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书·艺文志》中“赋”的分类与排序——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

《汉书·艺文志》中的赋类作品的分类与排序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的。其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如此分类与排序,既与其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又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楚辞》一书断非选自《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另外,研究《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尤其是前者,对了解《楚辞》中的作品如东方朔《七谏》的来源与著录等方面的情况有所帮助。     

《汉书·艺文志》尊儒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易》置于群经之首,《六艺略》置于十志之首,又将"儒家"置于《诸子略》之首,可见班固对儒家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的尊儒思想。本文从《汉书·艺文志》的诞生背景、所列儒家著作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其中的尊儒思想。     

三品论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前三种分类遗意新说

《汉书.艺文志》是据刘歆《七略》改写而成。《艺文志.诗赋略》前三种的分类标准,旧说纷纭,皆不可通。《汉书.古今人表》九品论人,《诗赋略》亦用此法论赋,赋之前三种即上、中、下三品,以赋家的成就高低来划分。钟嵘《诗品》以三品论诗,实渊源于此。     

《汉志·诗赋略》分类论略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等问题为后世论争焦点.返归历史语境考索《汉志》分类的基本义例,整体观照并辨析《诗赋略》涵盖的文体、归类方式及内部之种属关系,探讨《汉志》的流变,可以廓清《诗赋略》原本源于《诗》的荀赋、杂赋,肇端楚辞的屈赋、陆赋,乐府采录的歌诗三类编目之事实.     

《汉书·艺文志》浅说

本文为评介性论文。文章简介了《汉书·艺文志》成书的过程。说明先由刘向校书编为《别录》，刘歆在《别录》基础上编为《七略》，班固再将《七略》稍加增删而成《艺文志》。文章主要考订了班固增删调整的情况。后一部分简述了《艺文志》的内容，并说明这部书目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图书目录，而且提供了第一部图书目录分类法，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再释《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诗》小序中有一段:"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这是小序中对《诗经》的介绍。历来注家对其解释较少,本文试图探求《汉书·艺文志》中哪些部分为刘向所写,哪些部分为刘歆所写。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道有夷隆 学有粗密——论《汉书·艺文志》赋之以类区分以品相别

在《汉书·艺文志》中,赋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汉书·艺文志》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这样的分类与排序,一方面与《汉书·艺文志》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     

《汉书·艺文志》不设“史部”原因析论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志目录,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学术界对《汉书·艺文志》史学史思想和史学史意识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史学学科的构建、史书的分类、两汉时期的经史关系、班固的史学思想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得出《汉书·艺文志》未给史部单独设类的文化背景和学术缘由.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我国古代历史学学科的发微,以及先秦两汉时期历史学的发展脉络都做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以气变力以力变声”——谈歌唱气息的运动机制

歌唱气息的运动机制是支配歌唱呼与吸的原动力,也是促使歌唱者发出理想音色,达到良好共鸣的原点。为了使声乐学习者能够迅速掌握歌唱呼吸的技巧,提高艺术水平,文章详尽地就歌唱气息运动机制的物理学原理、作用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实践探讨了相关的运用问题。     

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异化与归化

文章运用翻译理论和接受理论,讨论了如何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以及译者对译文读者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与态度来具体选择运用异化和归化策略。鉴于不同文化间存在文化差异的客观事实,作者认为,译者对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必须遵循“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原则。     

从历史到神话——玄奘取经与《西游记》

在以往的《西游记》研究中,对于玄奘史实与小说的关系,以及玄奘史实在小说成书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玄奘史实之最终衍变为“神话”,究其原因,是由玄奘事迹本身的超一般想象、宗教题材的神秘性、民间传播渠道的调制三端所共同促成。而《西游记》小说中的游戏色彩、诙谐滑稽特征、取经主人公与实际主角发生错位等特征也是在不同程度上,经过民间渠道的传播后所打上的历史印痕。     

抽象与世俗:建本《西游记》插图的文本接受

受制于上图下文的插图版式,象征、传神便成为建本《西游记》插图绘工所追求的共同目标。绘工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如依题作图、以一代多、变相式"双页连"、抽象化的时空处理、人物局部特征的强化以及程式化的插图等,简洁的构图充分张扬了文本的意义。建本《西游记》繁复出现的"礼节化"模式正是绘工以儒家仪礼改造原文本的反映,而其以写实表达神幻、以世俗解读佛教,均体现了建阳地区下层民众对于《西游记》的接受。其艺术处理与接受方式,更多体现了底层民众的观念。     

超越对峙——论《八月之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

统制西方意识形态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使人们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常态来看待世界、规范社会：善／恶、人／自然、男性／女性、理性／感性、在场／缺失……在福克纳的长篇小说《八月之光》中,作者生动描写了一系列受到种族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戕害的人物角色。通过展示他们内心的矛盾与冲突,行为上的癫狂与错乱,以及对人生的绝望,作者成功解构并颠覆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构筑起人文主义的宏伟大厦。     

反讽与追忆：《西都赋》中的成帝书写

东汉初年,汉成帝被排除在圣统叙述之外,成为帝王奢侈的典型。班固在《西都赋》中,一面极力描摹昭阳之盛,将成帝与武帝并列,作为西都奢侈的代表,以史家的眼光分析西汉衰落的原因;一面深情回忆十世之基,追慕西都最后的盛世,代表了东汉初年部分士人的普遍心态。除了成帝奢侈同于武帝与马、扬大赋的典范作用之外,班氏家族对成帝时“羽仪上京”的集体记忆,是造成《西都赋》重视成帝之世的关键因素。     

依法管理:提高高校内部管理水平的关键

分析并提出了依法管理是提高高校管理水平的新视角,是构建和谐校园、促进高校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讨论了高校内部依法管理的内涵与定位。基于目前高校依法管理的问题,建议通过完善学校法律顾问机制、健全管理规章制度并合法运用、依法提供法律救济、提高管理者依法管理的意识、强化依法管理的落实,达到提高高校管理水平的目的。     

学会关心——诺丁斯的关心理论及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反映出关心主题的缺失。诺丁斯的关心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与教师的榜样作用,重视道德情感的作用与道德关系的建立,并倡导生活化的道德教育模式。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德育意义对高校道德教育在德育内容、德育形式与德育氛围上有重要的启示。     

回向自我:中唐文儒的危机应对与儒学转型

中唐文儒应对时代危机的理论运思,打破了盛唐之时的思想沉闷,在王权失坠、礼学退潮的趋势之下,文儒以"回向自我"为理论革新的起点,重新思考确立"华夷"边界、稳定"华夏"之族群内涵及由修身而及家国天下的可能性,并最终展现出修身与及物两大面向兼顾而各有侧重的局面。在此过程中,韩愈首倡的"道统"意识日益凸显,而《孟子》之影响亦逐步增大。因为中唐文儒在心性、性情、群己以及生死诸问题上的深度运思,中唐的思想也由此呈现出新局面。     

高新技术企业人才流失的成因分析及对策

通过对高新技术企业人才流失现象的具体分析,从高新技术企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因素、企业价值评价体系、知识型员工特点等方面,探讨了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企业管理者应端正心态,正确认识合理的人才流动,构建科学的价值评价和薪酬体系,提供良好的人才成长空间,倡导相互信任的团队合作氛围等应对高新技术企业人才流失的具体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