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文体演变论略

宋代古文形成了以"易奇古为平易,融排偶于单行"为基本特色的新体式,古文体裁也有新发展,表现为部分传统文体的扩张、多种新兴文体的开发和"破体为文"的盛行。宋代骈文在"变体为文"中创立了不同于"唐体"的"宋四六"新体式,骈文体裁发展呈现出庙堂之制专业化、文人交际使用普遍化和民间应用扩大化的特点。骈散体式并存互补,渗透融合,骈散体裁达于完备,渐趋分疆,最终使宋文文体演变达到相对平衡,并使古代散文文体格局基本定型。     

“比兴”与文体学

“比兴”作为修辞方法,即发端、譬喻与起情。主情文体的诗多有跨界应用而叙事,如“比兴”用诗、“比兴”释诗、“比兴”作诗。修辞方法的“比兴”对骚体、七体、连珠体、谐体、隐体等文体的生成起着关键的作用。汉魏六朝五言诗又有以“比兴+”模式而构成者,如景物作比起兴、说理作比起兴、人事作比起兴、乐府“艳”曲等。“言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以及“兴寄”说的提出,令“比兴”在文体风格上又展示了风采。“比兴”与文体学的关系,表明修辞或为文体构成的基本元素之一,古代文论多有以修辞讨论文体学者,也显示了从经学或子学、史学以及从文学批评讨论文体的可能性。      

论叶适墓志文创作的新变与成就

自东汉以后,墓志成为一种常见的文体,也是一种出于“四方之邀乞”的“世俗应酬文字”。叶适却从其经验论德性之学出发推尊墓志,首次将它提升到“文章家大典册”高度,改变了以往世俗化的墓志文体观,并“大肆力于碑铭”创作。在具体的创作中,叶适既注重墓主的个性,“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各肖其人,甚至突破墓志的体制,运用了“并志二公”的双重墓主叙事方式,别具一格;又贯彻其“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的文学主张,体现了“有补世教”的价值取向,拓展了墓志的功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宋代文章学和散文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与意义。     

单体总集编纂的文体学意义

历代总集依据所收文体类别的不同,可区分为多体总集和单体总集两大类。唐宋元三代的单体总集编纂,从“网罗放佚”、汇聚作品,逐步向细分类别、鉴体辨体发展;从“删汰繁芜”、提供赏鉴,逐步向探讨规律、适于应用发展。单体总集编纂促进了文体研究的细化深入,开拓了文体研究的创新体式,标志着新兴体类的确立与被认同,是唐宋元文体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对明清文体学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晋唐时期的山水认知与地学山水记的文体流变

地学山水记是魏晋地学知识革新下所创造的截然不同的“山水认知”体系。其文体功能在于存录“物之本末,事之始终”。这一功能先后经历了“记述形态”向记体文的转变。“记”这一类文献的特殊性在于,不仅要以文章为法式,还要以尊道为本原。唐代古文运动中记体的兴盛,实质上是文以载道的实践。其所提倡之道,即为物理、事理所需要展现的认知能力与知识架构。      

南宋科举、道学与古文之学

时至南宋,科举、道学、古文已然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知识话语体系,隐约呈现出一种自成壁垒的态势,却又相互渗透、交织。在此格局中,大量古文选本的出现,明显是受到了科场风气的左右和广泛流行的时文选本的影响。这突出体现在对于“论”体文的重视和采用圈点标抹、附加评语的编辑形式,古文作为专门之学开始成形。迄于宋朝晚期,随着道学运动的渐次展开,道学话语开始在南宋知识体系中占据主流地位,古文话语有明显向道学话语靠拢并与之结合的趋势。而陈耆卿、车若水两代古文家转向道学的例证,则很好地诠释了晚宋道学的巨大冲击力。     

