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法治进程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法治进程”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从法的精神到法的制度的整体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变迁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双向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     

市民社会、中产阶层与法治路径选择

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论,西方市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层既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文化产生的根基。然而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和社会的自治性等与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并不匹配。在全球化与后发型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必须选择政府推导的制度先行、法治优先模式;必须选择由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和关系形塑,从而达到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的基本路径;必须以制度引导促进公民法治文化,夯实法治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的元素与取向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颠覆:一次是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当中分离出来,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另一次是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进行了翻转,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相反.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源于市民社会因素对于国家、法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市民社会构成了不同法治道路的分水岭,我国因为并不存在独立的、体制性的市民社会力量,必然会选择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然而,参照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理想和目标,以一种发展的视角来看,建构具有我国特点和价值判断的市民社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的法治化进程是有力的推动和完善.     

市场行为纠偏的法律规制——对经济法产生与属性等基本问题的反思

要准确认识经济法的本质以及其与民法等相关法律部门的实质区别、联系,必须从源头入手。从经济法自身历史来看,即使具有国家干预的特性,但也不能掩盖经济法来源于市民社会这一事实。经济法的属性应从市民社会这一角度来论证,而不是从政治国家的角度来寻求。只有真正弄清楚了市民社会与经济法的源与流的关系,才能科学地建构经济法的理论体系,才能达到真正的经济法治,实现我国的法治现代化。     

重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维度

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在我们明晰了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建构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后,面对一个充满朝气、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指导性理论.透过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开掘,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不断生发出的现实意义,正一步步地引领着现实性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因此,今天重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两个维度,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走进民间生活中的法治——兼评《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

关注现实的法治理论才能为法治进程提供现实的动力。当代民间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对民间力量推动法治进程的关注度随之不断提升，法治研究也不再止步于理论建构和观念传播，《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就是研究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关系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拓展之作。作者延续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的研究理路，在市民社会与民间社会组织之间找到了理论的契合，对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关系进行了深层解说。虽然在社会学的分析和个案的深入剖析方面存在缺憾，但是，仍然为解决市民社会具体构建问题和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有效注入社会现实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展现了走进民间生活中的法治途径。     

重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维度

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在我们明晰了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建构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后．面对一个充满朝气、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指导性理论。透过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开掘，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不断生发出的现实意义．正一步步地引领着现实性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因此．今天重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两个维度，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关于公民社会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综述

公民社会也叫市民社会(在个别地区还被称为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理论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很有影响力的一种社会思潮,被广泛地运用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领域。1992年,邓正来、景跃进发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首开国内对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先河。当时中国的市民社会论者主要是想借助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随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提出,一些学者也开始从公民社会的视角来探讨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本文就近年来公民社会与党的…     

市民社会的构建与民法的基本价值

市民社会的构建与民法价值的生成是从市民社会和民法价值相统一的视角,分析民法的社会基础及价值蕴含,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市民社会构建与民法价值生成作出初步论证.市民社会理论为民法价值研究拓展了新视野,它引导人们将社会转型期的我国民事法治视角,由国家和政府转向个人、社会和国家,促使人们对民法的价值作出新的认识与判断.作为市民社会的法治基础,分析民法价值的文化基因即市民社会民法文化的生成,以此提出中国社会转型期民法保障民事权利与制约公权力的价值.     

法治体系及其意义阐释

在当前法治与改革共同推进的大背景下,共产党的执政策略更加注重法治方式。法治体系的建设,就是从静态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转向动态法治治理体系的建构。作为法治精神的展现和延伸,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在法治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在一党执政的治理体制中,国家、政府、社会共同推进的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进程。其内容不仅表现为从立法到守法的系统工程,而且更加注重法治理论的培养、法律方法的实施、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法治体系的概念正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共产党执政方式、实现依法执政目标的具体措施。     

