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研究及其发展

现代企业资本理论研究的发展经历了旧资本结构理论和新资本结构理论时期.在其发展过程中,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技术,如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均衡理论、产权理论、激励理论、组织理论、行为金融等的运用,大大拓展了资本结构研究的视野.另外,实证研究方法与规范性研究方法的结合也促进了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促使其从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到有关的转变.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的目标及行为之间的矛盾也被引入对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     

西方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及发展动向

现代西方资本结构理论以不对称信息为基础 ,力图通过“信息”“代理”等概念从公司的“外部因素”来展开对资本结构问题的分析 ,从而把权衡难题转化为结构和制度设计问题 ,是近年来资本结构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派。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主要包括罗斯模型、利兰—派尔模型、优序融资理论的信号模型以及包括代理成本说、财务契约论的代理理论两方面内容。研究不同法律环境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以及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成为近年来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发展的新动向     

资本结构理论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对资本及资本结构内涵探讨的基础之上,就早期资本结构理论,即净收入理论、净营业收入理论和传统理论作了简要回顾。对现代资本结构理论——MM理论作了介绍,对其优缺点进行了评价。重点阐述了近几年资本结构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理论,如激励理论、代理成本理论、信号显示理论、偏好顺序理论和控制权理论等,对我国企业调整融资结构、注重债务融资、实行浮动利率和促进直接融资等融资管理工作有一定的启示。     

寻求最优资本结构

文章以实证的手法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得出存在最优资本结构的结论。这一结论既不同于陈小悦的负相关说 ,也不同于陈晓的正相关说 ,而是与权衡理论及代理理论的观点一致     

西方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及发展动向

现代西方资本结构理论以不对称信息为基础,力图通过"信息"代理"等概念从公司的"外部因素"来展开对资本结构问题的分析,从而把权衡难题转化为结构和制度设计问题,是近年来资本结构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派.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主要包括罗斯模型、利兰-派尔模型、优序融资理论的信号模型以及包括代理成本说、财务契约论的代理理论两方面内容.研究不同法律环境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以及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成为近年来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发展的新动向.     

新资本结构理论综述

随着资本结构研究的深入,理论界进一步放宽MM定理的基本假设。以Jensen,Myers,Ross,Leland,Harris,Hart等学者为代表的新资本结构理论引入最新的研究方法,对资本结构展开分析。本文按照新资本结构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全面评述了资本结构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各种理论,同时系统地描述了各有关理论的基本内容。     

利用MM理论分析保险公司的资本结构

本文利用公司财务理论中的ＭＭ资本结构理论,建立一个两阶段模型,从一个理想的经营环境出发,分析了公司所得税、破产风险和代理成本等因素对保险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基于代理理论的公司资本结构约束与激励研究

文章在对公司资本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代理理论框架下的资本结构优化机制，认为债务机制、管理者激励和替换机制对我国当前的资本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新进展

MM定理提出以后,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经过两个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梅耶斯等为代表的传统均衡学派,主要研究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破产成本等外部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詹森和麦卡林等为代表的现代均衡学派,主要研究代理成本、控制结构、非对称信息等内部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从早期资本结构理论演化到MM定理,再发展到传统均衡论、现代均衡论,其过程恰好完成了一个周期循环,即相关———无关———相关。这一过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而是经济学家在缺乏共识的理论背景下,试图从新的学术视角来解决资本结构难题,其意义在于把传统资本结构的权衡难题转化为内部结构或制度设计问题,从而为公司优化资本结构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到目前为止,公司资本结构还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对公司融资问题进行完整的解释,以上各个理论学派也仅仅是从某个特定角度对公司融资问题进行研究,而现实中的资本结构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区别出哪些因素更为重要确实不易。因此,应综合、全面地考虑公司资本结构的各种决定因素。     

基于代理成本理论的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问题研究

融资结构是上市公司筹资管理的核心内容,从代理成本的角度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代理成本理论认为,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都存在代理成本问题,融资结构取决于企业承担的总代理成本,因此,最佳融资比例是股权代理成本与债务代理成本之间的权衡。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得出我国上市公司有股权融资偏好的结论,并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大力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加快股权分置改革,强化债权人的相机性控制,改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监管机制等建议,以降低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优化融资结构。     

自我的迷失与膨胀——韩寒笔下的“上海印象”