破体与创造性思维——宋代文体学之新诠释

所谓破体,指将其他文体之特质与本色,转介、移植于本位文体之中,迭经移植换元、创意组合,于是促成文体再造、风格生新.如:古文之特色为典实、理道、词达、载道,为事之实用;移以置人贵清空、主风神、尚词婉、崇虚用、陶性情之诗歌中;或以古文章法句法入诗、以议论入诗、以虚词、奇零句入诗,会通化成,则体现为以文为诗.将原本隶属于诗歌之题材、主题、语汇、意象、风格,凭借新奇组合,而体现于词体中,则是以诗为词.辞赋本色如假设问对、铺陈错彩、排比衬映、韵散相间、托物设喻、卒章显志,体现于古文之中,则成以赋为文.凡此,皆突破本色,疏离当行,进行文体间之新奇组合,大抵切合创造性思维之表现.文体学讨论,宋初以来,以辨体和破体为两大主轴.王若虚楬橥"定体则无,大体则有"之说,以调和宋金文体学,可谓言简意赅,能得宋代文体学之大凡.     

原儒杂俎

“儒”字的古文正确写法当为“”,其造字理据为“浸润于天的人”,意即前人所揭示的“通天地人曰儒”.这与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体悟“中正之心”的“忠恕”之道是完全一致的,而宋代道学家们在整合佛老百家学术思想基础上所建立的“理”本论思想,也正是对作为“心之中正”的儒道本体论的进一步具象化.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现代传媒与现代散文辨体

现代散文的文类向来比较混杂,人们的认识也不一致,本文从现代传播媒体与散文形成与发展的关系出发,探讨现代散文的文类意识,并从散文文体的角度进行了必要的辨体.现代传媒对散文文体的形成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因而古代文章的分类在现代媒体中失去了"辨体"的意义,现代传媒为现代散文辨体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散文文类大体可以分为叙事类、杂感类、小品类、杂体类.     

基于文体学视角的文学翻译研究：三十年回顾

文体是翻译研究极为重要的一个维度,文体学的壮大推动了基于文体学视角的文学翻译研究的蓬勃发展.文体学与翻译研究的真正结合于20世纪80年代初逐渐兴起,在此过程中,基于文体学的文学翻译研究呈现了以下三大特点：基于具体文体学视角的研究越来越多;聚焦于翻译过程中具体文体现象的研究越来越多;计算文体学与文学翻译研究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但同时,基于文体学视角的文学翻译研究仍有不足之处：缺乏文体视角层面上的系统性和综合性;英汉文体对比研究不足.这是今后文学翻译的文体研究需要继续深入讨论的课题.     

在比较的视野中看李华的骈文成就

李华的文学成就以古文称著，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光辉的地位。然而，李华的骈文是其古文成立的基础。在中国文类发展史中，李华的骈文乃是介于六朝骈文和唐宋散文之间的一个亚类。对李华骈文代表作的分析表明，其骈文不仅影响了唐宋古文，还对宋四六的形成起到了范型作用。此外，李华的骈文对研究中国韵文体寓言的缺类问题也有参考价值。     

赋与狂诗

西方学者对赋的认识存在“有韵之文”、“散文诗”、“状物诗”、“铺排的文学”、“朗诵的文学”等几个层面,其中“朗诵的文学”深入赋的本源,因此“赋”被译作“rhapsody”（狂诗）。狂诗是古希腊早期史诗的一种形态,在传播媒介上为朗诵表演,与汉赋相类。如果以原始传达方式为标准重新定义各大文类,那么赋属于“诵”,可以作为中国的“朗诵型文体”构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对比狂诗,赋的民族性根源在于我国以诗文为主的文学传统、士人言说方式的转型以及“感物造端”的文学观念。     

