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立法的人性基础

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其涵盖“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前者涵盖性冲动和生存欲两种自然欲求,后者涵盖性结合方式和群体性生活方式两种社会要求.亲属立法并不直接以人性为基础,从人性界分到亲属立法,中间需要有婚姻家庭伦理的介入.婚姻家庭伦理是对“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进行道德评价的结果.婚姻伦理通过性禁忌、贞操观念分别对性冲动、性结合方式进行规制,家庭伦理通过不伤害原则、“同居共财”伦理/物权平等伦理分别对生存欲、群体性生活方式进行规制,而立法对婚姻家庭伦理的吸纳采歉抑路径.人性善恶假设是影响中西方亲属立法价值取向的关键原因.中国立法应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兼顾家庭本位的整体主义.     

“人性”论对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

“人性”的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基本问题之一,所以有些哲学家,对于人性的问题便做了专门的阐发,并成为自己的政治观和伦理观的基础,特别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更是把它做为自己哲学的基础,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人性”,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最初只是指人的自然属性而言的。最早把“性”做为人的自然属性或伦理范畴提出来的,就是孔子。他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即是说在人初生之时,其性相近,以后由于环境和习俗的影响,才有了差异,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人的后天习俗行为,对人性的影响作用。孔子把“性”作为一个与伦理规范相联系的命题提出来,说明了人类认识领域的扩大与加深。它标志着人类认识自身问题的开始。从天命观发展的角度看,这也标志着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转化的开始。     

基因技术、自然与社会失序 ——“敬畏生命伦理”视野下的《羚羊与秧鸡》

《羚羊与秧鸡》虚构了一个晚期资本主义极权政治、商业文化与技术垄断相结合的恶托邦后人类社会,精细地再现了多元的人性、技术垄断与个人意志的碰撞、后人类社会的社会失序与人为的自然秩序失衡、精神贫困与技术风险。通过毁灭性基因工程所触发的末世景象,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人类对现代技术的深刻欲望与恐惧,折射出由人性的恶、大公司的资本主义利润追逐与技治主义、个体与社会的精神性之扭曲、缺乏对生命的敬畏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风险社会。文章通过小说家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探讨了“技术伦理的发展”滞后于技术自身发展的问题。现代技术在具体的政治、文化、经济体制中运行,它的存在本应是服务人类而非辖制人类。借助于“敬畏生命”伦理,启迪读者正确把握人类在与社会、自然关系中的自我定位,以比较完善的生命伦理原则来矫正后人类社会的缺陷,建构“以自然为中心”“以生命为中心”“诗意地栖息”的人类社会。     

池田大作生命伦理思想初探

池田先生在其“佛即生命”的“生命哲学”基础之上,形成了蕴涵人类普遍价值之生命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以“生命的尊严”为核心规范,进一步在“生命的尊严”基础上拓展了人类幸福的建构以及环境伦理思想,最后又统一在世界和平价值理念之中。由此,他的生命伦理思想从“生命尊严”这一根本出发,融合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了具体层面上对伦理规范的理论考察。而池田先生“人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各种具体的实践应用生命伦理规范,从而实现“生命的世纪”,完成对人类社会的根本变革。     

道德增强技术的反叛及“道”对其的指引

道德增强技术以不同于传统道德教育手段，降低传统教育的时间与空间成本来调节人类的道德动机，实现人对“善”的目标追求。技术增强的效果促使人类行为无一例外地趋向“善”，这是否是屏蔽人类自由意志对恶的判断能力，是否是对自由意志的反叛？趋于“善”实现人类的进步，预示超人的降临，但是技术加持的超人如同“赛博格”，这是否又是对人性的反叛？两次反叛的重心显示出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技术要以“自然”的道家伦理去实现人，而不是把人作为手段，才能消解两次反叛带来的伦理沉思。     

