"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不重视东南亚的传统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值得认真思考。应综合历史与现实情况,务实稳妥地在东南亚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从而充分发挥好东南亚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中原王朝势力消长对西辽河流域古文化的影响

从夏朝的建立到秦统一中国,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原王朝更迭过程中发生过许多重要政治事件,对西江河流域的部族及其文化都不同程度地产生过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三个层面上：文化的传播和交融;中原王朝与西辽河地区族邦建立了方国联盟的关系;中原王朝强盛时,西辽河地区很可能成为中原王朝或其封国的势力范围。西辽河流域是我国古代区域文化交融比较先进、十分活跃的地区之一。     

试论西夏与北宋的经贸往来及其影响

试论西夏与北宋的经贸往来及其影响丁柏传公元１１世纪前后，地处西北的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同地处中原的北宋王朝之间，存在着长期重要的经贸联系。这种经贸往来，是夏宋关系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双方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不揣谫陋试论之，...     

关于中原文化的三个基本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原文化成为国内地域文化研究的新热点.但关于这一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澄清,如中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划界问题,"中原"概念的形成、变异对中原文化定位的影响等.中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它既立于地域而又超越地域的双重特点.其文化的自觉起于魏晋,经过近古时期的调整而在当代有新的发展.中原文化沿黄河流域不断扩展,使其涵盖的疆域保持弹性.它在近世的衰弱是国家政治版图变化的必然结果,在当代的重建则依托新文化元素的融入.     

从盛乐到平城： 北魏王朝的国家建构与政治转型

拓跋鲜卑经过盛乐时代一百四十余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塞外草原游牧政治特征为主、兼具一定多元政治文化色彩的政权。从盛乐迁都平城的前后十余年间,拓跋鲜卑统治者按照中原王朝政治文化模式建立了北魏王朝,完成了从塞外草原游牧政权到中原王朝、从边疆属国政权到皇权国家的政治转型,加快了拓跋鲜卑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20世纪河南文学》序

中国汉文化传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其一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基础的殷商文化传统,其二是以周灭殷之后建立的分封制国家为基础的周文化传统。前者是以上下等级森严的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权力文化,后者是以家庭人伦关系为主体的人文文化。周之后,殷商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灭亡,只将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人文文化作为中国汉文化统一的文化传统根本无法说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儒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是先秦从孔子、孟子到稷下学派的东夷儒学、山东儒学,其二是从董仲舒到韩愈再到二程（程颢、程颐）的中原儒学,其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儒学。东夷儒学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儒学,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愿望改善社会政治关系的儒学;中原儒学实际是以维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儒学,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中原儒学实际是被斩首了的殷商文化的一种换头术,是以周文化为头颅的殷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原儒家文化中被改造成了一种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更加繁冗的政治权力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则是南方儒学的主要特征,这为现代新儒学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本文还认为,当前河南人的问题实际是中国古代殷商文化趋于解体的表现,这给河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现实条件。     

论“士”文化与中国的统一

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都是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帝国,但两个帝国在建立之初的政治文化传统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是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士”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核心代表;而罗马帝国则建立在城邦政治文化传统之上,公民是其政治文化传统核心代表。秦汉王朝解体之后由于士大夫文化传统的延续而保持了长时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形成了以封建骑士和基督教教士为核心的二元社会结构,并导致欧洲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分裂时期。     

夏商时期中原王朝的向外扩张和中原文化圈的拓展

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中原华夏文化在全国的核心地位,其后的商周王朝对四方的扩张和征伐加快了四裔各族与华夏族的融合与同化,强化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致使中原华夏文化圈如同滚雪球般不断扩大。共同的经济生活与文化认同促进了中国各个地域、各个民族的文化融合,为秦汉的国家统一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本文利用文献与考古资料,从夏商时期中原王朝的向外扩张、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两个方面,探讨当时中原文化圈向四方的扩展情况。     

