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生活:在应然生活与可能生活之间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如果道德生活采取“应然”的形式 ,必定要受到来自人性内部和多元文化外部的双重挑战 ;而“可能生活”对伦理境遇的强调 ,一方面消解了“应然生活”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另一方面则可能走向伦理相对主义。所以 ,提倡一种“中道生活” ,有利于走出“应然生活”与“可能生活”的两难困境     

现代性的伦理话语

本文试图给予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性”道德以一种批判性的主题反思。从揭示“现代性” 道德的双重危机——即现代道德生话世界的价值危机和现代伦理知识的合法性危机——入手,作者通过历史与道德、美德与规范两对基本的思想范畴,回答并解析了(１)“‘现代性’道德的双重化危机是如何造成并相互关联的?” 和(２)现代伦理学知识合法性危机的症候及其诊断”这样两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由之检视了“现代性” 道德自身所处的“前”“后”历史处境、及其知识图景和思想命运。作者期冀,本文的理论分析尝试能够成为理解“现代性”道德之迷的一种可能的思想理路,表达一种建设性批评的理论姿态。     

“漂泊”与“安顿”——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与公共性重塑

个体的精神生活离不开时代精神的依托。健全的时代精神能够给予个人精神以“安顿”,反之，时代精神的危机亦会造成和加剧个人精神的“漂泊感”。当代的时代精神面临着“个体化困境”的侵扰，即精神生活中“普遍性”向度式微与“个体性”向度高涨。“个体化”是一个关系性、动态性与阶段性的概念，“个体化困境”源于资本逻辑对现代化进程的宰制，主要表现为公共性的失落、意义的虚无以及自由个性的缺失等文化症候。对于个体化困境的扬弃，重在对于公共性向度的重视与建设。这需要我们变革旧有的二元对立的实体性思维、自觉资本逻辑的局限、吸纳传统文化的滋养、积极投身公共性事业。     

伦理文化的“物化”与精神生活的失落

现代伦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理性主义.它使以情感关系为根基建立的集体型、情感型的伦理文化被以利益关系为中心的个体型、契约型的伦理文化所取代.物与物之间的抽象利益关系统治着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以对那个剥离了人类生活具体语境的抽象伦理的批判构成了现代伦理学自我反思的重要内容.伦理文化的物化使现代人不得不独立经营并操劳于复杂的世俗伦理之中.现代人若想重新照亮人类的精神世界,就必须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建构一种相互承认的社会伦理关系.     

现代性的双重意蕴及其实质问题

现代性概念具有双重意蕴 ,即外在社会结构的现代性与内在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性 ,前者表现为形式化的制度结构 ,以理性化为原则 ;后者表现为感性欲望的伸张 ,以感觉化为主导。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就是道德文化危机与意义危机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人类的社会秩序与心性秩序的超越性的价值源头或根据逐渐消解 ,于是现代人在合理地建构社会制度结构的同时 ,是否能并如何能重建人的心性结构 ?是否能并如何能重建人的精神家园与意义世界 ?这是一个未解难题     

《论语》的世界:以"行动者"为基础的道德生活

在<论语>文本解读的"效果史"当中,成人为仁是传统认识中的主流;但是,现代解释学背景下人的主体性,仁、礼的突出显现与表达,产生了对作为整体的伦理生活本身的割裂,对于如何过一种伦理生活的"规划"的遮蔽.在解除阅读暴力的"现象学"还原之下,透过<论语>的文本世界,还原出民族传统伦理生活的"原生态"世界,一种整体性伦理生活规划的"道德世界观".同时,相对于以"行动"为基础的伦理生活规划,<论语>的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以第一人称的"行动者"为基础的伦理生活的可能形态.这对于面对日常生活世界"道德分裂症"的现代人来说,开辟了如何规划伦理生活的"第三条"道路的启示.     

