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语言的音乐性在赋体骈律化中的作用

明代徐师曾把赋划分为四种类型：一古赋，二俳赋，三律赋，四文赋。根据赋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考察，前三种是赋的主要历史变异形态，而文赋不过是对汉赋的超度复归，因此就赋体发展的直线走向来讲，由散趋骈，由骈而律是其衍变的主脉络。本文认为，赋体文学向骈律化方向发展与这种文体本身的形态特征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关系，这中间又贯穿了文学语言音乐性的审美追求     

赋与骈文

赋与骈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两种各自独立的文学样式,但在审美趋向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那便是贵族化和典雅化,“崇雅尚丽”是其共同的追求。辞赋作为汉魏晋六朝的经典性文体,对骈文影响最大。就发展路向而言,是赋的日益骈偶化,再到用赋的方法做文章,最后形成骈文;就其实现方式而言,则是各类辞赋日益骈偶化,然后为各体文章所利用和借鉴,最终形成骈文。辞赋不仅给予作家以突出的骈对意识,而且为骈文提供了四言、六言和骚体等各类偶句的骈对资源。     

东晋赋学批评的分期及时代特征

东晋100多年间,玄言和山水是辞赋创作的主要取向.在赋学批评的理论形态上,则展现出儒学与玄学杂糅并存的色彩.强调赋是陶冶性灵、抒发怀抱之具,重视赋作声韵的和谐、文气的酣畅,是东晋赋学批评所表现出的新的特点.而本时期辞赋作家对声韵的讨论研求,更是我们探讨永明声律说以及赋的诗化和骈化所应当注意的重要参照.     

《文心雕龙》与《文选》所揭示的赋体骈化轨迹

刘勰《文心雕龙》为赋体所画出的骈化轨迹是:起点自西汉司马相如、扬雄,再由此到达东汉张衡、蔡邕;接下来发展到魏晋赋家。同时,又把骈赋起始阶段和真正形成阶段的不同特点分辨得非常清楚。但它描述的过程和范围还有局限:对赋体骈化的初始阶段和形成过程的阐述比较详尽,但是对骈赋的高潮期———南朝骈赋没有论列,所以不够完整。同时对骈赋作家作品的分析和介绍也有片面性,主要也表现在对南朝的忽视。然而恰恰在这两个方面,萧统的《文选》做了很好的补充,二者相得益彰,互为表里。《文选》最突出的特色是因“选”达“旨”,有关赋体的骈化轨迹,也是通过其选文体现出来的。应该说,通过考察《文选》所选之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赋体骈化从初始到高潮的完整过程。     

唐代律赋的"雅"与"丽"

唐代律赋的宏观评价体系目前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非律赋"式的批评方法导致律赋批评的文体特色褪化.应当指出,唐代律赋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集中体现在"雅"与"丽"两大关键词:之上."雅"是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丽"作为另一要义,有"媚丽"和"清丽"之分.在唐代文学家和律赋批评家心目中,"雅"与"丽"二者之间的理想关系表现为"丽不伤雅"的和谐统一.     

论骈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

在魏晋六朝呈现创作高潮的骈赋与骈文，有其光照文坛、不可磨灭的辉煌，可称为一代之文学。从两汉辞赋，而发展成为骈赋、骈文，是一个富有个性的文学形体的创造。骈赋始于陶渊明，之后，经鲍照、谢庄、江淹、孔稚、庾信等开拓发展，走向一个高峰。骈赋与骄文，同名为骈而又异名者，各有其特色。其特色之影响，几乎与中国古代散文相终始。骈赋、骈文的产生，有与辞赋自身演变的规律一脉相承的内在根据，也有时代的决定作用，同时代姐妹艺术的影响。还有一定时代审美意识的制约与规范等诸多因素。     

以情纬文——曹丕赋的诗化探析

赋的抒情化是“赋的诗化”的本质体现。曹丕的赋，或自抒怀抱，或者代他人抒情，或因景、感物抒情。均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使得赋作情感绵邈、细腻，打破了汉赋物情相离的传统，开辟了赋的诗化的新起点。     

华美的綦组:论辞赋的句式

辞赋是亦诗亦文之体.它的句式是在吸取先秦诗骚艺术经验基础上,由一批天才赋家渐次创造出来的.其字数以四言、六言、三言为基干,形式以对偶为主而骈散结合,既有散文的灵动之气,更有诗歌的整齐之美,摇曳多姿,美不胜收.这种优美的句式不仅是辞赋艺术性的重要体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后世诗文有不少体式从辞赋中受到启发.     

