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的技术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意义

中国自现代以来对文化与(民族)自我的关系有两个认识取向,即自我否定导向的"文化自省"和自我肯定导向的"文化自觉"。从这种区别开始,在剖析文化自觉概念的意涵的基础上,阐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个举国上下广泛参与的社会过程,一方面在国家层次承认那些原来被否认的文化是"我们"全共同体的文化;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承认我们自己的社会是我们的文化的来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过程的这两个承认正是中国社会的文化自觉的技术路径。     

文化的生成——“保生大帝信俗”的个案研究

［摘要］文章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保生大帝信俗”为民族志研究对象，追溯这一民众日常生活方式从偷偷摸摸的“迷信”活动成长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程，以及其中的价值重估和意义重塑，呈现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文化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生成的过程，并探讨它在当下中国社会公共文化重构中的影响。     

“传统”之合法性的构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语分析

传统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中一直被作为合法性的根源之一,但是在作为后发展民族国家的中国,作为传统的民众日常生活本身的合法性在20世纪初以来却一直处于一种吊诡状态,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从主流意识形态中摒除出去。直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形成了一个话语场域,透过对话重新确认了传统的合法性,在此场域内不同的文化主体可以交流、冲突、磨合、理解,并藉此形成意义的共享,朝向一个中国社会的公共文化体系。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也必然受到传统概念中的本真性等的影响,这是所有的保护实践者必须认识并反思的。     

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与全球化有密切关系。综合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和民族功能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行国家提出遗产保护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行国家维护民族自信心,确立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手段;是政治和经济失意时,通过文化的自我保护和延续来寻求民族合理地位的一种诉求,是政治追求在文化上的异化。今后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还将存在,但应该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向两个极端,即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山寨”文化与知识产权保护

＂山寨＂最早出现在IT行业,是民间对某些知名品牌的低成本仿制。有人认为它只是简单的模仿,有人则肯定其中包含的创新成份。无论人们对待山寨文化处于何种态度,它在当今中国社会上流行、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不可否认的。关于山寨文化的不同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文化的人本寓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

非物质文化长期存在于民间的日常生活之中,是实践活动的公共产物。从非物质文化到通过社会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最经济、可持续的方式来延续共同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根据文化的人本寓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并不直接体现于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的属性上,而是体现在与日常生活以及外在客观力量的关联互动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依赖于国家在场提供文化传承发展的动力,而国家也必须迎合文化符号的运作规律,特别是日常生活作为文化传承发展场域的必要存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主体间的自觉确保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的连续性和创造力,从而也能克服国家在场的客观性缺陷以及文化主体可能缺席的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

21世纪初至今的十余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的学术名词。它的出现为民俗学等学科提供了新的学术平台,同时也影响并重构了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在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地方政府、学者、民众形成了三股力量,地方政府通过文化展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政治经济资源,重构地域文化记忆;学者积极参与并推动非遗保护,他们重视地域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追求文化记忆保护的完整性与文化本真性,另外由于理论知识体系与地方知识系统不对接,会将一些地方文化经验屏蔽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系统之外;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与实践者,他们因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角色不同,可以分为传承人与普通民众,传承人是地方文化记忆传承的灵魂人物,他们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改变了文化身份,对地域文化建设会有一定影响,但地方知识话语很难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普通民众而言,则在文化我者/他者之间变换不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特殊性,希望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反思中,观照到不同力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     

关于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方式存在于传统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这种代表我们文化特色和传统的形态正在逐渐远离我们的生活并使我们的文化失去原有的本真性和特点.然而,正如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一样,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护好传统文化,保护好具有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子孙后代在文化的多样性选择时具有更多的余地,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本文基于上述认识,讨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面对的一些悖论,并提出了一些对策性的思考.     

论作为文化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和管理——兼及日本的经验与探索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文化遗产以来,到文化部提出的具有中国非遗保护特色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理念,可认为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体保护的文化生态保护区),而之后文化部提倡的生产性方式保护,不但会促使非遗的进一步资源化,也会推进保护与利用、发展关系的进一步明朗化,同时,在前一阶段非遗保护工作、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都将在追求经济价值的生产性方式保护的实践中突现并且具体化。针对保护和利用、持续和发展等问题,如何进行科学的管理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切实探讨的课题。结合日本的经验和探索,面对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必要提倡"适应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的方法更科学地管理资源,面对一项新的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事业,我们也有必要在非遗的管理上探讨运用内发型发展论的可能性,以取之于民间,惠泽于民间。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市场困惑与反思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始终存在市场困惑,主要表现为迎合市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存在认识困境;市场吸纳容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包容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与市场角色之间存在错位现象。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市场困惑的原因在于对“资本”的认知有失偏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特质认识不足,以及市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多元主体话语博弈的对象。理性看待资本、确立市场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特质、探索多元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模式、甄别不同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情况以及灵活转变政府角色,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社会转型期乡村精英流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