道德自我的确证及其价值意蕴

康德以意志自由为核心的道德世界观将形而上学的超验对象从认识的领域转移到伦理学领域;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了客观精神的伦理、法权、道德的内在生长逻辑以及相应的伦理自我、教化自我、道德自我,确证了道德世界观与道德自我的超越性价值.唐君毅把道德理性和道德自我作为文化宇宙意识的主宰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中的道德境界也指向超越性道德自我价值.道德的本真精神在于克己和为他性、理想性、创造性;道德自我是将伦理德性、法权德性有机统一和升华,以良心和义务作为行为动因,体现个体道德自主性、自律性、自由性、同一性、超越性的完善人格精神实体.     

查尔斯·泰勒对现代道德哲学的反思

查尔斯·泰勒关注世俗化带来的精神危机问题.他认为,现代性发展出一个内在的框架,在此框架中超越性无容身之地.现代西方主流道德哲学受此影响,呈现出抽象化和准则化的特征,它不承认道德空间的存在,忽视道德根源和自我转化的超越性维度,将自身陷于无求于外的人本主义之中,带来了种种问题.泰勒相信,只有向超越性开放,我们才能解决意义的终极来源问题.     

世俗化与精神生活的现代分化

世俗化时代的精神生活,不再是统一的、整全的,相反是建基于分化概念基础之上的。精神生活的现代分化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事实、价值与制度的分化,这一分化首先意味着事实、科学、知识等的去价值化,与此同时还导致了制度的去价值化或中立化。这种分化最终导致了道德意义不再内在于世界,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基于主体的建造或创制。第二个层面是精神生活的自身分化,这一分化导致了真、善、美等不同价值的相对独立与统一性的丧失,同时也导致了诸种价值观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这一冲突内在于现代精神生活之中。     

信息时代社会道德生活的基本要求

信息时代社会道德生活在贯穿交往平等和利益和谐的一般伦理要求下,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教育等方面,还提出政治民主、市场诚信、精神宽容、知识共享、发展自由等基本道德要求。     

重建“信念伦理”与坚守“网络底线”——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网络伦理价值体系的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就必须依赖于网络伦理健康发展的文化支撑,这种支撑应该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基础和内在动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号召对于网络伦理领域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毋庸讳言,现时代的网络伦理现状是不容乐观的,甚至呈现出了各种新的困境与危机。要坚守"网络底线",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一个最重要的长远使命就是要重建网络主体的"信念伦理"。重建网络主体"信念伦理"的有效路径主要有:重新认识和挖掘传统道德信仰资源的当代价值,唤醒和重塑网络主体的道德理想信仰;提升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能力,以笃定其道德信仰;培育网络主体的道德情感,以激励其道德信仰的持久性。如果这些方面可以同时有效地展开,那么在重建"信念伦理"的进程中坚守"网络底线",则必然会成为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重构当代网络伦理价值体系所最值得期待的美好愿景。     

现代的召唤:走出伦理中心主义困境

现代的召唤：走出伦理中心主义困境任剑涛一伦理中心主义，是中国古代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以伦理关系的处置为社会生活的中轴，并以达成某一伦理目标为社会生活与个人追求的最后目的，从而贯通了思想—制度—行为各个层面的心理—行为体系。它的特点是：第一，道德理想...     

21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选择

世纪之交市场话语的勃兴与启蒙思潮的低落 ,使中国文学的主体出现了内部分化 ,采取了多元的文化选择。以群体为本位的道德理想主义摆出了道德至上的姿态 ,试图从农业文明和共同体社会中寻找精神资源 ,借以反抗物欲横流的道德危机 ;以正当的人性要求为依据 ,还俗潮流推动着文学的娱乐化和世俗化进程 ,但戴着“自由”和“个性”面具的虚无主义和消费主义倾向 ,将文学引向了恶俗的歧途 ;拒绝沦为工具的审美理想主义 ,捍卫着文学的个人性、过程性与常识性 ,成为价值的守护者和现实的监督者 ,与现实进行富有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对话。 2 1世纪的中国文学只有摆脱群体性、目的性和工具性的束缚 ,才能确立自己的独立品格。     

我们该怎样生活——论生活哲学的转向

我们该怎样生活?这是一个自人类产生以来就在追问但一直没有、也不可能有最终答案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在人生价值和意义问题上陷入危机的现代人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而生活哲学的兴起正是对此种危机的一种哲学反应。     

