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三衙管军制度的演变

三衙管军制度,与募兵制取代征兵制相适应,肇始于唐末五代,以后唐侍卫亲军司的出现为开端,经过了后周殿前、侍卫二司并立,在北宋继续沿着三衙管军长官的级别呈递减之势和三衙鼎峙、互不统属两个基本趋势,至宋仁宗朝方定型为“管军八位”的三衙四厢制。三衙管军制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成熟的职业军队的管理体制,发挥了强化皇权和保障北宋政局稳定的重要作用。     

北宋三衙职能问题试探

作为宋代军队的日常统帅机构,三衙的职能,主要包括掌管全国的禁军和厢军、干预所部将校的任命、战时领兵出征、平时主管在京禁军的训练、以军法辖治所部、掌所部军人的狱讼、负责所部的拣选等诸多方面,并行使多项事务性和礼仪性的职能。三衙职能的扩大是三衙管军制度日益强化的标志,具有强化皇权和保障北宋政局稳定的重要作用。     

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

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 ,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 ,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 ,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至徽宗朝达到顶点。不过 ,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 ,严禁武人干政 ,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 ,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 ,其在皇权更迭的政治斗争当中亦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 ,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 ,有利、有节地发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 ,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

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状况,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庆历新政”和宋英宗、神宗的整军经武为界线,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管军素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至仁宗初降至谷底。自“庆历新政”后,其素质开始有了初步的提高,至英宗、神宗朝,三衙管军的整体素质与北宋前期相比,更表现出了强烈的上升势头。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朝虽然略有反复,但同英宗、神宗朝基本上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就整体素质而言在北宋仍然是比较高的,北宋靖康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中国首建电报线路再考辨

电报是西方近代重要科技文明成果,中国于19世纪70年代将之引入。遗憾的是,迄今学术界关于中国自建首条电报线之认定却莫衷一是,有海衙线说、台南线说、津沽线说、津沪线说等四种观点。本文以为,这些观点皆不正确。海衙线说的错误在于该线并不存在,新近出版的《李鸿章全集》为此提供了重要证据。后三线说的错误一方面在于持者皆未注意到,前此李鸿章已在天津建成津衙线,另一方面亦缘于当事人与当时人的一些模糊表述,从而造成“历史的误会”。故,比所谓的海衙线稍晚、而较后三线更早建成的津衙线才是中国自建的首条电报线。上述情状提示,史学研究者在对待史料的问题上需十分审慎,方为科学的态度。     

金代前期军事心理战论析

金人战胜比自己强大的辽和北宋王朝过程中,所运用的军事战略战术值得探究,特别是金代女真武将以辽、宋将帅为主要目标,引导和控制其心理活动,使其判断失误,决策失措的军事谋略心理战;以及通过示形造势,使辽、宋将帅产生恐惧、疑虑和动摇,放弃与金作战的军事威慑心理战的运用,使金多次出奇制胜,打败强大的对手,出色完成军事战略任务。     

隋唐军事道德生活说略

隋唐军事道德生活是通过将士在处理与国家、与百姓关系和军队内部关系态度方面来呈现的。精忠爱国是将士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道德信念,这不仅在于统治者的不断强化,也在于将士们大多能自觉信奉并化为实际行动。将帅们也大多坚持仁德爱民,爱惜民力,尽量不违农时。精兵尚武,提高战斗力亦是将士们追求的目标。在将帅与士卒这一军队内部最基本的关系上,将帅多注重爱卒善卒,结爱于士,士卒也多能做到拥护、爱戴将帅,服从命令,营造和军一心的局面。     

《孙子兵法》的为将之道与韩世忠的将帅风范

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历经百战,没有任何军事专著,但却在其丰富的军事实践中展示了自己卓越的军事才华,其良好的将帅风范,具备了《孙子兵法》的“智、信、仁、勇、严”五条“为将之道”。其将帅风范可归纳为五方面:智谋勇略、临机制胜;治军严谨、甘苦与共;轻财好义、赏罚有信;规划器仗、训兵有素;仁爱部下、知人善用。     

后唐定难军节度押衙白全周墓志考释

《白全周墓志铭》于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陕西省横山县魏墙村。墓主白全周称贯南阳,与志文中所言先祖白居易之郡望不符,当为伪托冒袭。墓主先后在定难军担任正兵马使和节度押衙,主持回图重务。揭示了唐末五代时期的定难军夏州政权以回图贸易作为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墓主之仕宦,由正兵马使迁转至于节度押衙,说明在唐五代时期的定难军政权中,节度押衙之职级略高于正兵马使。同时,墓主还以押衙身份兼知他职,乃至管理藩镇经济事务,说明定难军节度押衙一职出现了阶官化趋向。     

