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初仕有关问题考辨

关于唐诗人王昌龄的初入仕途,史料记述各异,《旧唐书》王昌龄本传说:“进士登第,补秘书省校书郎,又以博学宏词登科,再迁汜水县尉。”(新唐书》本传云:“第进士,补秘书郎,又中宏词,迁汜水尉。”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谓:“开元十五年李嶷榜进士,授汜水尉,又中宏词,迁校书郎。”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七于开元十五年下载王昌龄进士及第,又于开元十九年下载其中博学宏词科,复于开元二十二年下载其再中博学宏词。     

王昌龄诗艺新探

王昌龄的诗歌与诗论在唐诗中具有早、全、新的特点。所谓“早”即王昌龄的诗歌创作在开元 2 2年前 ,已名满天下 ,成为唐音的先导。所谓“全” ,即王昌龄的诗歌题材多样 ,体裁全面 ,结构新颖 ,体现了丰富性、全面性和创造性的统一。所谓“新” ,即王昌龄的诗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要求和创造革新 ,并在《诗格》中提出了“情景理相兼”、“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抒发真情实感”的创作理论 ,从而对传承初唐与盛唐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奠定了王昌龄在唐诗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东夏国开元位置考

开元这个名称,渊源于唐朝玄宗皇帝的开元年号(713～741年),而到金末元初,蒲鲜万奴第一次把它用于地名。东夏国时期,开元成为它的首都,很可能又以开元为中心设置了开元路的地方行政机构。因此,开元在东夏国时期很有声望。但是,由于东夏国仅存19年,在《金史》中又未专设蒲鲜万奴传,因而,不易考证开元的地理位置。尽管如此,在元明以后的各种古籍中,虽很零碎却在多处保留了它的名称。而多年来发现的有关东夏国的文物,对考证东夏国的开元位置也提供了可能性。     

司马贞生平考辩

《史记索隐》为《史记》三家注之一,后世多以其成就在其他两家之上,然其作者司马贞的生平一直是学界的一桩悬案。通过探寻新的文献支持,钩稽考索,考证出司马贞出生于唐高宗显庆六年与咸亨二年之间(660—671年),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年为国子博士,开元七年(719年)为弘文馆学士,开元八年(721年)出任润州别驾,不久后辞世。《史记索隐》成书应在开元之初,不晚于开元八年。     

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

唐代"开元后礼"的建设可以分为不同时期,开元后期与天宝时代以皇帝为首对《开元礼》所建制度大兴改革,并建立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崇拜体系。安史乱后面临对《开元礼》和天宝改制的选择,从建中贞元初以《开元礼》的继承和回归为主,到贞元后期和元和中更多地纳入新制而进行调整,变化的因素不断增加。而对《开元礼》的"删定施行"则通过对制敕的删修得以实现,体现了礼制以皇权为中心的意义和时代对变革的需求。与此同时,道教祭祀与代表皇帝私人和家族性质、表达皇帝个人意旨的"私"礼(或云"家礼")进一步结合,与作为国家公制的礼仪同存共融,形成了中古时代礼仪的新概念和新特色。     

唐令复原所据史料检证——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

《大唐开元礼》是复原唐令所依据的最基本的文献之一。当它的记载与其他文献存在差异时,首先应当综核《开元礼》的不同版本,由此确定这一记载本身是否存在讹误或缺省;其次则需考虑《开元礼》所载制度并非仅限于开元七年的立法,还融入了开元二十年成书之前的新制,而且《开元礼》的《序例》与五礼仪注对于新制的吸收并不同步,同书的两个部分之间存在矛盾性的记载。此外,开元七年至二十年间颁布的新制也没有全部体现在《开元礼》中,即使是标有"永为常式"等字样的新制也可能随时被废止。这些都为此前的唐令复原成果带来了若干不确定性。     

唐代守选起始时间考

守选是唐代为了缓和官阙少而选人多的社会矛盾而推行的一项制度.对于唐代守选起始时间的考订,有学者认为始于贞观年间.从武德中的"稍有沙汰",贞观初的"四时听选,随到注拟",到高宗时的"长名姓历榜"、定州县等级、改铨历程式,再到武后时的糊名暗考、睿宗时的量阙流人,可以看出,统治者在应对选人与官阙这一矛盾时,所采取的由被动限制到主动"迎击"的措施变换,在此流变过程中,并未看到守选制的痕迹.可以断定,开元十八年(730年)推行的"循资格"才是唐代守选制的真正开始.     

韩休卒年考辨

韩休卒年考辨朱玉麒韩休为开元名相，其卒年有二说：一、《旧唐书·玄宗纪下》：“（开元二十八年）夏五月乙未，太子少师韩休、太子少傅李皓卒。”二、《旧唐书·韩休传》：“（开元）二十七年病卒，年六十八，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忠。”后世征引，多以本传所载开元二十...     

