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类学分析

从杨庆堃的"制度宗教"、"扩散宗教",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教体系"等研究论著,皆说明宗教研究在中国总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至于宗教"信仰"在中国的问题可能更有争议。中国宗教是信仰的权力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建构。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常常是指以神人—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涉及天下、国家、道德、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中国宗教及其信仰具有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但其"信仰—关系"乃以神人交往、人伦要求为基础,伴随着家族、伦理、国家及其权力关系而逐步建构起来。因此,中国宗教中的神人交往及其信仰,常常呈现出一种个人信仰与家族、伦理、国家、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整体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结为一体。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观及探析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也是经济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社会学学界视他为“社会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韦伯有众多涉及各个学术领域的著作,其中宗教社会学是韦伯社会学的核心部分之一。研究宗教伦理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中影响最为著名,也最为透彻的。本文就韦伯新教伦理形成脉络,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进行探析。     

浅论市场体制要求节俭勤劳的价值观

韦伯是影响巨大的社会学家，曾注目于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比较了西方基督教新教伦理与中国儒家伦理，认为前者因皈依上帝而崇奉“原罪”，信仰通过苦行节俭而赎罪的伦理，后者则相反，故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则否。本文对此说进行了简单述评，认为韦氏虽陷入价值观念决定论，但充分注意到了市场经济要求节俭勤劳的精神“护甲”，有合理因素。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应发扬节俭勤劳精神。     

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儒教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从现代的角度出发,其中即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儒教”,也包括具有哲学性的“儒学”。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是社会的象征,它建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神圣价值让人们去追求。儒教以实现王道为己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功能,中国传统宗教的人本主义倾向使得儒教与世界三大宗教不同,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儒教是一种官方宗教、一种工具性宗教、一种宗法伦理宗教。     

宗教社会学视野中的“韦伯命题”——兼论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

长久以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所生成的“韦伯命题”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理论聚焦点,命题的生成是马克斯·韦伯与家庭、同时代学者及所处社会等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一复杂交错的影响背后尤为体现了马克斯·韦伯长期以来有关“宗教-社会”的思考。在宗教社会学视野下,“韦伯命题”的生成亦使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得以有迹可循,同时该命题促成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也为我国现阶段宗教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启示。     

论现代社会宗教与伦理的互渗和融通

在21世纪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面对中国社会现状,从理论上说清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对于克服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道德危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信仰为中介解释宗教与道德之关系,分析现时代宗教与伦理互渗与融通之实质,可以得出全球伦理这一思想运动的下一步发展就在于如何使其基本伦理准则成为人们的信念。     

宗教社会功能的二重性与社会和谐

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宗教的社会功能具有二重性,其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这就是和谐与失序,稳定与混乱。而以“全球伦理”与“全球责任”为目标的宗教对话,则对增进宗教理解,解决宗教问题,达到社会和谐与文化共融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我国,处理好宗教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宗教也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儒教是社会化、世俗化的特殊宗教

中国许多学者都认为,儒家不是宗教。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孔子学说的特点,一方面极力避免宗教之迷信与独断;而另一方面务为理性之启发。梁先生认为,儒家除了信仰自己的理性,不再信仰其他。这与宗教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因此,中国的文化便缺乏宗教。罗竹风先生认为,儒家“对于鬼神与宗教,既不否定,也不宣扬”。①由于“以伦理观念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在我国长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群众的宗教观念相对淡薄”。②业露华先生在《略论汉民族宗教观的特点》一文中也提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试论现代西方基督宗教伦理思想的历史演绎、多元发展与理论困难

代西方基督宗教伦理思想在纵向经历了一个变动不已的历史演绎过程，从内涵看体现为“以神为中心的自我伦理”、“关注现实的社会伦理”、“面向全球的普世伦理”，三个层面，其本身内蕴着难以解决的理论难题，即“宗教伦理的神学化”与“宗教伦理的人学化”、“宗教伦理的世俗化”与“宗教伦理的神圣化”、“宗教伦理的全球化”与“宗教伦理的本土化”的关系问题，探究并解答这三大难题，乃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宗教生态”，还是“权力生态”——从当代中国的“宗教生态论”思潮谈起

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社会实质,不仅仅是宗教生态问题,而是宗教信仰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其问题的深层,则是当代中国的权力生态问题,而非局限于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互动关系。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及其宗教信仰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生态、社会生态问题。就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来看,重祭“华夷之辩”的旗帜,急于引申华夏传统以建构正统的信仰方法,实际上是忽略了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宗教信仰之公共性与社会性。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要给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一个发展的空间,不如说,如果要解决当代中国宗教信仰存在与发展的矛盾关系,关键在于开放宗教关系,还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实践自由,给宗教信仰一个公共实践、公开交往的社会空间。从当代中国宗教信仰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权力生态及其国家定义的信仰等社会学问题。     

宗教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宗教社会学是“改革开放”后才在中国起步的一个学科。从中国学术界对宗教社会学的学科意识、该学科在中国的主要进展、学科队伍等方面,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之后宗教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历程,同时该学科的研究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结果,对中国宗教甚至对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都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祖先崇拜:支撑乡村生活秩序的传统宗教内核

祖先崇拜是儒释道等中国传统宗教与乡村社会生活秩序互构的内核.以祖先崇拜为代表的传统宗教伦理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相对稳定因素,并成为乡村生活秩序的内生性基础力量.在现代乡村生活秩序中,祖先信仰主要体现为:宣扬“祖先”和“孝”的理念、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完成敬祖仪式、构筑乡村社会的权力场域.对祖先崇拜进行适当制度化建构是协调国家、社会和宗教关系的很好途径,也有利于建立以内生秩序为导向的低成本乡村自治.     