传统文化遗产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剧烈冲击下面临着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巨大危机,在传统乡土社会基本结构瓦解的情境下,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虽然国家、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面临消失的巨大危机,其制度上的原因在于文化精英名录制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乡土社会的文化精英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主要群体长期被忽略,这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隐忧。只有不断恢复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健全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的若干配套设施,在内生动力层面培育乡村本土的文化精英,围绕文化精英不断提高乡村向心力,修复其在乡土社会传播文化、引领价值的功能,重塑民间文化精英再生机制,方能真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向可持续发展的传承之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媒舆论引导

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重申报轻保护、开发性破坏等问题,传媒应承担起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责任,通过舆论引导来提高全体民众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文章同时提出了传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加强舆论引导的具体措施。     

本体与他者: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非遗化”反思

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有粘连,或直接孕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提供滋养的源泉。 21 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迅速全面铺开,为传统民间信仰的当代存续提供了正当性的理据,也拓展了民间信仰价值彰显的社会空间。 然而,在“文化求纯冶价值理念的支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往往成为“净化冶文化遗产的过程,以至于民间信仰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他者冶。 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整体性保护,必须正视民间信仰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冶传承的意义,也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民间信仰文化的流动性、自主性特征,以科学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建构当代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生态系统。     

传统节日民俗与“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保护——以玉皇阁重阳节“登高”情结为例

"文化空间"的意义、性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具有同一性,它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传统节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传承作用。节日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典型、集中、生动的活态表现。社会转型期,传统节日文化空间受到严重冲击,人们的节日情怀日渐淡漠,节日内容变得空洞。这迫切需要社会各界对传统节日文化空间的关注与保护。文章以旧时天津老城玉皇阁重阳节"登高"习俗为例,探讨传统节日文化的精神意义和对"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保护。     

从“文化自觉”谈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

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文化适应和文化自主的问题,坚持"文化自觉"是对全球化潮流的一种积极回应,也是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途径。"文化自觉"对于我们掌握文化转型自主权、正确认识本土传统文化与外民族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应全面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发挥其积极作用;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实现和谐共处;增强文化发展的主体自觉性,推动文化创新。     

非遗文化生态空间的特征及保护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前人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创造、享有并留传下来的非物质性财富，主要是一种精神性、文化性的存在。它与环境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并对生存环境有着高度依赖性。因而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就要保护它在历史传统规约下所形成的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物理和文化环境以及联系二者之间的文化事象。只有这样，非遗的功能才能与需要对接，形式与环境匹配，呈现出活态来，从而具有保护的意义。     

“引儒入马”的文化诠释——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视域的思考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它同中国优良文化的紧密结合。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儒学中的有益思想,给以马克思主义的阐发,进而纳入其学理体系,使其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必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一个新的现代形态。新时期,提高民族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信,全面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新的文化使命。继续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儒学的结合及成果创新,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重中之重,这对于我们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有着根本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带一路”中 民族文化保护的前瞻性思考

[提要]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既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给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挑战。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保护,在物质性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国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对于遗址文化、博物馆、图书馆建设、网络数据平台、历史文化研究等国家均有一系列作为。尽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方面,发挥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力,是“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体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文化资源的开发及规划方面,尚没有一套成熟的、整体性的、长期性的理论体系作为学术支撑。故学界应从全球化文化危机的语境中,思考“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将会遇到的问题,提出既不违背文化多样性发展,又能积极助推“一带一路”倡议之民族文化国际化进程的理论构架,使中国的“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成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带一路”外向型发展的重要生力军。近现代中国有过四次国家层面的民族文化保护历程,其大部分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域重合。另外,中国四次国家性的民族文化保护历程都与相应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线平行并相互呼应,“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保护也应该积极发掘“地缘文化”的影响力,建立起一条国际化的,与“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经济、国际化发展线相呼应的文化发展线。     

从“非遗”视角看彝族毕摩文化的法律保护机制

毕摩文化是彝族民众创造的彝族本体核心文化,它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项特征,符合相关认定标准,应当将其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并构建合理的法律保护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文化现代化

本文在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探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方法,并对传统文化保护与创新、传统文化现代化进行了哲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