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东道国工资效应的实证分析——以张家港市为例

在对外国直接投资(FD I)对东道国工资外溢研究作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对张家港市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认为,FD I的出现通常会影响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但在张家港这类引进外资居全国前列的县级市,内外资企业之间劳动力成本已经没有多大差异,因此目前应该注重提高外资引进的质量,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应尽早改变对内外资不同的所得税法。     

宁波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 I)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器”,对宁波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宁波的外商直接投资还存在外资来源结构单一、外资的产业分布还有待改善、地区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但外商投资对宁波的出口贸易、工业化进程、扩大就业和地方税收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与政策建议

基于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 I)的现状,进一步分析了服务业FD I的区位优势与区位劣势,由此提出加快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FDI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 I)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2年成为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FD I对我国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尤其是对外贸易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利用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和误差纠正模型(ECM)分别从长期和短期两方面分析FD 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FD I对我国出口贸易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FDI与苏州基础设施投入、产业结构的相关关系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FD I)在苏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FD I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涌入苏州。外商直接投资从数量上推动了苏州出口的增长,然而片面追求数量型、粗放型基础扩建已不能适应当代引资发展的需要,应加强对苏州吸引外资的软件环境的建设。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苏州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有限,今后引资中应加强苏州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     

析越南的外资直接投资

越南国会自1988年实施新的《外国在越南投资法》以来,外资直接投资已经成为越南经济增长的 重要源头。越南促进外资增长关键在于改善越南的投资环境,完善投资法规,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管理和利用, 扩大外商投资市场准入的范围。     

印度与印尼宏观调控外国直接投资目标的比较

宏观调控外国直接投资，是一国为了保证宏观经济目标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目标的实现，采用各种手段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的宏观管理、调节和控制。而宏观调控外国直接投资的目标又是一国制定外资政策和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的依据。印度与印尼分别是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是颇具引资竞争力的国家。由于两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具体国情不同，两国所确定的宏观调控外国直接投资的目标存在明显区别。对印度与印尼宏观调控外资的目标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借鉴周边国家的经验，吸取教训。一比较根据印度与印尼宏观调控外资目标的变动，可…     

中部FDI的利用质量统计分析

利用统计指标对中部FD I的利用质量分析表明：在经济增长、就业增长、人力资本贡献、产业结构升级、出口方面的质量总体上不断提高,但明显低于全国利用FD I在这些方面的质量;虽然在某些指标方面,中部FD I的利用质量高于全国,但中部利用FD I在这些指标方面的质量整体上不高。     

外国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综述

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理论进行综述,按照FDI理论的发展所遵循的方法论对其经典文献进行分析,并指出存在的不足,结合中国经济背景,探讨FDI理论在中国实际应用中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中国FD I理论研究的方向。     

苏锡常都市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比研究

苏锡常都市圈是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关键区和对外开放的领先区。苏锡常三市实际利用FD I与GDP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方式、FD I业绩与潜力三方面对比说明,苏锡常都市圈中常州在利用外资的速度、方式及业绩、潜力均低于苏州和无锡。常州应尽快改变陈旧的引资方式,加大力度引进外资,提高FD I业绩指数,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 FDI、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互动关系研究

通过中国30个省区1997—2012年能源消费数据,依据电（热）碳分摊原则测算出各省区的碳排放量,运用面板单位根和面板协整理论,建立了包含经济增长、碳排放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在内的联立方程来分析区域 FDI 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联立方程中每个模型的协整关系是成立的,区域 FDI 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弹性是－0．001,间接弹性是0．146,区域产业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弹性是0．032,间接弹性是1．882。研究进一步发现区域 FDI、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结构与区域能源强度都是促进区域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并且区域 FDI 和区域碳排放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出双向的因果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相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使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在东部发达地区内部,FDI流入较早且规模较大的省份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增长率同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FDI分布差异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效应分析

在假设FDI区域分布差异加剧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基础上,从FDI流入规模和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方面入手,实证分析FDI区域分布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结果证实假设成立,并提出FDI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FDI、经济增长与区域分布差异——对江苏、浙江分布差异的观察

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分布因素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地理位置、市场规模、开放水平、劳动力素质和政策优惠水平相似的条件下,江苏、浙江两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均有较大差异,而利用当前的研究理论却无法解释这种差异。设置国有资本要素并将其引入实证后发现,江苏、浙江两省在FDI存量和流量上的差异是由于二者国有资本存量差异而导致的,即国有资本额度对促进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性。     

基于MRW模型的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

研究东北三省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利用MRW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计算出教育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322。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10%、0.86%、0.6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3%,其原因在于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资推动,而教育人力资本的贡献较小。     

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东部11省（市）的面板数据

利用东部十一省（市）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不同省市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北京和上海的经济发展有利于环境改善;FDI对工业废水排放量有显著负影响,对其他指标的影响不显著,东部FDI不存在污染避难所现象。     

基于中国东中部面板数据的污染天堂假说检验

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稀缺资源。笔者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1985～2008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实证研究发现,除东部地区的工业固体产生量外,其他污染指标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从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影响效果看,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FDI比中部地区更清洁。在扩大FDI的规模时,更应注重FDI的质量,同时必须关注FDI的区域分布和产业布局。     

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简写为FDI)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政府给予优惠政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及其外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湖北省利用FDI的情况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的。回归分析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都是显著的。滞后期数不同,FDI与GDP之间存在着不同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能简单地说是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能靠一味地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关键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贸易开放与环境污染内在关系研究

揭示我国贸易开度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关系。在Stem（2002）模型的基础上,以SO2排放量表征环境污染水平,对2000—2009年间我国30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西藏由于数据不全）的面板数据进行普通和空间面板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O2污染物质的排放存在空间自相关和误差自相关,研究发现经济规模扩大、第二产业结构和出口变动会加剧环境污染,而FDI、进口则会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并估算五要素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各自实际贡献率。对完善我国贸易开放和环境保护政策,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内生增长框架下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基于浙江省1985～200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理论研究普遍认为FDI对经济增长产生有积极的影响，但对FDI如何影响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却研究甚少。本文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对FDI作用于浙江经济增长进行了三步检验：1）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2）经济增长主要影响因素分析；3）FDI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发现，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对外贸易是FDI影响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渠道，FDI的人力资本效应不显著，因此并不完全符合内生增长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