论新教的清教主义传统与诉求

基督教从犹太教分裂而来本身就意味着是对旧伦理的否定和对旧秩序的反抗,而并不仅仅是对旧信仰的教义修正这样单纯的宗教目的或宗教意义.基督教的教会及各种“异端”都一直进行着宗教伦理和宗教生活等方面的变革实践,并且展开竞争.基督徒虽然在生命价值理念上都是面向未来天国的,但是在现实具体生活中生命价值实践的志趣上却相去甚远.清教主义的宗教生活方式切合了基督教早期的宗教情感和信仰诉求,所以清教主义基督徒对教会的宗教伦理和宗教生活秩序都持反对态度;救赎是他们的生命价值所在,洁净的宗教生活是他们的宗教生活所系.     

试析宗教伦理的涵义和问题

理解宗教有两种思路:一是狭义的,将宗教视为和其他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政治、经济、哲学、艺术等并列而不同的另一种独特的社会精神生活现象;二是广义的,将宗教理解为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基础,理解为人性或生命存在的形而上学根基。根据两种宗教思路,宗教伦理有两种释义:着眼于个性形态,指在宗教领域和宗教活动中,由信奉者群体遵守的,从特定信仰体系里引申出来的一套伦理规范,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等一样,属于一种特殊的伦理领域或伦理形态。着眼于共性意蕴,关涉的是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价值生存模式,将人的整个社会伦理生活秩序指向了某种终极意义或终极信念。依此,宗教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探讨人类生存的伦理秩序和信念根基之间的关系,一是人心道义秩序与信念根基之间的关系,二是社会伦理秩序与意义共识之间的关系。     

当代伦理的重构与“回到苏格拉底”——试论苏格拉底伦理思想的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

从“宗教伦理与伦理关系的根本颠倒”、“世俗伦理与宗教伦理的有机整合”以及“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的内在统一”三个层面对苏格拉底伦理思想进行探寻 ,可以发现 ,苏格拉底伦理思想对当代伦理重构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仪式视阈下的上古诗歌艺术发展史——评张树国教授《宗教伦理与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

上古诗歌与乐舞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的学术问题很多。张树国先生的大作《宗教伦理与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以上古祭祀歌辞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与上古宗教伦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对诗歌起源及发展史、诗歌的文化内涵及美学内涵都做了认真研究。提出了“诗乐舞产生并发展于祭祀仪式”的文学艺术起源说，强调祭祀仪式与诗乐舞的互涵互动关系，而在仪式的背后则是渐去渐远的宗教伦理背景。     

实现“宗教关系”的法治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与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的重要性。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来看,此两者紧密相连,此判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前瞻性与现实指导性。因为,宗教关系即是宗教理论的起点和终点。就起点来说,我们既要跳出对西方理论的完全套用,也要摒弃过分的东方学式否定,而宗教信仰方式中的关系及关系主义则可能成为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视角和方法论基础。而就其终点而言,在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我们需要通过法治化的宗教工作与社会治理来协调五类宗教关系。     

论儒家“天命”信仰中的普世价值

“天命”信仰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它揭示了宇宙万物的生命起源和最终的归属,是中华民族的主流信仰-儒家思想的安身立命之所。它以珍惜人的生命、表达养育之恩的情感为基础,进而推演出家庭伦理、政治原则和生态伦理,以“天人”和谐的形态表达着宇宙论与人生论的统一性,是儒家“民胞物与”的普世伦理的神圣性和平等性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国人表达宗教情怀的一种传统形式。     

道德情感与心灵改善——兼论康德理性宗教的道德奠基

康德将他的理性批判事业推广到宗教领域,限制宗教于纯然理性界限之内.“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弃恶从善以及如何弃恶从善”成为批判的宗教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匍匐在信仰之下的理性依靠信念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只能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联系道德信仰由实践理性来解决的问题.康德通过批判实践理性,证明了道德情感是一种尊重理性自律而产生的对道德法则敬重的情感,又以“动力一关切—准则”三个连贯的概念分析道德的纯粹性,并依据“责任”概念批判基督教伦理原则——“爱的诫命”,最终基于人之有限性原则证成人只能在实践理性所限定的道德领域实现弃恶从善的心灵转变.康德所完成的批判考察,理性地解决了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为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奠定了必要的理性基础.     

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中国经验研究

宗教和谐是两种以上不同类型宗教之间基于平等、交流、互补、理解而产生的一种彼此依赖关系和可持续性结构。宗教和谐包括情境的和谐、资源的和谐、结构的和谐与行动的和谐,其过程模式可以概括为“相遇-聚合-扩散-互补”。宗教和谐共处状态的实现,需要信仰政策上的相扶,信仰理性上的相通,信仰伦理上的相合,信仰身份上的相容,信仰背景上的相符,信仰结构上的相类,信仰功能上的相补,信仰思维上的相近,信仰情感上的相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