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境"与美--试论存在论视域的先秦儒家审美观

本文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视野分析了先秦儒家学说的存在论本质,认为先秦儒家的审美观念是基于"仁境"的生存论体验,对"仁境"的体悟决定了其对"本真美"的言说方式.而先秦儒家的这一审美"言说"经历了从孔孟到荀子的历史性变迁.     

汉儒称"儒学"为"儒术"考

"儒学"这个概念,不见于先秦典籍,为汉儒所独创.汉儒创造这个概念,用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或日"儒家的学说",但汉儒又用先秦已有的"儒术"这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汉儒为什么称"儒学"为"儒术",以至于兼用这两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文章藉梳理"儒学"、"儒术"概念之衍变历史以说明这个问题,并认为,在汉代,"术"化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由重"道"转向重"术",是时代对儒家的要求,汉儒之所以称"儒学"为"儒术",与这一时代要求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董仲舒伦理教育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在吸收先秦法家、阴阳五行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汉代儒家今文经学的伦理教育思想.董仲舒将伦理教育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主线,其所主张的“三纲五常”“德主刑辅”的道德伦理教育内容,以及其教育原则和方法成为儒家伦理教育的典范.其思想既是对以前学说的继承,又有其自身特色,对西汉之后儒家伦理教育思想与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先秦儒家荣辱观的道德实践特征及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荣辱观是儒家早期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集中反映了当时儒家基本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要求。其道德实践特征鲜明，主要表现为强调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推崇以行为旨归的实践精神，政治生活与世俗生活紧密结合、政治生态与思想文化伦理化。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思潮的新的进程中，先秦儒家荣辱观从文化内容、历史使命、道德教化的实现方式等方面都能发挥历史的资鉴作用。     

试论先秦儒家忠孝观的现代扬弃

先秦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之一,而忠孝观又是先秦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大的学说力量对于巩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和民间家庭的和谐稳定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朝前滚动,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也逐步浮现。站在时代立场,对其进行理性审视,扬其长,避其短,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先秦墨家法律学说述评 ——墨家对儒家礼治学说的反动及其解析

对先秦墨家学说及其与儒家礼治学说的学术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系统解析,认为墨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儒家礼治学说的畸形变种,是对儒家礼治学说的一种理论反动,其学术进步性并没有现代某些学者所认定的那么夸张。     

先秦秦汉的教民思想与实践述论

先秦秦汉时期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都重视对民众的教育。他们认为,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道德素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也可为国家培养人才,改善吏治。先秦儒家最重视教育,并创立私学,对平民进行教育;汉代的地方官则通过官府的力量办学,使不少民众受到教育。先秦秦汉时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利玛窦《二十五言》的爱比克泰德思想——兼谈中西哲学比较何以可能

只有具备共同基础,中西哲学比较才是可能的。基督教曾借助斯多葛主义实现其在罗马帝国的本土化,利玛窦在其《二十五言》中亦将儒家学说理解为中国式的斯多葛主义,希望借助它来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二十五言》的基本素材源自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爱比克泰德,爱比克泰德强调人的修身实践,关注如何实现人的主体自身。这与儒家关注的修身学说极为相似。利玛窦探求儒家、基督教和斯多葛主义的共同特征,旨在从儒家学说自身来证明基督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可能性。《二十五言》呈现了斯多葛主义和儒家学说在明末清初之际的历史交融,可谓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现实范例,为我们深入思考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性转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先秦时期小说观念刍论

先秦时期的庄子、荀子等人都有关于"小说"或"小家珍说"的论述,这些言论所针对的虽还不是文体意义上的小说,但却是后世小说观念的源头,故梳理它们的所指及其所暗含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在相关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所谓的小说是指与大道相同的小道,所指向的是道家之外的其他家学说,也就是认为包括儒家在内的其他各家学说均是小说;而子夏、荀子等儒家诸子则认为除儒家学说之外的其他派别都是"小道"、"小家珍说"、"邪说"或"异说"。可见,先秦诸子在论及小说时都指向的是自己所信奉的学说之外的其他各家学说。故先秦时期所谓的小说,是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所形成的,是各家互相批判和攻击时所用的、带有鄙夷色彩的一种说法。     

先秦儒家之变迁探微

先秦儒家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孔子的恢复周礼,以仁释礼,到孟子的"仁政"学说,再到荀子的"隆礼"以至于法;从理想的"内圣外王"到现实中的"内圣"、"外王",再到依附于"外王";还有庙堂上的执着与山野中的逍遥,先秦儒家为即将来临的封建君主专制,准备了充足的润滑剂。     