晚唐律赋的散体化倾向

晚唐律赋在语言和结构上都出现了散体化的倾向 :惯于采用对问体的结构是有意回归古赋的表现 ,而遣词造句方面流水对的大量使用、上下句句意的频繁转折变换、十字句法的运用以及语言的平易流畅都体现了散体化特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律赋过分雕琢 ,引起了古文家包括律赋大家的不满 ,因而有意矫之以散 ;同时 ,古文运动的余风在晚唐尚有影响 ,朝廷重视古文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注重散体的科场文化取向 ,也对士人的律赋创作朝着散体方向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苏辙辞赋创作研究

苏辙辞赋创作的主要体制形式有文赋、骚体赋和四言赋。苏辙的辞赋创作是其生活理趣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审美风尚和赋学观念的一个反映。考察苏辙的赋作创作,在辞赋的形式、题材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文赋的创作,是北宋古文家"以散言为赋"的一个典型;其骚体赋既是对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传承,也是北宋中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其四言赋,则是拟古的结果。苏辙辞赋创作的这些探索,对北宋后期苏门文人的辞赋创作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论魏晋批评文体的赋化与南北朝批评文体的骈化

在魏晋和南北朝两个时期,众多批评家发挥优长顺时采用渗透法,使本是散体语言写就的序跋体、书信体、史传体、子书体等批评文体普遍地赋化与骈化,在语体上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实现各种批评文体的互融与共生,极大地提升了批评文体的文化品位。进入南朝,骈体文完全成熟,批评文体也普遍地骈化了。一是在文体中综合运用各种对偶并灵活进行变换,且四、六句式非常鲜明;二是大量使用典故来析理;三是广泛采用声律,注重词句的藻饰,形成形美兼声美之批评。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先秦两汉赋体文梳理

赋体文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以夸张铺陈为特征的特殊文体。本文以郭豫衡《中国散文史》对赋体文的分类为基础,将先秦两汉的赋体文分成三个部分进行疏理:歌颂之文、牢骚之文和政论文。先秦两汉辞赋散文家众多,尤其是西汉文人,继承了《楚辞》和战国论说文的传统,文章非常讲究文采和修辞,形成“赋体文”这一散文的特殊群体,对后世散文的骈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红楼梦》的赋化特征及其审美意蕴

《红楼梦》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文本。它充分借鉴、汲取赋文学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使赋与小说两种文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的赋化特征表现在:汉赋、骈赋、文赋等铺采扌离文的写作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红楼梦》中的环境描写;红楼梦》赋化特征对于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使得性格各异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红楼梦》赋化特征最重要的是对于悲剧精神的补充作用,使得《红楼梦》中的社会悲剧、家庭悲剧、生活悲剧与人生悲剧叠加在一起,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赋化特征亦是《红楼梦》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红楼梦》的赋化特征的审美意蕴主要表现在:功利性、审美性、功利性与审美性的有机融合三个方面。     

论白居易律赋的精神特质及艺术成就

白居易早年所创作的13篇律赋,从题材内容上可分为体物、言情、纪事、说理、论文五大类型。这些赋体现出朗畅奋发的气度、以人为核的睿识、通达不滞的风采、万物俱美的情趣等精神特质,并取得了立意高远、以论为长,化骈为散、文笔纵放,章法得体、结构井然等艺术成就。     

朝鲜时代科试律赋考述

朝鲜时代的科举考辞赋,其体式有古赋、律赋、六言体.相对而言,律赋在科举考试中所占比重最小,留存作品也很少,因此,律赋成为科举文体的事实及其施行过程很少被人研究.其实,朝鲜时代自明宗朝开始就兼考古律赋,朝鲜末期的别试亦时而考律赋.朝鲜时期的科试律赋既继承了唐宋程式赋的特点,又具有其自身特点.     

文赋的形成

文赋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形成的一种赋体.议论化是文赋的重要特征,这与儒学的复兴、科举由重诗赋到重策论的转变、律赋的议论化风气密切相关;情理相得、理趣盎然是文赋的又一特征,于平静中追求深刻哲理的文人情怀,散文抒情化功能的加强是形成这一特征的重要原因.文赋的语言风格与中唐以来辞赋和骈体文的散文化趋向、宋代的破体为文之风有密切的联系.     

汉魏六朝的“赋末附诗”及其文体学意义

当赋体文学发展到东汉时,有些赋的末尾开始出现诗歌,在体制上属于赋的一部分,学界多以"赋末附诗"称之。纵观整个汉魏六朝,涉及赋作11篇,附诗18首。赋家在赋末附诗,主要是源于抒情言志的需要;同时,五七言诗的出现,也是重要因素。这一文学现象背后,暗含的是诗歌和辞赋之间相互承续、渗透和影响的复杂关系,故"赋末附诗"也为汉魏六朝的诗歌和辞赋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依据和视角。     

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诗经》至魏晋四言诗的句式和篇章结构方式 ,认为早期诗文具有某些共通之处 ,早期诗歌没有形成稳定的诗化四言句式 ,即《诗经》中的某些四言句从句法特点看保留着先秦一般散文的构句方法 ,从而决定了早期四言句的散文本质 ;四言的诗化主要是通过建构一批典型的句式来完成的 ,而句式的序列规律是四言诗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言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三言加“兮”的形式 ,只要把这些句子和节奏延长一倍 ,即可构成楚辞句式 ,而四言的赋化趋势也与辞赋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相如赋经典化史述

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汉赋具有毋庸置疑的经典性。司马相如作为汉赋创作的奠基人物,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相如赋却经历了初成阶段的词章、思想与文本的纠葛,发展阶段经学对辞赋的介入而出现的向背与矛盾,特别是通贯赋史的由“辞宗”到“赋圣”称号的变迁以及内涵从修辞而体义的进程,其彰显的时代性与独创性皆值得探讨。而回归汉廷的文学思考,则是相如赋经典化的现代认知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