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罗尔斯的契约正义思想及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罗尔斯提出两个正义原则,来自于人们一致同意的契约,作用于社会基本结构,为社会成员审视宪政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点,因此,罗尔斯继承并超越了古典社会契约理论,发展了其独具特色的契约正义思想。面对我国目前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阶层群体冲突增加以及公平正义问题凸显的现状,罗尔斯契约正义思想所蕴含的道德原则、契约精神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有利于从政治制度化、政治民主化和政治一体化三方面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     

浅析契约论思想方法

简要考察了契约论思想方法兴起的历史背景 ,并概述了霍布斯、洛克、卢梭的近代自然主义契约论的发展演变 ;分析了现代罗尔斯的超自然主义契约论思想方法 :作为公平的正义要领的提出、原初状态下的无知之幕的设定、词典式序列的两个正义原则以及重迭共识、公共理性和权利 (自由 )的优先性。以历史的眼光辩证地分析了契约论思想方法的长处和优点 ,并参考引用当代美国哲学家诺齐克和麦金太尔对罗尔斯契约论思想的批评 ,分析指出其缺点和不足     

超越契约正义:霍布斯正义观聚焦

自然法理论的演变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该理论催生出近代正义理念。近代正义观的转型则孕育于近代理性自然法。《利维坦》对自然法和契约论的诠释,囊括了霍布斯正义理论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内容。霍布斯将正义的评判标准转换为契约这种具体的规则形式。国家既不是至善的载体,也没有处于宗教权威之下,而它只是保护和平与安全的强大权威,这种权威来源于多数人的同意。在契约正义的理论框架下,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主要包括利维坦的人性溯源、身份认同和法律向度三个方面。契约正义主导下的政治秩序建构沿循自上而下的建构路径,该路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失偏颇。针对这一问题,后世诸多政治哲学家试图超越霍布斯契约正义观的局限,进一步探究正义秩序的形成逻辑。     

“康德式”建构主义：基于“程序”和“契约”的解读

“康德式”建构主义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主流证成方案，具有形式性、普遍性和中立性等特征。这种证成基于人的实践理性拟定实践推理之程序，以此对历史、文化所给定的事实加以统摄。该证成方案始于罗尔斯，在罗尔斯政治哲学及其后学的阐发中发展出程序主义和契约主义两种解读方案。前者基于实践推理的程序本身为所建构的原则辩护，后者则把对原则的建构还原为对有待克服的实践困境的描述。这两种方案虽然在“康德式”建构主义的证成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本质上则是互为彼此的。程序是实践推理的内在要求，契约则是程序的外在表现。     

从原初状态到正义原则--评析罗尔斯的契约论证明

已故当代新自由主义伦理学的领袖人物罗尔斯在伦理学方面的一大贡献是关于正义理论的契约论证明.罗尔斯主要是借助契约来证明自己的两个正义原则.本文对罗尔斯的契约论证明,尤其是对其理论核心的"原初状态"以及从原初状态推导出两个正义原则的过程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论《正义论》中基本善的作用及其存在的必然性

罗尔斯在其义务论的道德哲学中区分了两种善理论,即善的强理论(the thick theory of good)和善的弱理论(the thin theory of good)。前者以良序社会中的正当原则为基础,并在正当优先于善的义务论框架中被广泛讨论。后者则以基本善为核心范畴,以此构建其道德哲学的实践推理基础。不过,他对基本善的设定由于游离于其义务论框架之外而未能得到足够关注。然而,《正义论》对基本善的设定却是理论的必然。该理论在《正义论》中有两个应用层次:首先,它是罗尔斯的道德契约论的推理起点;其次,没有基本善的存在,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将难以在道德层面获得足够的稳定性。     

约翰·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与契约论相容性辨析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一方面指出在原初状态中,较之功利原则、至善原则等几种可能,选择正义观念所面临的争议与困境,一方面着力正面展示"两个正义原则"所具有的独特理论优势,试图证明原初状态中的人们最终将会选择他所提供的这两个原则."两个正义原则"的独特之处如此明显,而罗尔斯仍然采取契约方法对此进行论证,原因在于契约论与罗尔斯提出的正义原则在某些意义上具有相容性.     

如何理解合情理性

合情理性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与理性一样被频繁使用，但在学术讨论中，其与理性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几乎被完全忽略。罗尔斯、斯坎伦和麦克马洪是少有的赋予合情理性以重要性的作者，但他们的理解主要是对合情理性的形式理解，集中于政治道德领域，从而侧重合情理性的相互性方面。这里提出一种合情理性的新诠释，主要是鉴于对普通人只有有限理性、有限能力和有限利他心的一种后果主义式妥协。在道德领域，有限利他心在有利条件下会形成人道与公平两种基本道德情感，而合情理的人则拥有这两种道德情感，能够分辨相应场合且据之而行动。不仅如此，基于合情理性的这种诠释，可以让我们更恰当地理解现实主义乌托邦，从而成为解决正义的理想理论与非理想理论之争的基石。     