中庸: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念

讲求与遵行中庸之道,践行与修养中庸之德,始终是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主流价值观念以及中国人孜孜以求和勉励为之的伦理价值目标与生活信念.中庸所确立与规范的道德生活是一种效法天地之道而成就人道,并以人道来与天地之道相配相参,进而使人得以无愧地立于天地之间的有意义、有价值的道德生活.它借助并通过命、性、道、教和庸言庸行来表现与实现,并以尽性知天、体天恤道、率性修道为精神要义.其宗旨是使人在天地之间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地做人.中庸贯穿于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统领一切价值的精神枢纽与价值基质,使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呈现出一种执中取正、贵中致和、用中守常的中正之道的性质与特征.     

“生活之艺术”观与现代中国理想文明的整体建构

中国新思想家在1920年代中后期积极倡导“生活之艺术”观,尝试为中国的新生建造整体的理想道德与文明体系,这是1920年代的重大思想事件。“生活之艺术”观既是一种理论模式,包含实证科学时代的世界解释系统、“人学”解释系统与文明史观,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文明批判逐步建造道德与文明体系的实践模式。它由蔼理斯创建,经过“中国化”的理论改造后,成为根植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性装置”。周作人等新思想家立足“生活之艺术”的理论系统,针对中国各类具体伦理事象作出文明批判实践,力求逐步推进道德与文明的总体性建构,但国民革命时期加速败坏的社会道德却令周作人等新思想家丧失了建造新道德与新文明的信心。     

传统道德资源与现代日常生活

传统道德在现代中国长期被否定 ,社会主义道德要“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提法 ,表达了我们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最高肯定认识 ,但承接什么 ?本文认为传统道德中的个体修身道德、家族道德、社会及行业道德中的合理因素可以直接为变化了的当代民众的日常生活所继承 ,而封建的国家政治伦理是应该抛弃的。如何承接 ?第一 ,要坚持深入持久地开展传统美德的宣传教育。第二 ,要用各种实践方式广泛深入进行传统美德的养成教育。第三 ,要认真进行分析研究 ,批判继承 ,创造转化 ,实现传统美德与现代生活的对接。第四 ,为了更好地继承传统美德 ,我们还要注意吸取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成分     

共名状态下“母亲”的伦理困境——社会学视角

《母亲》是赛珍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七部作品之一,也是赛珍珠作品中最为独特的一部.“母亲”的共名身份,是在特定生存环境所编织而就的伦理关系网中确立的;其身份危机与角色冲突导致了一系列伦理困境:“母亲”的生命冲动与生活其间的社会空间、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冲突产生的伦理困境,诚实与谎言、忠诚与背叛、珍视生命与对生命扼杀两难导致的罪与罚的伦理困境,女性身份认同与性别歧视观念的矛盾导致的伦理困境等.赛珍珠用“共名”身份塑造的母亲形象,使“母亲”成为中国劳动母亲们的典型形象,因而超越了个体意义而具有了普适性特征.     

现代科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文化战略

现代科学的发展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为现代世界确立了一种知识权威性和价值权威性的绝对范式。但是在现代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繁荣和进步的同时,灾难和危机亦同步相生,科学本身也因此而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基于"从实体性出发"的观点,不仅探求科学家的道德精神,而且反思科学共同体自身的伦理性与道德性,从而成为缓解危机的极具合理性的文化战略。     

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及其批判

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状况,表现为精神生活舍弃自身的超越性,甘愿附生并同一于贫乏而低俗的物化方式;从形式上获得感性多样性的精神生活,受商品拜物教及其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的强势主导,陷入了非理性的快感体验及享乐主义困境,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由此呈现为种种病理状态。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使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进一步加剧。物化的本质仍然是异化,反映了现时代在整个世界历史时代进程中的过渡性与不成熟性,表明现时代的个体化与社会化尚未生成适于现代文明的精神生活样式。物化处境更本质地表征着现时代虚无主义的信仰状况。虚无主义不仅表征着西方精神文化的当代危机,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更是构成人类普遍性的精神文化痼疾。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同样需要直面和应对虚无主义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