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体诗词创作的新颖性

新时期古体诗词创作重在创作的新颖性。观念新颖是古体诗词新颖性的原则和根本；材料新鲜在于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以求情与理通达的理想效果；角度新可以产生不同的艺术构思，提炼出与众不同的主题；手法新使古体诗词更具时代风貌，便于弘扬时代精神。     

自然声律之树常绿──兼论中国新诗形式及其民族化方向

自然声律之树常绿──兼论中国新诗形式及其民族化方向陈元胜（广东民族学院）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史。唐代格律诗产生以前，诗歌作品都是相对格律体（近体）而言的古体诗．唐代以降，古体诗创作不曾断流，直至新文学冲垮文言文的一统天下，新诗登上诗坛。古体...     

袁枚诗歌的生命意识

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诗歌表现诗人个体生命的真实情感,在创作上,他的作品表现出对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思索,极富哲学色彩。本文通过对袁枚诗歌作品的分析,探讨其对生命的思索。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浅说王宝大老师所创"新古体诗"

哈尔滨师范大学王宝大教授的"拟陶新古体诗",以他的《恬静的山村》和《奔腾的碧溪》两本诗集而证明了他的实绩.但我通读两部诗集之后却觉得他创作的"新古体诗"是意境新颖、气势掠人的,与陶渊明描摹隐居生活反映无奈心态的五言古风诗大两样!所以不必用"拟陶"这顶帽子来罩它,"新古体诗"就足够了.     

袁枚诗歌理论评述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论诗主张独抒性灵,与赵翼、蒋士铨齐名,号称三家。在清代乾嘉诗坛上,理论和创作首推袁枚。他所倡导的性灵说在当时影响最大,其性灵派也是当时诗歌的主要流派。对袁枚的诗歌理论作一番探讨,将有助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对袁枚诗论的研究,许多人都持肯定赞扬的态度,认为袁枚的性灵说是一种进步的文艺观,但却把袁枚所说的“情所最先,莫如男女”、“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予最爱言情之作”斥为为宫体艳情诗和封建统治阶级及士大夫知识分子奢靡淫逸生活作辩护,具有明显的消极意义。我认为这正是袁枚诗歌理论的核心,是性灵说的根本,也是袁枚对中国古代诗歌     

随任性情的私语化创作——论袁枚的诗歌创作风格

袁枚的诗就是他随顺本性观照自我、表达私人话语的最佳工具。心手如一,心中作如此想,自然而然就随之流诸笔端,发抒于外。这是袁枚诗歌个性化或私人化的表现之一。同时,袁枚诗歌个性化色彩还明显地表现在诗歌风格的变化与其人生状态的转变的相当合拍,这是随行而为的创作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     

词体复活的"标本"——评蔡世平的词

自从上世纪"新文学"兴起以来,今人写的古体诗词就被逐渐排挤在文学殿堂之外了。这既是文学观念上的认同问题,也与古体诗词的创作现状不无关系。要改变古体诗词这种受冷落的命运,关键是古体诗词要能证明自己也能像当今流行的其他文学样式包括新诗一样,用今天的语言,表现现实生活,展现时代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活力与魅力。而蔡世平的词,提供了一个词体复活的成功样本。其词用当今鲜活的语言,表现现实生活,展现时代精神,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个性,发挥出词体特有的活力与魅力。     

“孤愤之书”·“消遣岁月”·“游戏澜言”——蒲松龄、纪昀、袁枚小说创作心态之比较

相同的兴趣爱好,使蒲松龄、纪昀、袁枚都选择了文言小说这一文体,但不同的生活经历,尤其是迥异的科举之路,使三人的小说创作心态明显有别:蒲松龄借《聊斋志异》宣泄孤愤;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成书源于消遣;袁枚《子不语》的问世出自游戏。     

袁枚与日本江户汉文学——以与广濑淡窗诗论的比较为中心

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清诗随着频繁的商贸往来大量传至日本并逐渐盛行，其中以袁枚的影响最大。江户晚期著名诗人广濑淡窗尤为赞赏袁枚和清诗。从真性情、个性、天分诗才三个方面比照袁枚与广濑淡窗的诗论，发现两者问相似之处颇多，而且有些观点显然是淡窗取自袁枚，由此亦可见袁枚和清诗在日本的影响。     

袁枚诗歌的禅影踪迹

袁枚的诗歌腾跃着鲜活的生命气息，灵动洒脱，清新自然，在清代乾嘉诗坛独树一帜 。综观袁枚诗歌作品，禅影踪迹不时闪现。拨开袁枚“不喜佛禅”的表象，即可看出他从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表现内容等方面都对禅宗有所吸收与扬弃。     

袁枚集外尺牍考释

自拙编《袁枚全集》问世后，学界不断有袁枚集外诗文发现。笔者除了已发现袁枚《乾隆庚午、辛未、壬申手稿》、手抄稿《记游册（日记）》外，又发现了一些袁枚零散集外诗文，并陆续公布过。兹再公布新发现的九通袁枚集外尺牍，以弥补《袁枚全集》的不足，并作为《袁枚全集新编》的增添内容以飨读者，推动袁枚研究向前发展。这九篇新发现的集外尺牍分别为：《与树堂书》、《与鳌公书》、《与胡书巢书》、《与璞斋三世兄书》、《谢奇丽川方伯赐裘》、《贺李香林河帅调河东》、《答赵味辛》、《与汪顺哉世妹》、《与晓园太守书》。     