吴国历史与扬州城市性质刍议

"邗城"的涵义与江岸无关,而与吴国人对刀剑的神秘崇拜有关,"邗"字乃吴国人特殊钟爱,吴王自称邗王。邗城是吴国在江北的桥头堡,是吴国向北发展的大本营。考古证明吴国的核心地区长期在镇江,直到吴国后期核心地区才东移。邗城在吴国政治军事格局中始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邗城营建历史比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早很多,关于扬州建城2 500年的结论有待推敲。     

汉水流域与秦汉王朝的兴盛

秦汉王朝的崛起与兴盛均与汉水流域有重大关系。从历史政治地理角度看,秦在战国后期夺取汉水上游重镇汉中及成都平原后才取得与楚战争的主动,迫使楚国政治重心东迁淮河中游,为统一六国赢得关键一棋;两汉王朝的建立与稳定与汉水流域关系更大。汉高祖刘邦自汉水上游汉中开始建立帝业,刘邦定国号为"汉",包含有君权神授、入主中央、主宰天下的政治象征意义。东汉光武帝刘秀及其核心政治集团则基本来自汉水上游之南阳。两汉时每当中原战乱发生,就有不少难民流寓汉中、荆襄。汉水流域富庶的农业经济在秦汉时代长期分担了饥荒与战争带来的灾难,缓冲了社会危机,从而对秦汉王朝的稳定与强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汉中、南阳与关中、中原的发达的交通与经济往来对秦汉王朝也有重大意义。汉文化的主流仍然建立在江汉流域战国秦以来的楚文化基础之上,即汉文化精神的基调仍是江汉楚文化的流风余韵。     

中原文化视野下的中原文学及其演变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受中原文化的内容与特点的影响,中原文学具有起源早,长期具有先进性,大家、名家特别多,长期呈对外扩散的趋势等特点。中原文学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文化精神亦即中华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以下五点是其最突出的特点：第一,文以载道的精神;第二,伤时忧国的精神;第三,关注民生的精神;第四,教化育人的精神;第五,求变创新的精神。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大背景来观察中原文学,可以明显地看出,以北宋王朝的建立为界,中原文学可分为前后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在前一阶段中,中原文学的发展同全国文学的发展是同步前进的,其主要形式是诗与文,主要内容是抒情与明理。在后一阶段中,中原文学的发展与全国文学的发展是不完全同步的,全国文学的发展趋势是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逐渐占据主流位置,传统的诗文退居次要地位,而中原文学的发展却表现出相对滞后的状况。     

论“建国30年文学”的一体化特征

从话语资源、支配性力量和评价法则三个方面论述了建国30年文学的政治文化语境,认为高度一体化是其本质特征。“文革”时期的文化与文学,是建国17年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的继续发展。     

楚国论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 ,楚与周是南北对峙平行发展的两个政权。几百年间 ,战争不断。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周王朝逐步衰微 ,而楚王国日益强大 ,北方逐步分裂 ,而南方渐渐统一。楚国对中国的统一大业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秦统一中国的大部分工程已由楚国完成。不仅开拓了广阔的疆域 ,而且融合了南方各个民族 ,秦完成了统一 ,但只是一个序幕 ,最终完成中国的统一 ,建立稳定政权的仍然是楚人。南楚的文化与中原地区大不相同。北方的思想家重视政治伦理 ,南方的哲人关注宇宙自然。中原的文学泥着现实 ,具有现实主义精神 ,南楚的文学富于幻想 ,闪耀浪漫主义光辉。南北文化融合而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     

契丹与突厥的关系及影响

契丹的兴起与突厥的关系较为密切,突厥强大并称霸东亚时,契丹族则依附之.中原王朝强大而突厥衰落之时,契丹族就叛离突厥依附于中原王朝.契丹对突厥时而依附时而叛离,这种关系对于契丹的发展既有利也有弊,虽然契丹依附于突厥被迫接受其统治,但在客观上增强了契丹民族凝聚力,同时契丹主动与中原王朝接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