儒家“和”伦理对博弈论的补足——以现代竞争社会为视角

作为一种分析现实社会关系工具的博弈论,在进入伦理学视阈时必然要面对人性假设等问题的严格追问.博弈论如果想要寻求改良之途,可以考虑借助儒家“和”伦理.儒家“和”伦理通过宇宙伦理图示的描述路径将“生生”确立为根本意向,在此种“生生”意向下,儒家“和”伦理可以为博弈论突破其功利主义掣肘提供参考,使其获得补足性改良之途.儒家“和”伦理对博弈论的补足性改良主要表现为:对人性进行更为真实和丰满的考虑,达成非功利合作和非情境合作,产生优越于集体意识的共生意识.     

批评理论的空间转向--论戴维·哈维对空间问题的探寻

自勒菲弗与福柯以来,空间成了审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重要视域.哈维对空间问题的探寻,其最独特的贡献是将空间与空间性构造的生产综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因素,并因此把历史唯物主义推进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高度.以此为基础,哈维对城市空间、后现代性状况、全球化与身体等现象进行了十分精彩的解读.     

“自然观”与生态困境的道德哲学演绎

生态难题日益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问题。以系统论思维方式全面考察人类“自然观”的生态演化历程,历经远古文明时期“自然为人立法”、近代工业文明时期“人为自然立法”,应当寻归生态文明时期有机契合的系统“生态自然观”,是谓“人为自身立法”。其中,现代“生态自然观”的确立是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现时代的内在要求,为缓解生态危机并破解生态难题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应当成为绿色文明时代的伦理共识和文明期待。     

乌托邦的空间表征———兼论大卫·哈维的乌托邦伦理思想

乌托邦具有明确的空间形态,它是一种空间性概念。和传统乌托邦主义者不同,哈维敏锐地把握到了乌托邦的空间面向。传统乌托邦概念由于预设了空间的封闭性,因而压抑了时间性和开放性,由此可能导致"去人性化"的"退步乌托邦"显现。在伦理批判的基础上,哈维提倡以"场所精神"来应对乌托邦的空间困境。这种"场所精神"是哈维辩证乌托邦思想的重要体现,它突出了空间感受的日常化和诗性化,以具体场所来反观人之感觉,从大而无当的"理论性感知"向细腻真切的"日常性感知"复归。     

生态文明视域下能源困境的伦理审思

能源问题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能源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危机。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义”的沦丧、以经济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是能源困境的根源。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伦理觉悟,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实践,为人类超越能源困境提供了可能。建构经济-环境-伦理生态,达致义利相融、德得相通,强化企业、政府等组织的伦理责任,呼唤“类本质”的觉醒是人类超越能源困境的可能路径。     

《论语》和《庄子》中的颜回与子贡

在《论语》里,颜回与子贡都接触到了“性与天道”的问题,但为学之方和人生境界不同,颜回“尊德性”而子贡“道问学”。《庄子》全书抑子贡而扬颜回,对“性与天道”进行了深度阐释。在穷达生死的问题上,庄子肯定了孔颜乐处,但引入气化论而远离了儒家正命论。在人性和历史问题上,庄子反思了人类的异化,他重建人性的理想与儒家相似,但其人性预设及反性复情、无为而治的政治观与儒家的扩充四端说及伦理教化观又有明显不同。     

生态女性主义对机械论自然观的伦理反思与批判

机械论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分离的和对立的，自然界没有价值，只有人才有价值，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这就为人类无限制地开发、掠夺和操纵自然提供了伦理基础；在西方文化中，自然和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政治关系，因而当自然被工具化、遭受迫害的同时，女性也未能幸免，同样遭受着人格丑化和迫害。生态女性主义从人性、价值和公正的伦理视角对机械论自然观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法象论》发微——戴震“气化”思想的目的论意义