国家与社会：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是建构在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框架 ,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主流分析框架。从两种路径来阐述这种分析框架 :一是把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作为认识和批判我国社会的分析概念 ;二是从制度分析视角和策略性行动分析视角来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后得出 ,国家与社会框架是典型的从西方经验中引申出来的分析范畴 ,因此 ,在使用时必须保持反思的自觉。     

新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对基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理论的考察

近代以来,在政治领域中的一切理论探讨和实践方案设计都可以说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入手的,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以及如何根据市民社会的要求去规划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是近代以来全部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中,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出发还是"社会"出发。黑格尔提出的是另一个方案,他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然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寻找中介因素和环节。但是,黑格尔的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他所发现的中介因素是不可靠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阐发了一种通过消除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去建构国家的设想。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新市民社会运动证实了马克思的设想的科学性。     

温州商会的兴起:温州模式研究的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

温州商会的兴起预示着国家—市场—市民社会这一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凸显了以往温州模式研究的局限性。温州模式研究亟需从经济学研究范式向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我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正逐步从范式研究转向范例研究,温州商会正是这一题域的典型对象。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温州商会、政府、企业间的互动模式,可以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建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借鉴。     

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的回族宗教组织研究

市民社会是黑格尔分析社会秩序结构时使用的重要范畴,市民社会理论为社会秩序的建构在国家与家庭之外,引入了一个社会的向度,用市民社会理论对回族宗教组织进行分析,从而为回族聚居区市民社会的建构提供一个发展的路径,其前提条件是回族宗教组织的现代转型.     

建构有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 围绕现代化发展问题, 在知识界形成了相关论争, 其中颇具影响力的是市民社会的理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变化, 客观上为我国市民社会的建构准备了客观条件。而研究市民社会的廉正功能, 理清市民社会建构的障碍, 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思考与建议, 仍将是理论界当前和今后必须思考的一个热点问题。     

市民社会理论:法学现代化及法治研究的新视角

文章认为，在中国对法治的诉求过程中，法学理论赋有前瞻性的启蒙、阐释和导引功能，这就需要市民社会理论的导入。因为它能克服传统法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为法学研究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和系统丰富的深层理论基础，并能有效观照中国法治之路理论构建的有限和不足，从而推进法学现代化和法治理论与实践对现实的积极回应。     

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的解说效力与局限--兼评《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新世纪的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着法治化的进程,法学理论自然要对这一生动的社会现实进行积极的回应。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语境出发,对法治的产生、发展、当代趋向及中国法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在近年来众多富有活力的理论研究中,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的法治研究则成为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学术热点。对这一法治观进行客观、理性的审视和评析,可以为当下的法治理论研究乃至整个法学研究提供某种深层透视和省思。1 中国法治研究进路中的根基关怀应当说,中国法学界对法治的真正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法治和人治大讨论。特别…     

法治进程中的缺失及其根基构建

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日渐彰显,但检讨法治进程的缺失,明确法治方向和把握法治发展着力点,应是时时注重的。本文从法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出发,探讨了中国法治进程初期的缺失,提出应重视法治精神的培育,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以使法治有更牢固的根基。     

行政法治与市民社会

行政法治有两个基本内涵 ,一是意味着政府治理模式从传统的以政府为核心的人治模式向现代的参与式政府管理模式和法治模式的转变 ,二是意味着一种社会秩序的构建。在这一模式的转变和社会秩序的构建中 ,市民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引导和规范市民社会的发展是行政法治的新课题     

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的相容性——以哈耶克法治理论为视角

秩序有利于人类自由本性的实现,是人全面发展的保障.本文以哈耶克法治理论为视角来分析自发秩序的本质及其与建构秩序的关系:由法治来限制建构秩序的作用范围以防止有意识地利用政府权力假借正义之名侵犯社会公正与自由,但自发秩序的抽象普遍性特性和外部性的存在要求建构秩序发挥辅助作用,二者互不可缺;两种秩序的融合以情境为联结点,判断建构的新的规范或制度是否能融入现行自发秩序的标准是一种情境主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