彭湃的绝命诗及其他

我国农民运动杰出的领导者彭湃同志,生前为了号召农民造反动派的反,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创作了不少通俗易懂,富有感染力的红色诗歌。彭湃同志家学渊源,在写古体诗方面,也是颇有造诣的。     

袁枚哀悼诗艺术手法探微

袁枚的哀悼诗思想内容丰富,创作特色鲜明,在白描手法及典故的运用、语言的锤炼、对偶句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方面均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形成了哀悼诗独特的艺术风格。     

文同古体诗用韵研究

穷尽考察了文同古体诗作的用韵,基于其用韵分部与《广韵》分部的异同,可分文同古体诗为21部。文同古体诗基本上按照宋代通语押韵,但多少显得有些保守。     

从诗界革命到南社:新古体诗的蜕生

在白话文学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现代,古体诗仍然拥有为数不少的作者与读者,这种诗体或被称为"旧体诗",我们姑且称之为"新古体诗"。它是在文学转型过程中逐渐从古典诗歌中蜕生出来的既异于白话诗,也不同于古体诗的新诗体。诗界革命之"新学诗"、"新派诗"、"新体诗"分别从传统学术层面、表现事物与语言层面、审美层面对古典诗歌进行解构;而南社诗歌则是古体诗歌转型过程中的又一次调整,其表现为有选择地整合传统与西学,确立诗歌的现实针对性与功利性,使古体诗在古雅表象下实现气质上的平民化。民国以后随着新学制的确立与普及,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死文学"的恶谥,使古体诗处境维艰,但经过文人学者、政要、以及其他古体诗爱好者的坚持,古体诗蜕生为一种新诗体。     

陇东根据地诗歌漫评

诗歌,是陇东根据地文学运动中出现最早,数量最大,并且最为活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曾在唤醒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创建根据地、抗日救亡、推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的斗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陇东根据地的诗歌有文人的创作,但为数更多的则是群众的创作。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抒情诗、叙事诗、古体诗、自由诗、朗诵诗、讽刺诗,也有快板     

袁枚“性灵诗”的特色

袁枚首先是诗论家,其主要功绩在于“性灵说”理论的建树;袁枚又是“作诗写性灵”(江藩)的诗人,创作实践丰富,有《小仓山房诗集》39卷传世,有道是:“数卷仓山集,先生道性灵,锦心罗万象,妙手通无形。”(《和希斋》)创作理论源于创作实践并指导创作实践,创作实践亦印证创作理论。袁枚的“性灵诗”与“性灵说”基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何谓“性灵说”,学术界尚有不同见解,我在《袁枚“性灵说”内涵新探》中曾作如下界说: “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在这三块理论基石上又生发出:创作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应具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要灵活、新鲜、生动;诗歌作品以感发人心,使人产生美感为其主要艺术功能等主张。鉴于此,则须反对束缚性灵的“诗教”说及规唐模宋的拟古“格调说”,亦反对以学问代替性灵、堆砌典故的考据为诗之风气;但诗歌创作又不排除辅以学问与人工。要之,“性灵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诗论体系,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包括创作前提、创作过程,亦包括作品的要求、艺术的功能等。袁枚现存诗四千余首,并非皆符合其“性灵说”主张,因此不能认为都是“性灵诗”。我以为,所谓“性灵诗”应体现出“性灵说”对作品的美学追求:首先是抒写真情实感,表现诗人个性;其次构思新颖、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灵活、新鲜、生动,生趣盎然,显示诗人之“笔性灵”;再次,诗歌语言应自然通俗、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不堆砌典故。上乘的性灵诗当然兼备上述各特色,但由于创作主体所抒写的感情性质的不同或所反映的审美对象的差异,每一首诗的特色也就有所侧重。一般来说,写人生感情的性灵诗真性情的特色更突出,写自然景物的性灵诗形象灵活生动、生趣盎然等特色尤明显。     

袁枚与日本江户汉文学——以与广濑淡窗诗论的比较为中心

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清诗随着频繁的商贸往来大量传至日本并逐渐盛行,其中以袁枚的影响最大。江户晚期著名诗人广濑淡窗尤为赞赏袁枚和清诗。从真性情、个性、天分诗才三个方面比照袁枚与广濑淡窗的诗论,发现两者间相似之处颇多,而且有些观点显然是淡窗取自袁枚,由此亦可见袁枚和清诗在日本的影响。     

明清社会思潮对袁枚思想及诗论的影响

袁枚(1718——1797)是清代著名诗人,“性灵诗派”的倡导者。在清代乾嘉诗坛上,理论和创作都是最活跃的。袁枚认为诗歌创作主要是抒发“性灵”:“从《三百篇》至今日,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反对“误把抄书当作诗的拟古主义者,认为只有“解风趣”、“写性灵”的诗人才是天才的诗人。同时,提倡写个人的性情遭际,写个人的情     

袁枚与蒋士铨交游考述

袁枚与蒋士铨及赵翼并称清代乾隆“三大家” ,而袁枚与蒋士铨私交最深 ,交往长达三十年。袁、蒋相交的思想基础是皆无心仕途进取 ,当然蒋态度不及袁枚坚决。袁、蒋诗学观虽不尽相同 ,但蒋视袁为师 ,亦受到袁枚的影响。两人为乾隆诗坛的发展皆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