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论证逻辑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启示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分配体系,各种社会物品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如何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构成了分配正义问题。为了解决分配正义问题,罗尔斯提出了两个原则：最大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从作为正义论起点的原初状态的假设,到最大最小值的选择规则,再到两个正义原则的最终得出,罗尔斯对其正义原则进行了系统论证。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一方面为社会福利作为社会基本善存在的必要性提供了政治和道德支持,另一方面为社会福利从差等正义向契约伦理的正义观转变提供了理念基础,同时也为社会福利制度订立过程中程序正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阐释。     

论公平的正义对功利的正义的道德合理性批判与颠覆

罗尔斯与穆勒对正义情感、原则、基础等问题的共同关切,为公平的正义颠覆功利的正义提供了可能与前提。公平的正义用基础的确定性、原则的公平性、关系的合理性超越了功利的正义的基础的模糊性、原则的不公平性、关系的颠倒性,实现了道德契约论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张扬。     

曾国藩的心物观

曾国藩是理学的虔诚信仰者和笃实践履者,一生勤治理学.其对理学的贡献不在学理而在实用.本文重在探讨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的"心"这一核心概念,通过分析心与理、气、性、物、境、欲等的关系,从哲学层面揭示曾国藩理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实用性,而这也是前人较少涉猎之处.     

论环境权及其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

环境权是人的一项应有权利 ,当前 ,环境权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 ,国际社会以及一些国家开始用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环境权加以确认 ,这是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环境权要成为一项实有权利 ,还是前路漫漫。环境权与生存权和发展权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 ,它们之间又有着许多不同之处。所以 ,既不应把环境权与生存权对立起来 ,也不能把它们看做是同一项权利     

从宪法生态到生态宪法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当代宪法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与经济生态成了人们反思的对象。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为生态宪法奠定了法理基础。对生态宪法的构建可以从权利主体多元化、权力平台的重构和新的权利宪法保护原则的建立等三方面入手。生态宪法的出现将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宪法保障。     

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重新定位的必要性分析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不同的国度里,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差异很大,然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已成为国际刑事诉讼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所以,确立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已是国际刑事法学界的共识.本文从比较分析的角度,阐述了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国度差异,着重分析了我国对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重新定位的必要性.     

论考察科学精神中清教主义传统的基本维度--西方传统知识分子基本精神倾向系列研究之导论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显然是学者们无法回避、更不应该规避的重要议题。对于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而言,学术界特别是国内学术界还缺乏必要的系统的历史回溯。爱因斯坦洞察到了科学精神与宗教信仰式的精神气质的内在一致性,不过真正诱发人们去探究中世纪基督教与科学的真实精神关系的是默顿,尽管默顿命题存在诸多局限。研究表明,清教主义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伦理态度等方面的精神气质对近现代科学精神的凝集起到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而新教伦理对于科学精神的凝集并没有太大贡献。     

论宋代南渡使金诗人及其创作

南北宋之际,宋向金派出大量使节,不少使臣羁留于北方,甚至殉难。南渡使臣大多在行为与诗歌中皆表现出强烈的使节意识、矢志不渝的民族气节,他们不仅在有关国之大体方面,甚至在日常言语、行动中都有意维持使节的尊严。除此以外,南渡使金诗歌还多抒发对故国、亲人的思念之情,在不经意间会流露出作为弱国臣子的悲哀与无奈。使节意识与弱国心态导致诗人创作过于内视化,既不能正面反映社会现实,又忽略北地风物,诗歌题材与风格整体上显得单调。     

民国时期难民移垦东北述略--以“九·一八”事变前为中心

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前,来自关内的难民大量涌入东北,民国中央和东北地方政府出于安置难民及巩固东北边疆安全之双重考量,引导难民在关东大地定居垦植,开发荒地、发展农业,改变当地地广人稀的空虚局面,成为当时东北移民实边政策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巩固东北边疆之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神"到"人"与从"圣"到"凡"——中、西近代启蒙思想文化运动差异一论

东西方都曾经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二者的表现形态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非一端可尽。本文就意识形态领域观察,论述了明显不同的一点,即:西方突出表现为从神到人,而中国则突出表现为由圣到凡。文章并对中国形成此种特点的根源,从中国管制架构即政权、神权、教权(教化)相互关系的基本传统,和明中叶以来心学空前昌盛的客观形势,以及王学左派的独有特质所提供的契机等方面,做了扼要的分析,具体阐明了从圣到凡的转化轨迹。     

论对外开放度的度量

科学地评价一国对外开放的程度,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从基本面、政策面和具体指标体系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的我国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占我国残疾人口75.04%的农村残疾人,长期以来,其家庭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落后于全国水平。农村残疾人事业和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发展滞后。基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目标,必须坚持重点保障与特殊扶助相结合,一般性制度安排与专项制度安排相结合的原则,将农村残疾人纳入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予以重点保障和特殊扶助,为农村残疾人改善弱势地位、实现"平等、参与、共享"的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