翁方纲汉宋兼采学术思想初探

清代中叶,汉学大盛,宋学衰落,学术界出现了重汉学、抑宋学的风气。翁方纲对此十分不满,提出了汉宋兼采的主张,包括"纂言不纂礼"和"考订衷于义理"两个方面。"纂言不纂礼"赞成汇编资料的汉学方式,反对以复原古制为目的的草率论断。既反思了汉学的局限性,又体现了严谨、客观的汉学学风。"考订衷于义理"探讨了考订与义理的辨证关系,既强调考订的重要性,又主张考订以义理为目的,反对为考订而考订,体现了翁方纲的实用精神。     

论王昌龄的五言古诗

对王昌龄的诗歌研究 ,人们多将视点集中于他的七言绝句 ,而对其数量颇多的五言古诗 ,则关注不够。其实 ,王昌龄的五言古诗 ,亦内容丰富 ,包蕴深广 :既有对建功立业的壮志和怀才不遇的怨情的抒写 ;也有对广泛而复杂的边塞生活的反映 ;更有迭遭贬抑、仕途屡屡受挫后 ,对清寂虚明心理境界的追求 ;以及怀古咏史 ,用以讽谏时事 ,借古喻今。并且特点鲜明 ,风格多样 :或雄浑豪迈 ,或超逸旷放 ,或苍郁深沉 ,抑或清新自然。因此 ,王昌龄既是名副其实的“七绝圣手”,也是当之无愧的“五古名家”。     

王维进士及第与出生年月考

学术界一直认为王维开元九年进士及第 ,释褐大乐丞 ,是年秋又被贬官为济州司仓参军 ,并推算其生年为武后长安元年 ,享年 6 1岁。然按唐选举制 ,进士及第必先守选三年才能铨选授官。由《集异记》知 ,王维先天元年为京兆府解元 ,第二年即开元元年进士及第 ,由此推算 ,其生年当为武后延载元年 ;享年 6 8岁。     

王维诗中“严少尹”考及诗作系年问题

目前学界对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二诗中＂严少尹＂的身份有严挺之和严武二说,二诗系年亦有开元二十一年与乾元元年之说;对《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中＂严尹弟＂则一致认为是严武,诗作于上元元年。经笔者考订,认为＂严少尹＂与＂严尹弟＂俱为严武,三诗俱为王维与严武交游工作,前二诗作于乾元元年,后一诗作于上元二年。     

警察制度下近代北京城市的交通管理

从清末开始至民国时期,警察机构成为北京交通管理制度最重要的制定者和管理措施直接的实施者,在制定各种交通法规的基础上,采取了加强车辆登记管理、成立专门交通巡逻队、规范车辆停运、加强驾驶人员管理、强化道路管理、规范交通指挥手势等多种措施,但是警察在规范城市交通的同时也遭遇到了种种困境。清末民初,首都北京警察对交通进行管理成为当时全国城市交通管理的典型模式,也为之后以警察专管交通奠定了基础。     

放翁心目中的王安石

王安石在南宋的身后名誉地位较低 ,官方多次诏令贬斥。南宋诗文大家陆游却十分尊敬王安石 ,在他的心目中 ,王安石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学养深厚、诗艺高超、交游审慎的长者。陆游的这些看法 ,一方面渊源有自 ,另一方面也与他自身的人格追求有关。     

赵抃与熙宁政局

赵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先后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右司谏、知御史杂事、三司度支副使、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要职,是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间有着重要影响的官员。在熙宁政局中,赵抃作为旧党的一员,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在御史选任制度、青苗法和治理成都府等方面发生全面冲突。反复抗争无效后,他辞去参知政事一职,离开中枢。他的命运,是旧党士大夫在熙宁政局中命运的缩影。他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冲突,也反映了专制社会政治的致命缺陷:缺乏协调机制的党争,起不到相互制衡,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三国排调例说

排调,是古代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中的一种相互调侃取乐的风尚。排调活动源于先秦和西汉,风行于东汉末年和三国,至两晋和南北朝则达到鼎盛。三国时期,皇帝、大臣都积极参与排调活动,排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娱乐方式,并形成了一定的表演程式和艺术技巧。排调活动是两汉俳优表演、经学辩论和豪族意识等因素相互结合的产物,也是后来相声、小品、谜语等多种民间艺术形式的渊源。     

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

历史上江南地区最主要的自然灾害是水患,但旱灾的发生也很频繁。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咸丰六年江南特大旱灾为中心,对地方灾害与社会应对问题作了初步的清理,并发现:政府对灾荒的救济,在清代有一个显著的转折,即咸丰朝前后政府救济的力度和重视程度因内乱外患、军政祸乱频兴而有很大的差异。自咸丰朝开始,民生的救赈已基本转移到地方政府身上,而以绅商地主为代表的地方力量在其间发挥了重大作用,地方秩序稳定已成了第一要务。     

太原王氏北方宗支世系居地考

在永嘉之乱南迁浪潮中,太原王氏家族王柔、王泽两大宗支族人大部分迁往建邺。王柔宗支中的王沉后裔王浚却留在了北方,据《华芳墓志》与《王温墓志》记载,王浚有庶子五人,嫡子二人,庶女二人,嫡女三人。其居地,王浚在其父死后与王泽宗支别居,后因王浚封地与任官于幽州,在北方战乱不已的情况下,永康年间举家迁徙于幽州;永兴元年(304),王浚母姑儿孙具聚集于幽州;至建兴二年(314),王浚被石勒所杀,其庶子之子王准率族人迁往乐浪;至北魏时期,在统治者"辟召贤良方略"政策的感召下,王氏后裔又在王评的率领下于北魏兴安二年(453)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后随北魏迁都,徙居洛阳。     

王畿哲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王畿的学说可在王阳明那里找到其理论的原初形态,但他在本体论的建构之中过度诠释了良知作为本体的固有内涵,同时抽掉了良知作为先天道德本体的规定性,而将其还原为纯粹存在本身。他还消解了致良知作为道德实践系统的开展维度,从而体现了对王阳明学说的过度与片面的诠释。这种诠释虽不无创新之义,但对于王门后学的空疏放诞之弊,未能尽免其咎。     

从“轻武”与“尚武”看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近代以前，中日两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性格不同，中国的统治者是文人，以“文”人仕立朝，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日本的统治者是武士，以“武”扬名人仕，以武士道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轻武”与“尚武”成为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