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及治理机制

从网络本身的开放性、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信息管理方式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衍生问题、网民整体素质较低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网络谣言出现的原因.结合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薛满子”等网络“大V”制造谣言的实例,分析了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表现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强等.提出了对网络谣言治理的具体建议：要依靠健全的法律体系、不断创新社会信息管理方式、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提高网民素质等方式,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信息传播环境.     

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治理

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成为谣言生成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与载体。网络谣言传播具有匿名性、时效性、多因性、蛊惑性、双重性和重叠性的特点。网络谣言的传播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危及社会稳定、不利经济发展、有损他人利益、削弱核心价值观、降低政府公信力、弱化公民信任感。认清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和负面影响,有利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治理网络谣言应及时公开信息、依法治理造谣传谣行为、加强网民的宣传教育、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     

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     

文本诠释学视野下微信政治传播功能建构研究

传统媒介环境下,政治传播具有典型的“控制论”色彩,政治文本在政治主体、大众媒介与受众之间呈现为单向的信息流动过程,政治主体在政治传播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微信是一种偏向关系传播的新媒介,虽然在概念层面上具有“元传播”的特征,但在社会现实维度难以找到实践的根基。尽管微信空间中生成了新的政治传播格局,但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政治传播模式并未发生变化。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微信空间放大了主客体二元对立政治传播模式所带来的风险。本文从文本诠释学角度考察微信政治传播困境以及功能失调问题,将微信政治传播理解为文本的理解和解释问题,以文本为核心概念,以理解和解释作为文本诠释的本体论,从而试图构建微信政治传播功能的“视域融合”。     

可预测性灾害中网民情感传播特征研究

以台风“山竹”为例,基于微博数据,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文本情感分析等方法,分析网民情感传播网络的结构特征、传播层次及路径,探究关键节点的情感影响力和传播路径上的情感变化,并总结出网民情感传播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可预测性灾害中灾前阶段的网民情感传播最为活跃,变化也更为复杂;网民情感传播路径较长,情感倾向会受到多个传播节点直接和间接的综合影响;网民情感传播路径上转发量较大的关键节点对网民情感的影响力更为显著。     

文化诗学视野中的谣言传播

谣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还以易传播、传播速度快、矛盾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构成类似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谣言诗学将口头流传的传说、逸事与现在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性文本,通过谣言本身与现实对话。在中西方已有的众多对谣言的界定中,都过分注重于谣言这一消息是否具有确切的来源。落脚点都在“来源处”。其实恰恰相反,谣言不是在其来源处产生的,而在于其传播的过程。因此,谣青的界定应着眼于其传播本身,事实上,谣言不管其来源准确与否,都会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只有发生了变异的消息才是谣言,这就是“传播的偏向”,可以说,谣言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转移或偏向的消息。这“转移”或“偏向”是由谣言听传者完成的,它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治理研究综述

基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筛选出与“新冠”“谣言”“传言”“流言”“谎言”“舆情”相关的北大核心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163篇，梳理总结文献中的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结果表明，国内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治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谣言传播基础理论、谣言传播模式及影响因素、谣言传播治理策略。但目前研究还存在学科分布不均、传播危害研究不足、治理对策与现实脱节等问题，下一步的研究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综合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理论视角，全面认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内在逻辑；深化对谣言传播危害认识的研究，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基于互联网技术，研究建立快速有效、覆盖范围广、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谣言识别和传播治理机制。     

公共危机背景下“正能量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近年来，“正能量谣言”成为公共危机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中新的热点。通过梳理分析近期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几类典型的“正能量谣言”，发现“正能量谣言”演化的过程是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某些舆情事件刺激网民热议，在相关信息传递过程中，网民的主观情绪作用、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与媒体“把关人”意识缺失等因素的作用，使得“伪正能量”通过多渠道传播。因此，需要建立政府、媒体平台、网民共同参与的价值协同、制度协同、运行协同、信息协同的多重协同机制，在“正能量谣言”危机管理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的四个阶段实现公共危机事件“正能量谣言”的协同共治。     

微博谣言及其治理

微博谣言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微博的虚拟性为微博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前提条件,微博的隐蔽性使发布谣言的责任主体难以确定,微博的互动性使微博谣言的传播范围更广。性质瓶颈的“谣”化,主体瓶颈的“谣”化,心理瓶颈的“谣”化,类别瓶颈的“谣”化,反映出中国网络法制不完善、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了有效推进微博的健康发展,对微博谣言进行法治规范和综合治理是十分必要的。     

对网络传播中传播心态的分析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对网络传播中的传播心态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网络传播———作为“匿名”这一社会现象的延伸———对网民的传播心态造成的影响。一、对自我心态的分析第一,网络传播中网民的自我意识网络传播会增强人们的“私我意识”,而削弱“社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