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经典中的因果报应观念评析

因果报应观念原本就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对天地鬼神的尊崇与敬畏,是中国古代因果报应观念的肇始。因果报应观念大量蕴藏于儒、道、墨等传统经典中。佛教传入之所以能逐渐被接受并中国化,与中国本土因果报应观念的共通密切相关。因果报应观念是儒道释同源并逐渐融合的价值观念内核,也是儒道释相互借益竞相发展的前提。     

简论佛教的因果报应说

因果报应说是佛教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东汉以来就对我国社会和思想界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我国思想界不断地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的质疑、辩论、批评、应答的过程中,因果报应理论事实上经历了一个逐渐中国化的过程,因果报应论也逐渐地深入人心。     

《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入世化、人生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在禅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其所提倡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体现。《坛经》的心性本体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其透过心性论所表达的对无相、无念、无住的人的清净本性亦即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为人生展现了全新的生命意义。《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     

孝亲观:中国佛教伦理道德的儒化

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就存在着儒家血缘第一和家庭本位的伦理道德观念,而孝亲观则是这种伦理道德观念的基础与核心。由于“孝”被儒家抬高到了人生最高行为准则的地位,因此,原本体现人伦关系的孝父观念被投影到封建官僚政治上就放大成了忠君思想,君臣关系也被儒家伦理道德化了。印度佛教伦理道德主张等平利     

中国佛教伦理思想论纲

本文从中国佛教伦理对印度佛教伦理的继承和发展出发,分别从人生论、果报论和心性论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国佛教伦理旨趣的依据、伦理价值的基石和伦理自觉的根源,从而较完整地描述了中国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构架、机制和功能,确认了中国佛教具有浓厚的社会伦理色彩。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将中国佛教的伦理原则和以“五戒”、“十善”、“四摄”、“六度”为核心的修为德目条分缕析,将其与世俗伦理规范相融通,并且探讨了中国佛教伦理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论佛教对日本传统政治和军事文化的影响

佛教在日本经历了国家化及与政治相互扶持的长期历程,因此与其政治和军事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联系。日本佛教存在着某种功利化倾向,不太强调是非善恶的区别和“因果报应”以及“轮回”与“涅”等观念。僧侣和武士曾经相互影响,佛教禅宗在武士和政客的训练过程中发生过重大作用,对于日本民族独特的生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成为武士道发生的重要精神根源。     

从太虚佛教改革看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之制度建构

从历史的角度言之,中国佛教是在印度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方才较大规模地传入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面对中土以儒家为本位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只能采取渐近的逐步渗透的方式传播。这就导致在事实层面,首先引起中土士人兴趣的并非佛教的制度,而是其思想,而且由于中印文化的固有差别,印度佛教的制度并非完全适合中土。由于前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由于后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中国特色,而并不完全与印度相同。然而,佛教的中国化不仅仅是在义理层面进行的,制度层面的中国化实际上更为重要。因为制度建设本身是思想义理的“凝固化”与“物质化”,而思想义理只有达至制度化的层面其影响才有可能持久。当中国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患,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佛教的改革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事情。然而由于近代中国之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由太虚等人发起的救亡图存之佛教复兴运动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其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云南藏传佛教

西藏佛教又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公元十一世纪初,西藏佛教传入云南西北部地区。藏传佛教把印度佛教、汉地佛教和藏族固有的原始宗教本教(俗称“黑教”)融合,形成了突出的特点;云南藏传佛教除此之外,还与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原始宗教相结合,从而具有不同于西藏佛教的民族特色。在迪庆地区,藏族佛教实行与西藏相同的“活佛转世制”;在永宁地区,纳西族的藏传佛教实行独特的“活佛借用制”,即在寺庙举行盛大法典时,临时去西藏或康区聘请著名活佛来当地寺庙作长期或短期的讲经说教,或是在寺庙中设一种名为“喇擦”(意为“活佛替身”)的宗教职务。     

净土宗对印度佛教“业报轮回”主体的改造——从“业报轮回”主体的发展看中印佛教的不同

业报轮回主体在印度佛教发展中经历了由“业”的承受者转移到“补特伽罗”，由“胜义补特伽罗”转移到“阿赖耶识”的发展路径；业报轮回主体理论在中国佛教的引入与发展是由慧远完成的，创立了业报轮回主体的“灵者”说，后来被昙鸾、道绰和善导运用于“往生”这一净土理论特质，对“灵者”作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获得“阿毗跋致”的安置，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佛教中的业报轮回思想；本文从业报轮回主体理论在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不同发展，进而指出中印佛教在神灵观、轮回主体产生与发展路径等方面的不同。     

《肇论》与中印文化交流

《肇论》这部文辞优美、思想深邃的佛教哲学著作是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肇论》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表达形式以及思想内容都深受老庄和魏晋玄学的影响,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肇论》准确地领会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理论,并以“刹那存在论”为基础,论证了“动静未始异”和“物不迁”的佛教动静观;《肇论》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印度大乘中观的“假有性空”、“非有非无”的缘起思想,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的有无之辩,在中国哲学史和佛学史上形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佛教本体论体系,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和佛学发展的新阶段。     