文章拟从韩寒的文本出发，以其笔下的“上海”印象为切入点来展现作品人物自我缺失、迷失的心路历程。通过对上海“城市建筑”呆板、人工化、无生气特点的描绘，表现了城市景观与自然景观之间的冲突；通过对精明世故、人情淡漠的上海人生存状态的再现，凸现出物质繁荣与精神虚无之间的不协调；通过对以城市文明和现代化为主导的上海文化的反思，表明了作者以边缘立场对抗主流话语的反叛姿态，其结果却导致一度迷失的自我得以极度地膨胀。     

汉末魏初士人的孤独体认与文学诉说——以代言诗、赠答诗、书信文为中心

身处动荡年代的汉末魏初士人有着浓厚的孤独意识。在诗文创作中,他们更多在寻求某一对象进行诉说,具体表现为隐含另一个"我"的代言诗、情意自足的赠答诗和直抒胸臆的书信文的勃兴。这些作品既是"诗可以怨"的传统诗教观的展示,又暗含此期士人"大我"与"小我"的分离,更可视为魏晋文学自觉的先声。     

《两汉纪》史论艺术之比较及探因

作于建安初期的荀悦《汉纪》与作于东晋中期的袁宏《后汉纪》合称《两汉纪》,是两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其史论在全书中均占据重要篇幅,在艺术上各具特色。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史学家论史之宗尚、著述之目的与文质之观念对其史论艺术的影响。     

对逝去的追忆——汪曾祺的“最后一个”模式

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写作题材和写作对象三个角度对汪曾祺的小说进行了研究,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汪曾祺作品中的“最后一个”模式;《戴车匠》《鸡鸭名家》等通过对劳动者高超娴熟的传统手工艺的描写,抒发了汪曾祺对传统手工艺消失的惋惜;《羊舍一夕》等折射出人性的美,反映了汪曾祺对过去的追忆和怀念;《陈小手》等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批判了封建旧势力与当时丑陋的社会现实。“最后一个”模式概括性地反映了汪曾祺文化小说中的独特艺术魅力与审美特征。     

宋人对韩愈“气盛言宜”理论的接受

＂气盛言宜＂是韩愈提出的重要文学理论,它与＂不平则鸣＂一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对于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来说,＂气盛言宜＂更侧重于散文方面。韩愈在粱肃文气观的基础上提出＂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观点,在＂气＂与＂言＂的关系及如何养气等方面多有开拓,从而影响甚大。在＂气盛言宜＂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宋人的理解与接受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环,从胡瑗到李涂,不管是文学家还是理学家,在接受韩愈这一理论时都各有特色。宋人的接受亦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韩少功“寻根话语”矛盾现象的理性思考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转型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所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也必然带有其时代的不稳定因子。被称为寻根文学＂领军人物＂的韩少功先生,就对＂寻根＂有着不同于评论界的观念。因此通过对韩少功＂寻根话语＂矛盾现象的梳理来还原历史真实,并结合具体文本解析这种现象的成因,从而窥见其背后韩少功不断追寻与超越的文学心境,就可以更为深入地探求寻根语境个案中作家审美与思维优势的根本所在。     

论晚清俞樾对于汉易的整合与阐发

俞樾沿袭乾嘉易学之学风,从象数和训诂两个层面对汉易做了深入的探索。就象数而言,整合了荀爽、虞翻升降说和旁通说,提出了穷通变化说;通过解构汉易卦变说,提出了"非反对则旁通"的刚柔相易说与"八纯卦和八交卦"的变卦说;发现汉代卦气说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辨析和修正;秉承了汉易的思路,以象解《易》,贯通经文。就训诂而言,他以"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为解经要旨,将文字训诂运用于解《易》之中,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解释。俞氏易学迎合了晚清经学汉宋兼采的特点,折中汉宋象数之学,重建以训诂兼象数的汉代易学。俞樾成为乾嘉以后汉易研究最有成就的易学家,对于后世汉易传承和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帝王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开拓——读龙文玲《汉武帝与西汉文学》

龙文玲的新著《汉武帝与西汉文学》从特殊读者和特殊作者影响文学的角度，把汉武帝一生分为几个阶段，探讨了汉武帝不同人生阶段对西汉文学的影响，由此揭示了帝王影响文学的一般规律及原因，为学术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拓展了道路。     

论曾国藩的韩文批评

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视《昌黎集》,于韩文批评尤多。这些韩文批评反映了曾国藩读书治学的诸多特色,如将读书与读人结合,各种学问兼通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以及承袭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韩文研究的成绩和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