高校领导干部管理理念探析

高校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基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因此,高校领导干部要树立领导力的管理理念,提高领导管理水平,将自己塑造成善于治校管理的将帅之才。     

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

以强干弱枝、将从中御和以文制武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宋代军政体制,主旨在于防范武将,其对军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在宋与辽、夏、金等战争中更多有具体表现。作为历史当事者的宋人,也多有论争、批评和改革的倡议。但出于对武将的成见,防范武将的思路在朝野上下居于主导地位,始终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语境和主流话语之一,遂导致多数改革倡议或流于空谈,或收效寥寥,陷入"急则谋之,缓则忘之"的恶性循环。宋对外"积弱"的被动格局也始终未能改变。     

北宋雄州守将系年

雄州为北宋最北之边疆重镇,北临契丹.其守臣均为武将.雄州守臣的举动,往往起到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作用,因此朝廷选任守臣便尤为谨慎.今将本州守臣列为年表,以供研究宋史者参考.     

北宋御制阵法、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军队多兵种与群体作战的效果,产生了阵法以及阵图。至北宋时期,统治者长期对阵法予以高度重视,不断加以建设,更通过授阵图指挥作战。尽管宋朝君臣为此耗尽了心机,但因为当政者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消极防御和控制将帅,因此这些产物恰恰违背了军事的基本原则与常识,束缚了军事将领的手脚,造成巨大的危害。     

南朝监局及其军权问题

南朝有内监、外监、制局监等监局之职 ,是在殿内侍卫的机要禁卫武官。内监主要侍奉皇帝生活起居 ,外监可参与朝廷军事指挥调度或出征 ,制局监“领器仗兵役”——负责皇帝在朝、出行时禁卫兵力的部署及征兵兴役 ,可随时接触皇帝并监督包括近侍禁卫武官在内的臣僚的越轨行为。《隋书·礼仪志六》等典志所载梁陈时期的大量名目繁多的监局之职 ,几乎都不见于正史纪传 ,其地位甚低 ,当由寒人以军功充任。内、外监及制局监渊源于魏晋之殿中监。监局所负责的是有关事务的文书工作 ,正常情况下监局归“管天下兵要”的领军将军统辖 ,两者权力、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但年幼或昏暴皇帝有可能抛开禁卫长官领军将军或中领军而让内监、外监、制局监擅自发布命令 ,调遣军队 ,形成“制局小司 ,专典兵力”的局面。传统认为因南朝监局专权而导致领军将军“拱手守虚位”,是对领军将军与监局权力的错误估计。     

汉简所见西汉优抚措施

西汉的优抚措施建立在军功爵制基础上,面向全体官兵;在论功行赏的原则下,对现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抚,主要包括在给立功将士的赏赐中。政府礼葬死亡将士,抚恤其家属。戍边军人家属受到优待,有可靠充足的生活保障。西汉军功爵制有严格的等级界限,优抚措施也体现出显著的等级差别,反映了西汉社会的等级性特征。     

翻译的政治:马儒翰与第一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都存在语言沟通的难题.但是,英方由于聘用马儒翰等人担任翻译,有效解决了政治沟通和情报收集等问题.他们充分借助马儒翰等人的中文知识,作出了合理的战略决策和军事安排.而反观中方,林则徐之后的几个主帅,出于怀疑汉人、明哲保身等心理,竟将为数不多的几个译员拒之门外,倚赖英方的马儒翰"居中翻译".在缺乏翻译的情况下,清军前线主帅根本无法摸清敌人的真实动向,更无法核对所签条约文本的准确性.结果,清政府不但丧失了战争主动权,也丧失了谈判主动权,造成了很多原本可避免的损失.     

西征功臣集团与后凉政治演变

西征功臣集团是以吕光主要西征将佐为核心构成的政治军事集团。后凉政权建立，西征功臣诸将掌握从中枢到地方的各级权力，或出任河西地方要郡太守，或统领西征诸部镇反平乱，成为稳定河西地区政治秩序的重要军事力量。随着河西政治形势变化和君主强权意识觉醒，吕光与西征功臣诸将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激化。杜进被杀、彭晃叛乱、段业自立标志着西征功臣集团分裂和解体，吕氏统治河西的政治军事基础以此削弱、瓦解，后凉政权迅速走向覆亡。     

百年讲武堂的文化品位

云南陆军讲武堂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在一定程度上铸就了黄埔军校,走出朱德、叶剑英、崔庸健、李范夷、武海秋等几个国家领导人和数百名将军,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李林甫专权与盛唐转衰关系再探讨

李林甫上台、专权和引用蕃将,都是开元天宝之际特定形势的产物。安史之乱的形成是渐变的,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也是逐渐累积的,当盛衰转变的趋势已成时,包括李林甫在内的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因此,唐玄宗相李林甫则治乱已分的传统说法,实有重新考察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