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的宗教性支持

在伦理与宗教、道德与信仰(念)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度的关联,因而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的建构离不开某种超越性维度,亦即宗教性资源的支持。在现代社会,一方面其制度性基础在于世俗的理性化尺度,另一方面其意义共识严重缺失,在这种背景下,宗教通过提供一个意义系统,既可以参与社会秩序的价值根基的整合,也可以进入个体心灵秩序,使人的德性之居在生存论的向度上获得近神之居的支持。在此,基督教的观念可以为中国当代伦理生活的重建提供某种借鉴。     

关系和谐伦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外

韦伯把伦理划分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信念伦理。信念伦理要么是神秘主义救赎宗教的产物,要么是出世救赎宗教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真正的救赎宗教,其伦理也非真正信念伦理。中国传统社会的世界观是关注经验世界的,是关乎天地人的政治哲学;关心的是各种关系的和谐。因此,关系和谐伦理抓住了中国传统伦理的本质特征。关系和谐伦理和责任伦理都关注经验世界;但在传统文化意义上,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伦理。当代社会,随着新的哲学文化的产生,关系和谐伦理和责任伦理呈现了统一的曙光。     

关系和谐伦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外

韦伯把伦理划分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信念伦理。信念伦理要么是神秘主义救赎宗教的产物，要么是出世救赎宗教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真正的救赎宗教，其伦理也非真正信念伦理。中国传统社会的世界观是关注经验世界的，是关乎天地人的政治哲学；关心的是各种关系的和谐。因此，关系和谐伦理抓住了中国传统伦理的本质特征。关系和谐伦理和责任伦理都关注经验世界；但在传统文化意义上，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伦理。当代社会，随着新的哲学文化的产生，关系和谐伦理和责任伦理呈现了统一的曙光。     

祖先崇拜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祖先崇拜在中国发展为一种兼具宗教性与伦理性的扩散性宗教,其宗教因素与传统社会的伦理思想、政治理念等紧密相联,形成了系统而丰富的伦理体系,表现为以贵生厚德为价值取向的生命伦理观、强化秩序及认同的家族伦理观、维护制度合理性及宣导德治精神的政治伦理观,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入社会生活、成为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背景下,祖先崇拜伦理观是当代社会伦理及文化的重要资源,并将在补足社会规范伦理、引导调适个体生存、完善海峡两岸关系中彰显其独特价值。     

黑格尔“伦理实体”思想探微

对黑格尔伦理实体思想的考据阐释,可以为关于价值合理性根据的探讨提供某种理论资源。在黑格尔那里,作为价值合理性根据的伦理实体事实上被规定为具有必然性的伦理关系体系;伦理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权利—义务关系范型,是现实的自由关系;伦理关系的结构性存在即为伦理秩序。伦理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关系结构具有客观交往规则系统,这就是其内在秩序,这种内在秩序被自觉意识、主观表达,即为规范要求     

政治伦理的底线与底线政治伦理的理论建构

政治生活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个体生存问题以及类生存问题构成了政治伦理的双重底线,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的价值共契成为化解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有效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政治,亟待建构一种倡导“以人为本”、“和谐的”、“宽容的”以及“发展的”等价值观的底线政治伦理。     

中国原始宗教的伦理思考

中国原始宗教中蕴含着影响中国伦理文化形成的诸多因素：生存困境,早期伦理与宗教同源;众神有等,伦理秩序构建的范本;恐惧敬畏,伦理意识的心理根源;神意天道,伦理实现的终极依据;禁忌祭祀,伦理行为的规范准则;祝、史、巫、宗,早期有限的伦理主体。在原始宗教中寻根溯源,有助于形成对中国伦理文化的深刻认识。     

佛教伦理与现代文明

普世伦理要以宗教伦理为其哲学基础,宗教伦理的核心理念是终极关怀,即超越各种差别,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大融合。而在当下阶级对立、民族矛盾、制度差异、文化多元的背景下,要建立一种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普世伦理,这在世俗伦理学来讲,有些勉为其难。而佛教伦理,以它特有的终极关怀,能实现人与人、人与万物的沟通与融合,成为拯救文明的一种选择。     

从伦理政治架构看公共生活伦理形态变迁

从伦理政治架构这个视点可以看出,传统社会、近代社会、当代社会具有不同的公共生活伦理形态.传统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同一,国家伦理支配和覆盖社会伦理,公共生活的组织与安排建立在信念伦理基础上.近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分化,国家伦理用宪法价值来建立,公共生活的组织和安排建立在规则伦理基础上.当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形成双向互动结构,国家伦理与社会伦理的相关联方式变化,不是政治对伦理自上而下的道德控制模式,而是伦理对政治自下而上的道德渗透模式.公共生活伦理的良序实现不能寄希望于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需要重建公民精神和公共价值伦理的道德基础,而公共价值的确立需要以政府和个人共同承诺的公共责任为保障.     

