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立法完善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无论是在我国整个司法协助体系中,还是在国际合作领域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近几年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发展较快,但是在刑事司法协助的合作范围、双边引渡条约的订立及《引渡法》等国内立法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无法适应我国有效打击刑事犯罪和广泛参与国际合作的需要。因此,应尽快完善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加大立法步伐,完善《引渡法》等有关国内立法,积极推动统一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出台,同时应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刑事司法合作,扩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领域,积极谋求与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双边引渡条约的订立。     

目标与路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司法交流与合作

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国际司法合作与交流有其必然性。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共同打击国际犯罪的协作、民事司法协助与刑事司法协助、司法制度的相互了解与运用、司法人才的共同培养和交流。解决上述问题的目标与路径在于：建立健全司法合作与协助制度，创建维护公平高效的司法环境；建立多边的交流合作制度，增进对各自司法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共同开展司法人才培训，促进司法水平的提升和司法环境的改善。     

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刑事司法协助机制的完善

随着中国东盟经贸和交往关系的日益密切和便捷,跨国犯罪问题也日趋突出.区域内的刑事司法协助机制的建立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区域内的刑事司法协助机制应包括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双边机制和区域集团的多边机制,在解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两个方面的问题上进行司法协助.     

试论合作式司法在中国刑事实践中的发展趋势

合作式刑事司法已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世界潮流.无论从刑事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趋势,还是从我国社会制度和思想根源来看,它都在我国现代刑事司法中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重视本土现有优势资源,消除思想上的传统桎梏,理性把握合作限度,处理好与对抗制的关系,合作式司法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背景下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打击与惩罚腐败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证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规定较为具体,如电视会议作证方式、污点证人作证、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规定上存在明显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梳理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证人制度的规定,指出我国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引入高科技作证方式、构建污点证人及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我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问题及其机制调适——基于有组织犯罪企业化发展趋势的思考

企业化是全球有组织犯罪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我国有组织犯罪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其企业化程度和表现有所不同,但在总体上呈现快速发展之势。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发展导致在有组织犯罪与公司企业犯罪的界分、犯罪组织中参加者和企业员工的区分、涉案财产的处置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等方面存在疑难问题,从而使相关刑事司法陷入困境。针对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趋势带来的刑事司法问题,应当深刻把握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规律,贯彻科学司法;规范反有组织犯罪的司法活动,坚持依法司法;科学预测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加强国际司法合作。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对两岸司法协助制度的影响

为探索海峡两岸司法协助的有效路径,运用比较分析方法综观《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签订前后海峡两岸司法协助制度的演变,重点分析该协议所确定的刑事及民事司法协助内容及方式、海峡两岸司法协助的巨大进展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分析认为,作为海峡两岸司法协助的重要阶段性成果,该协议的内容尚需进一步完善,其中特别是对司法管辖权冲突及互助中的法律冲突等问题,海峡两岸亟需达成更大范围的共识。     

我国与东盟国家民事司法协助的缺陷与完善 ——基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背景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交流不可避免产生法律冲突,就需要司法权介入.而司法权具有属地性,任何一国的司法机关,其司法权的行使只能限于本国境内,否则就可能侵犯外国主权,因此,只有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司法机关之间的通力合作,相互提供司法协助便利,才能高效快捷地解决国际民事交往中出现的各类案件,从而有效解决争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民事司法协助应当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平等互惠原则、保护合法权益原则和国际合作原则.鉴于我国与东盟国家民事司法协助存在的诸多问题:现存的司法协助条约自身存在不足,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组织形态和法律机制的限制,司法协助途径复杂,应当从域外送达、域外调查取证、外国法院民事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入手,加以规制和解决.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实践、问题及前景

近年来,中国通过参与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谈判,缔结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完善国内相关立法,积极为他国提供各种形式的民商事司法协助。然而,我国当前的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依然在司法协助条约实施效率、外国当事人在中国直接取证或送达、利用信息技术提供司法协助等方面存在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应该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签订新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构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司法协助信息交流平台,灵活处理民商事司法协助中的互惠原则,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司法协助的效率,探索新的司法协助方式,以促进中国与沿线国的民商事司法协助。     

刑事和解制度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反思——以刑事诉讼“习惯法”为视角

如何在刑事司法中实现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与犯罪人回归社会两大目标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政策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不可否认,将和解适用于刑事司法领域,这在我国当前还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在法理上尚未完全厘清,在实务中也存在一定障碍。文章以刑事诉讼习惯法为视角,运用比较法和案例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刑事和解与西方＂修复式司法＂之关系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现实功能之评判以及其未来立法走向之规划问题进行了详实而深入的探究,以期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持。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