作为戴震首篇义理论著,《法象论》从“气化”角度阐明了对天人之道与人性的理解。“气化”的过程被描述为“生生而条理”,这表明天人之道不仅是自然“生生”的过程,而且“内在”地蕴含着自身的规定性。同样,以“气化”为基础的人性既包括“血气”这一自然事实,也包括“天德”这一具有规范性的道德意识,人性中的自然事实与道德规范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戴震的“气化”思想呈现出目的论色彩：“气化”创生的过程以“条理”作为自身的内在目的;自然人性以道德倾向为其内在目的。由此,戴震得以肯定情欲中内在的道德意义,并最终提出“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人性理论。     

自然价值与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

自然价值被认为是生态伦理学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石。在传统伦理中,自然只具有对人类有用的外在价值。生态伦理学对自然的价值重新进行了界定。一方面,它扩展了"有用性"的内涵,不再从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来看待自然的外在价值,而是从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来理解这一概念;另一方面,生态伦理学从目的论与整体论视角来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生态伦理对自然价值的全面肯定在时间维度上将人类道德义务扩展到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空间纬度上则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     

道德实践的辩证意蕴

道德实践是人之为人独有的生命践履方式,是人类自我生成、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重要维度和内驱动力。人类道德践行的方式各有其异,与西方人多以对待自然之方法看待人事,故把“善、义、美”作为客观的求真对象,采取理性分析的态度而进行纯粹伦理规则之构建不同,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从始源处就奠定了“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美德伦理意向。如中国先贤从“性命天道相贯通”的生命觉悟而开出“践仁成圣”、“美善相乐”的道德实践进路。因此,需要从人类伦理实践辩证法的高度来重新理解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及其本然关系。     

伦理、环境伦理及科技伦理的生态逻辑——过程哲学的视角

伦理属于自然演化过程在社会中得以继续的最佳准则,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既自然又自觉地遵循着的一种关系准则。人类社会面对环境危机,需要环境伦理,环境伦理是人与自然共生的自然法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延伸到自然,参与自然生生不息的共生过程。技术异化的解决,需要科技伦理,科技伦理从人的行为向度考察人类生而面对的危机,涉及危机的极限。“模糊界限”原则阐明了危机极限的内涵及其严峻的现实,这也肯定了科技伦理的意义,从而提出走向生态纪元是地球共同体的未来,也是伦理的追求。     

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

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有重要分别,但又与世俗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有内在联系。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是最具中国化佛教特色的善恶观     

“真”的追问——道家人性论的思维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众多哲学流派的思想家都试图通过对人性的分析和探究来获得对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本源的认识。与其他哲学流派不同的是 ,道家从“真”与“伪”的维度对人性进行界定和分析 ,展开了对“真”的追问和探索 ,把保持和尊重人的天性作为人类的立身之本 ,凸显出道家人性论的思维特质。道家对“真”的认识 ,直接指向回归人性、顺应人性 ,这一点对于在现实世界改变人生态度、实现人生理想、提高人生价值以及升华人性 ,显然是有其理论价值和优越性的。     

"睹物象以致思":卫恒的书法美学

卫恒的书法美学从字的象形角度论述了“睹物象以致思”的命题,涉及书法创作与自然的关系、书法创作体验的玄奥性以及书法创作的“伫思”等问题。离开自然,人类无以创造。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存的空间,而且还给人类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造源泉和创造灵感。卫恒关于书法(文字)创造的认识实际上是对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认识,其中贯注着天人合一的创造哲思。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美学思想,对魏晋南北朝及以后的书法、绘画美学乃至文学理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人性的生态转向：自然与社会的高度统一

人与自然危机的实质是人性危机。古今中外对人性的解读都没能克服单一片面的人的属性论,将人的存在某一方面的属性界定为人性,没有关注到外界环境对人性生成的重要作用。人性“生态化”将人性理解为人现实存在性,它由四种属性构成即自然性、社会性、实践性、价值性,四种属性之间紧密相连、环环相扣。四种属性同时受到外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人类需要从社会内部构建“善”与“大爱”的制度、文化与道德,将自然的繁荣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交流的无障碍,才能将自己真正融入自然中去,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