"拦截"概念场主导词的历时更替

汉语“拦截”概念场主导词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三次变化:西汉兴起的“遮”至南北朝时取代了先秦概念场内的主导词“遏”、“邀”;至唐五代,“拦”又与“遮”展开竞争,并在宋代和“截”一起击败“遮”,重新划分了概念场主导词的格局;元明时期,新兴的“挡”发生了突变,在概念场内与“拦”、“截”形成鼎立之势。不同历史阶段主导词的义域、句法组合等的变化反映了汉语新、旧质要素的更迭,概念场主导词的更替往往是汉语词义系统与词汇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词科选才与南宋四六文的振兴

南宋四六文能够振兴于道学极盛之时，与博学宏词科的制度保障密切相关。严苛的纳卷和考试制度以及既稀且贵的宦途前程，不仅为词科应试者提出了异乎寻常的“博洽”要求，更激发了天下学人竞为“通儒”的渴望。词科考试排斥“以文体为对属”，不允许“出于准绳之外”。它所推重的“四六格”除体制与格式外，还有用事属对、协和声律的严格要求，若一字失律，便会遭到黜落。南宋硕学通儒多为词科出身，用功既深，其文章便自然呈现“以用事亲切为精妙，属对巧的为奇崛”的独特气质。要之，南宋四六组丽瑰美，格律精严，直可与六朝骈文相比肩。     

纪昀“著书者之笔”说考论

纪昀批评《聊斋志异》时提出的“著书者之笔”说,是在传统小说观念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境与乾嘉学风对小说创作的理论总结,涉及小说创作的宗旨与目的、体例与方法以及小说作者的素养与识见等诸多方面。“著书者之笔”说的提出,强化了以笔记体为正统的小说观念,凸显了笔记体小说知识性与思想性的本质属性;重视“著书者之笔”说,有利于改变当今小说研究总体上重白话体轻文言体、文言体中重传奇体轻笔记体、笔记体中重人物与情节轻知识与思想的格局。此外,纪昀拈出“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将小说文体风格与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审美理想、艺术修养、创作个性等因素相结合,开辟了小说文体风格尤其是作家风格研究的新路径,对当下的古代小说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     

散文诗的文体地位

散文诗既非自由分行新诗,又非现代散文。散文诗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社会一种具有现代审美价值和特殊质性构成的独立文类。可以从共时文体学和历时文体学两个视角考察散文诗的独立性,并从中发现其文体史的特殊地位。     

宋代古文家的“尊韩”

宋代初年 ,西体盛行。其文夸奇斗艳 ,渐失本真。仁宗患时文之弊 ,下诏讽勉学者以近古。先是柳开、王禹、姚铉、穆修等古文家提出“尊韩”,及欧阳修知贡院 ,倡导古文运动 ,扬言“韩氏之文之道 ,万世所共尊 ,天下所共传而有也。”由是为文之士 ,率多“尊韩”矣。常见之文学史书、专著、论文 ,多有提及宋代古文运动中之“尊韩”,但皆语焉不详。文章先述宋代古文家“尊韩”之言论 ,次析其成因 ,继论其影响 ,聊作宋代古文运动之钩沉如何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     

唐五代“渔父”系统歌辞调名辨析

《渔父》一调在音乐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中日两国皆见创作,且曲辞齐、杂言体兼备,是研究早期文人齐、杂言辞关系的理想切入点。通检唐五代中日“渔父”系统之歌辞,对其载录调名及体式进行比证,厘清《渔父》一调曲辞的留存情况。在此基础上,考察两国《渔父》歌辞的形态、辞格,并与唐诗中“渔隐”题材诗歌比较,可知中、日《渔父》歌辞的写作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前者为“依调填辞”,后者为“依辞写辞”。早期文人曲子辞写作以“歌辞”观念而非文体观念为主导,不存在明确的齐、杂言分体意识。齐、杂言体的自觉分判,产生于“依调填辞”转向“依辞写辞”阶段,而音乐环境的差异是催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对齐、杂言体分体意识产生之细节的甄辨,还原了曲子辞在发生期与书面文学诗歌系统间联结、互动、分流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