庄子《天地篇》哲学义解

借由庄子《天地篇》的文义辨析,本文讨论庄子学派的政治哲学思想,并追究其合理性。《天地篇》批判儒家德性政治、法家刑罚政治、名家无谓的诡辩,对历史上的儒家圣王尧、舜、周武都置辞批评,理由是他们并不真正爱民,而是为了自己需求在表演而已,并且同置曾史与桀跖,理由都是失其本性,其所追求就是上位放任,则下民自适,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完全无力的立场。本文认为,现实之不堪,各学派所共知,至于追求何种价值,是各家自己的选择,庄子学派无须攻击他家立场,除非找到真正的宇宙规律、历史规律,才能论断高下,但这就要进行各家意旨的正确理解、准确诠释的工作了,完成了这一步,才能真正解决生命的意旨以及政治的根本的大哉问问题。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哲理诠释、精神信仰到成德成人——20世纪以来“致良知”教研究的基本定位与反思

“致良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既是其讲学的立言宗旨,又是王门诸子学习、实践活动中的思想纲领。20世纪以来,关于“致良知”教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哲理诠释与精神信仰两种不同诠释路径。反观20世纪以来阳明“致良知”教的两种研究取径,都不可回避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成德成人。成德成人的德性教养既是儒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更是阳明“致良知”教的本旨意涵,其意义就在转化个体生命情感、精神意志的过程中显现出人人本有且知是知非的良知。在成德成人的基础上,哲理诠释的路径蕴涵着精神信仰的价值追求,而精神信仰的路径又表现出哲理诠释的普遍性面相。这既关涉如何体贴阳明哲学的真精神,也向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应当如何诠释儒学传统价值的重要问题。     

清代书院儒学传播途径探微

清代是书院儒学传播的最重要时期之一,清代书院对士人日常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儒学。日常讲学承担了书院的主体教育职能,无疑成为书院最主要的儒学传播途径。其特点是"半教半学",非常重视师友砥砺、形成亲密的师生关系,使生徒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藏书、刻书是书院的重要特征,也是儒学传播的重要途径;祭祀作为书院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立儒家道统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从精神信仰层面传播儒学。此外,书院还通过命名题额、嵌碑立石、匾联语录等多种环境熏陶途径将生徒纳入到儒学的精神世界中。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三重维度及思想探析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有三重维度：首先，作为一代道教宗师，陆西星独辟蹊径地指出儒家的“存心养性”即是修真之要。“存心”是陆西星东派修炼筑基炼己第一层功夫。“养性”之说乃陆西星东派丹法功夫得药归鼎之后，丹法中对火候的掌握，其最关键处在于“自然”。其次，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根由在于“二圣不异”，同于“理一”，且二圣之教皆教人归返复本，皆以“不争”为入道之机。最后，陆西星“以儒诠道”有着自己鲜明的宗派立场，陆氏对传统儒家思想并非一概吸收认同，这集中表现为其对“吾儒”的批判。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具体阐明了儒家道德理性如何走向生命实践的功夫路径。     

对孔子名学思想的解析

孔子虽然很少专门论述名学,但名学却贯穿于孔子思想的始终。孔子是从法权的角度去谈政治实践的问题,而不是从 “名实”关系的角度去谈认识论的问题。孔子的名学思想反映了伦理共同体中语言的实践功能,而“名实”关系则反映了伦理共 同体发生分离时语言的认识论功能。在此,我们将用马克思的实践语言观去分析孔子名学思想所反映的特殊历史现象。     

儒学再制度化的努力与限制

在制度化儒家解体近百年后,大陆新儒家试图将儒学重新制度化.他们反对前三代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哲学化诠释路径,主张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都要儒家化,并主张立儒教为国教.他们还提出了"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的具体策略,并已部分地付诸实践.不过,在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设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关于儒学的历史评价等问题上,大陆新儒家所做的儒学再制度化的努力都有诸多限制.当然,儒学再制度化的设计虽属一厢情愿,但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

新时代劳动幸福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命题,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新时代背景下,劳动幸福何以可能？这是构建新时代劳动幸福亟须解决的首要理论问题。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在理论、历史与现实的三重维度考量中得以体现,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中华优秀传统劳动幸福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为其学理基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为其历史条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其现实基础。立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厘清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对推进该领域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武德政治乃贞观之治基石——基于唐武德元年至九年诏书的考察

初唐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与李渊父子广施德政是分不开的。然而后世对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多有讴歌,对李渊的武德政治却少有赞颂,但事实上对唐武德元年至九年诏书,从“人才任免”、“发展经济”、“加强武备、征伐平叛”、“规范律法、减轻刑狱”、“倡兴文化”五个方面进行考察后可知,贞观之治正是以武德政治为基础的。     

秦汉时期儒家思想地位的历史变迁

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成熟于春秋战国之际,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儒家思想由于缺乏现实功用性,故未能获得官方政治哲学的地位。秦的统一,成为儒家思想历史地位陡然上升的历史机遇,儒家思想成为秦王朝官方政治哲学的组成部分,此后几经变迁,至汉武帝时最终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