浅析佛教伦理对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作用

普世伦理要以宗教伦理为其哲学基础,宗教伦理的核心理念是终极关怀,即超越各种差别,实现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大融合。而在当下阶级对立、民族族矛盾、制度差异、文化多元的背景下,要建立一种哪怕是 最低限度的普世伦理,这在世俗伦理学来讲,也是勉为其难。而佛教伦理,以它特有的终极关怀,能实现人与人、人 与万物的沟通与融合,成为拯救文明的现代选择。     

信念：在伦理与信仰之间——西方科学家宇宙宗教感情透视

科学内含深刻的伦理本性,主要表现在对善恶的关涉、发现真理与把科学作为游戏。同时,在对自然和存在的虔敬,对人类的爱与善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命运等伦理方面,科学与宗教发生着密切的关联。而作为科学与宗教的密切关联从西方科学家精神上所体现的宇宙宗教感情,既不设定人格化的上帝,也有别于各种各样的邪教,它本身就指涉宇宙的和谐秩序与规律,是一种信念,即基于伦理的信仰旨趣,这是看待西方科学家信念的重要前提。     

走向制度化的伦理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建设的反思

制度伦理是道德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的必然表现。制度伦理化是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或政府的道德要求,伦理的制度化是国家对于社会成员个人的普遍要求,二者具有一致性。制度伦理的提出使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具有了可操作性和直接性、可预期性和确定性,丰富了伦理学研究的内容,推动了伦理学理论的发展。制度伦理不关心人生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容易将道德工具化;制度伦理容易弱化人们的道德主体意识,使道德面临着失去存在的合理性的危险;制度伦理排除了传统道德的影响,使道德失去了历史的根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需要利用传统的道德资源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给人们以价值的引导,需要注重人的美德的培养以使社会的道德获得坚实的基础。因此,道德建设不应仅仅局限于制度伦理的层面,而应该是上述各个方面的有机构成。     

伦理视角下农业的二重特性及农作“时”观念的省思

农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也是人类最早开始的有计划、有组织从事的社会活动。一方面,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农业需要与大自然打交道,农业生产是在自然场所中显示和展开,自然亲自参与了农业生产的始终。另一方面,从对人类发展的推动来看,农业是人们最早为着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而从事的一种社会活动。既然农业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而存在,它必然体现了人的各方面社会特征和价值。与人参与其他社会活动涉及伦理一样,农业不但具有一般伦理的特性,而且因为它同时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决定了其伦理关注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不只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更主要的是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农业关注的对象不是人,乃是有生命特性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或者动物具备生命的类特征,而且这些生命特征出于自然,具有自然属性,这一点也决定了人在生产农作物的时候需要遵循自然的规范原则,由此亦决定了农业伦理需要在规范伦理学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和认知。同时,农业是为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人对农业的判断又显示出功利性,使农业呈现功利性伦理的特征。因而,农业伦理具备了伦理学理论的各个层面,甚至将一些看似矛盾的伦理学理论恰如其分地整合在一起。农业伦理不只是单方面属于哪一个伦理理论,而是融合了伦理学中典型的两个流派即功利主义和义务论。在这种融合中,农业显明出一方面以支撑人的生存为目的,另一方面需要适应自然的客观性特征,于是农业伦理也随之在这两个层面反映出其独具特色的差异性。农业伦理的二重性不只是学理上的一种考量和认定,而且是具体地显明在农业实践之中,农业耕作中的"时"观念就是农业二重特性的实践显现,使农业伦理成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践理性。     

论宗教信仰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宗教借用理性的认识方法来表达和论证自己,以理性的形式展示自身在社会实践领域内的作用,并在人的心灵上构建着与理性认识追求相同的具有终极关怀性的未来。虽然宗教与理性互动频多,但宗教毕竞是一种对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崇拜信仰,归根到底是对以非理性形式存在的神圣者的信赖,本就以非理性占据上风。其中表达人们对信仰对象的神秘情感经历的宗教经验是最深层的非理性意识的代表,它的神秘特征就成为了宗教非理性最坚实的阵地。     

现代社会的伦理观念变革——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

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风险社会。随着理性的张扬,科学技术无止境的发展,人类制造了许多文明风险,我们生活在各种社会风险之中。同时,在现代社会里,人类面临的风险状况已经发生改变,各种人为的文明风险在社会风险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从伦理方面寻求应对的希望。然而,传统的伦理理论主要属于信念伦理的范畴,它注重行为所依据的动机和目的,而忽视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联,不重视对责任后果的承担,因此,它难以契合风险社会要求对行为后果的关注。而责任伦理则和现代社会有诸多契合,它认为道德的根据主要在于行动的后果,它要求行为者对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面对如此复杂的生存环境,我们应该进行伦理观念的变革,实现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的转变。     

程朱理学的现代审视

程朱理学继承孔孟道统,专讲义理性命之学。它将人际伦理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哲学高度来重整人际伦常秩序,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程朱理学既有以道德相对主义(社会性道德)把自然道德化的"真善相悖"的一面,也有以绝对道德主义(宗教性道德)把自然审美化的"美善相乐"的一面。程朱理学完全可与康德的德道哲学相媲美,它构筑了可与天地比肩的人类伟大尊严,追求哲学敬畏人生、宗教超越人生、艺术赞美人生的崇高精神境界。它最富有思辨性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宗教与现代西方法律

西方的法律与其宗教传统有着极深的渊源。首先 ,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为西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心理的基础 ,宗教的信仰对象以及伦理观念 ,使得“自然法”观念在西方有着不容动摇的地位 ,为西方法律的自身完善化提供了前提 ;同时 ,近代的“教会法”对于现代西方法律的理性化、世俗化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形式上对现代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现代法律虽然有着深厚的宗教之根 ,但已经越来越功利化了。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