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咏花词的主体精神与艺术呈现

辛弃疾咏花词的特色和成就不在于摹写花卉自身的审美特征,而在于以新奇的构想和强悍的笔力表现作者的主体精神。辛弃疾所写之花大都外表冷淡而情意热烈,在其50余首咏花词中,尤以咏梅和咏桂的作品最为突出。在这些咏花词中,辛弃疾或抒写自己的英豪气概和用世激情,或寄托作为“归正人”的身世之感,或表现作为“当行”词人的才思敏捷、风流自赏的创作情态。辛弃疾咏花词所呈现的主体精神热烈豪放而又不乏深曲之致,与“英雄词”“农村词”等所表现的主体精神有所不同。     

清代前期咏藏诗初探

我国古代素有“诗歌王国”之美称,古典诗歌不仅数量大、文学价值高,而且题材范围也十分广泛。清代前期的咏藏诗就是我国古典诗歌百花园中的一束奇葩。咏藏诗并不是到清代才有的,早在唐代,随着唐蕃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吟咏联姻亲好与民族纷争的诗作相继出现,就产生了咏藏诗。元代,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直接治理,归入祖国统一,这就为咏藏诗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历史前提。到了清代,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清朝对藏直接治理的不断加强,内地与藏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人们对西藏认识上的深化,自然要反映到诗歌创作领域中来,“常笑古人     

李白笔下之月

咏月,在我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诗经·陈风·月出》写道:“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借皎洁之明月表达男女相悦而思念之情,开我国古典诗歌望月怀人之先声。之后,咏月日盛,情思愈广。曹操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南岳寺庙诗歌试论

南岳寺庙诗歌的产生归结于佛道二教的传入南岳。我们可以根据其作者身份的不同,分为南岳寺庙主体诗歌———即僧道们的诗歌与南岳寺庙客体诗歌———即文人墨客咏佛、咏道、咏寺、咏祀的诗歌两大类。一、南岳寺庙主体诗歌:僧道们的诗歌早在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就已传入南岳,但真正产生诗僧诗道却是在唐代。据现有资料,南岳寺庙的第一位诗僧应是唐代的懒残和尚。懒残即明瓒和尚,是北禅南来之第一人。唐天宝年间(742-756年)为南岳衡岳寺执役僧,与唐肃宗至代宗年间隐居南岳的唐代名相李泌投缘。李泌为相后力荐其德,唐德宗遣使南岳召其入京,懒残…     

试论诗歌的“逸美”属性

诗歌的基本属性是美,但和小说、戏剧相比,诗表现主体高度自由精神的特征更加明显,诗学理论中把能表现出主体高度自由精神的诗歌称为“逸品”,即它具有“逸美”性。许多诗人把“逸美”当作诗歌创作的最高的美学追求。     

元初诗歌与同题集咏

元初诗歌是同题集咏发展史上的最高峰,登上这一顶峰的无疑是月泉吟社,参与人数达2000多人,创造了同题集咏的历史。元初同题集咏短时间内集中出现既是时代使然,也是历代同题集咏衍变的结果,是诗社规模急剧扩大后必然的选择,是伴随着理学背景下遗民群体第一次出现而造就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采用同题集咏的形式与元初遗民诗社活动多借用科举考试的方法有密切关系。很好地发挥了“诗可以群”的功能,对后世诗社产生了巨大影响。     

飞动的精灵 不安的灵魂——陶渊明与鸟的再探析

陶渊明与鸟关系是随着20世纪诗歌意象研究的“出口转内销”而逐步受到重视的。尽管远在唐代，颜真卿就曾称道渊明“兴逐孤云外，心随还鸟泯”(《咏陶渊明》)，捕捉到了一点蛛丝马迹，不过自兹而……     

论20世纪90年代诗学批评中的"身份"问题

20世纪90年代诗学批评中的“身份”概念隐含着社会学、精神史、性别认同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意义,认为“身份”作为一个问题正是诗歌写作所遭遇到的历史压力、内部分化和文化焦虑的表征,它既反映了中国诗歌场中在阶层、性别、精神向度等方面的内在紧张,也呈现了中国诗歌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自我意识。     

“对峙中的统一”与“深刻的思想积淀”──也谈中国当代新诗现象

发展着的当代诗歌（或称中国“现代诗歌”），展示出非常复杂的诗学命题现象。诗歌界出现的众多的“流派”名称，更大的意义上，是诗人们对中国现代诗歌进行探索而提出的特殊命题；朦胧诗以后的诗歌理论与实践，都具有交错性和互容性。诗歌的写作由过去的精神压抑向精神的自由释放发展，因此诗歌的内涵意义由浅薄向深刻发展，诗歌的语言形态白“千人一面”、“言不由衷”向诗歌话语的个性化发展；“诗”，真正变成为“诗”，而再不是具有语言美的“意识形态广告”。     