佛教生态哲学与现代生态意识

佛教是一个以超越人类本位的立场和追求精神解脱为价值取向的宗教文化体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佛教缘起论为人类与自然的互相依待、互利耦合提供哲学基础,佛教宇宙图式论为生态共同体理念提供参照,佛教因果报应论符合生态循环的基本要求,佛教普遍平等观则直接论证了生态平衡原理,至于佛教环境伦理,实践表明是有利于生态建设的。阐扬和演绎佛教生态哲学思想,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现代生态意识,推动中国生态现代化的进展     

佛教劝善理念研究

就其社会取向而言,说佛教是一种劝善宗教绝对不错。在佛教原典中,本有一套绵密的劝善理念。这套理念以十善恶业为伦理核心,报应轮回为驱逼动力,最终达致福寿得道为目标。其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伦理思想及劝善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南北朝佛寺题咏诗初探

佛寺题咏诗产生于刘宋南齐之际 ,而盛行于南朝梁陈两代 ,就其内容构成而言 ,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既言佛理 ,又写景物 ,一类是不涉佛理 ,只写景物 ;佛教的盛极一时 ,佛寺的大量兴建以及佛寺景观审美意识的自觉 ,是南北朝佛寺题咏诗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佛寺题咏诗的出现 ,标志着佛寺从此作为审美观照对象进入了古典诗歌的表现领域     

存在论区分与二谛论--对海德格尔与大乘佛学的比较研究

"存在论区分"和"二谛"分别是海德格尔和大乘佛教哲学的基础性概念.本文作为一种对话式的比较,通过揭示存在论区分的佛学意义以及二谛论的存在论区分意蕴,力图使两种思想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一方面,海氏对存在者与存在自身的区分,就是"有"与"无"的区分,其基本精神与佛教二谛论的"空"、"有"之辨一致,也旨在克服对"有"的执著而达到对"无"的证会.另一方面,二谛论也是一种存在论区分."空"也是存在的本质和真理,也包括对形而上学的解构,"空"作为"无住",还与海氏的"无化"(自由)一致.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对"无"的理解不同.     

关于东晋时期的中观般若美学

东晋时期,中观般若理论在中国达到高峰。中观般若在印度佛学里,代表一种特殊的直觉智慧,其思想体系和价值结构都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意蕴。东晋时期,中观般若美学思想经鸠摩罗什、僧睿、僧肇等绍介、阐释,系统传入中国,并内在地实现了由佛学、哲学意蕴向美学意蕴的转化,在理论的内涵及构成上也完成了中国化美学理论模型的构建。     

文白之辨——译经史上文质之争的实质

汉译佛经不但对佛教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成为中国近代汉语发展的一股原动力。译经伊始,就出现了所谓文质问题。学界倾向性的看法一般认为译经中的文与质实际上是指意译与直译,即译经方法问题。译经史上的文质之争虽与意译、直译有一定关系,而其最关键者乃在于语言上的文与白,以文言翻译则显文,以白话翻译则为质。     

后周世宗文明限佛析论

后周世宗限佛是“三武一宗之厄”中最为温和、文明、理性的一次。其限制整肃措施既严厉又有序、周全、斯文。对无寺院的地方还批给赐额增设寺院。实行“学而优则僧”。建寺赐额、剃僧度牒、出家试经成为限制驾驭佛教的三条羁縻。对和佛道二教有关的愚昧野蛮迷信巫术狂热行仪都予以禁止。既销毁多余的铜佛像 ,又废止官府的铜鱼符以铸钱 ,合理配置铜资源 ,妥善处理停废的寺院。文明限佛的原因在于统治者更富有经验 ,没有鼓动者 ,佛教已基本中国化 ,寺庵僧尼已不太多。     

经学范式与文化转型——近代中国佛学学派的兴起

"近现代佛学复兴"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承载者是以"新学家"为主体的知识阶层,不过,这些知识精英对各派佛学义理的选择,却又各有其不尽相同的倾向和侧重,导致这种学派分野的重要原因应在于他们早期所受到今、古文或宋学之传统儒家经师的方法训练,而形塑的相异的方法论与价值取向,若章太炎宗古文经学,康有为、谭嗣同则归属于今文经学,稍后的"第一代新儒家"马一浮、熊十力们则属宋学派,这决定了他们对于佛学不同派别义理的抉择。他们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抱持着从佛学中探寻真理和知识的历史使命感,因此也避免了传统宗派佛教的种种制度化之思想桎梏,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佛学学派的兴起可以理解为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学派形态的归复。     

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的“高僧与美女故事”

佛典汉译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汉译佛经给东方文化及文学带来巨大的影响.佛教的传播借助于佛经的翻译,而佛经中又包含着大量的故事,"高僧与美女"故事,就是佛经中重要的故事类型之一.探讨中韩两国"高僧与美女故事"的佛经渊源,并阐释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民间故事的关联,这对梳理和探索佛经文学,以及研究佛经对中朝两国民间故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唐朝对新罗佛教及其文化的影响

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唐朝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达到了鼎盛。与唐朝同时代的朝鲜半岛上的统一新罗,积极借鉴唐朝佛教发展的成果,创立了与唐朝类似的宗教派别,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佛教大师,新罗佛教在朝鲜佛教史上谱写了最辉煌的篇章。并且,新罗在汉字、汉文学、天文学、印刷术、建筑风格、雕塑绘画艺术等方面,也深深地打下了唐朝佛教文化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