传统文化与新世纪诗歌的精神重建

传统文化的精神影响在新诗之中仍然内在有力,深入骨髓。诗骚以降的介入情结和史传传统,使新世纪诗歌的“及物”意识逐渐觉醒与强化;“悲悯”情怀与新世纪大悲大喜的事件洗礼遇合,造成新世纪诗歌写作伦理的大面积复苏;受古典文化中存在型诗人的艺术态度和人格建构启迪,新世纪诗歌确立了一种清洁的诗歌精神。     

情必极貌以写物——谈《玉台新咏》中“怨”的社会意义

《玉台新咏》是我国古代第三部诗歌总集,它以妇女为描写对象,表现出浓烈的妇女之“怨”。这种“怨”虽然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不同于《诗经》和《楚辞》中的怨,但却从妇女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同样有着“刺上政”的社会作用。     

熟读以活——朱子读书法及其文学思想史意义

朱子读书法以切己修德为宗旨,以“熟读”为总纲,包括对文本的义、理、味的逐层把握,是文本“活化”的过程;与之相应,读者的心灵大抵经历了由整齐严肃到从容宽闲的变化,包含了一种活泼泼的审美体验。从具体的读法来说,讽咏法之于诗歌、观血脉法之于散文,都是“熟读以活”的具体运用,也有利于揭示诗文的美学特质。从文学思想史来看,朱子读书法所含的穷理功夫和体贴情怀,体现了文学思想史中少有的理性精神和生命化的文学观念。朱子后学虽然奉此读书法为圭臬,但并没有向文学领域过多拓展,其学理价值有待于今天的文学思想史研究者继续关注。     

现代诗学的两个前沿问题

中国现代诗学面临两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和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当前诗歌精神重建的中心,是对于诗歌与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把握。提升自由诗、完善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是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两个前沿问题关系到新诗的兴衰,甚至关系到新诗的生死存亡,现代诗学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论唐代豪侠小说与咏侠诗之互动关系

唐代豪侠小说的发生、发展离不开唐代咏侠诗为其提供的文学和文化积淀。一方面,侠主题在初、盛唐时由诗歌先期引入,当咏侠诗达到高潮之后,侠主题又在中、晚唐由诗歌向小说转移。另一方面,咏侠诗为豪侠小说确立了侠的观念,丰富了侠的形态,为豪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参照和启示。当然,唐代豪侠小说在对唐代咏侠诗作大面积的继承时,又表现出一定的超越和流变。因此,唐代豪侠小说与咏侠诗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盛唐送别诗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盛唐社会开放,迎来送往的活动十分频繁,表达送别之情成为盛唐最活跃也最感人的诗歌题材.盛唐送别诗中蕴涵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包括忧患意识、进取精神、“公忠”思想、“贵仁重义”和“崇德尚中”精神等,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间接读本.     

浅谈南朝宫体爱情诗描绘的女性群象特点

浅谈南朝宫体爱情诗描绘的女性群象特点陈志武南朝宫体诗主要吟咏描绘女性的形体、容貌、心灵、姿色和装饰等，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便得以典型刻划。我们只要来细致研究徐陵选编的《玉台新咏》，便能看出这一时期宫体诗歌所描绘的女性群象特点。《玉台新咏》这部诗歌选集，所...     

宋代民俗对咏物诗的影响

宋代民俗的变化以及民俗意识的发展,不仅影响了咏物诗的表现题材,而且影响了咏物诗的写作方法.在咏物诗歌体裁方面,民俗事物成为咪物诗的呤咏对象,传统吟咏对象也多与民俗结合.在咏物诗歌的写作方法方面,一方面,继承传统咏物诗歌托物言志的方法,使咏民俗事物诗歌不断雅化;另一方面,诗歌作者大多选择旁现者的身份,使得民俗客观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咏民俗事物诗歌不断俗化和客观化.     

行吟诗人与诗歌精神

纵观中外诗歌史 ,不难发现许多成就骄人的大诗人都曾与“行吟”有关 ,或可称为“行吟诗人”。“行吟”不仅是一种诗歌行为 ,其背后还有着与诗歌本质问题有关的极为深厚的内涵。“行吟诗人”往往更具有“诗心”“诗情” ,他们更迫近诗歌之本质、诗歌之精神 ,因此 ,他们实际上还连接着人类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成就。对当今日渐冷寂的中国诗坛来说 ,“行吟诗人现象”或可作为一面镜子 ,供我们进行一系列的审观和反思     

论王学忠的诗歌精神

本文从中国新诗的当代语境和本质特征入手,结合文本细读,具体阐释了诗人王学忠坚执的诗歌理想和诗歌精神,并通过对“平民”、“底层”等概念的独到辨析,彰显了王学忠诗歌情感和诗歌价值的普适性.     

历代诗歌女性主题探论

美与爱及女性的悲惨遭遇,是历代咏女诗歌的重要主题.女性美变化的总体趋向是由健变娇,逐渐形成了以阴柔为主的审美传统.历代咏女诗歌大多出自男性之手,少数为女性作品,亦基本反映着男性文化本位观念.咏女作品在题材上于爱情、婚姻、离别、相思、愁怨等若干方面特为密集.在人物描写方面,则呈现出由偏于表象到偏于内心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