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语境下的美、真、善——济慈审美观与道家审美观的比较研究

约翰·济慈和先秦道家都在真、善、美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济慈把对美的热爱与追求当成艺术创作的动力和指归,在美的根基上探讨真,又在美的追求中感受善;道家审美观将"真"置于第一位,"美"和"善"均次之.在对"真"的理解中,济慈将存在于主观世界的想象扩展到"真"的范畴中.道家的"真"与济慈的"真"内涵也不完全相同,道家之"真"倾向于本然的存在状态,无关乎主观想象之"真"的问题.从文化渊源上看,济慈对真、善、美的阐释源于古希腊文化的大背景,道家思想中真、善、美三个审美范畴的内涵则建立在"无"这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     

“真”、“善”、“美”的哲学意蕴——以马克思哲学为视角

到底什么是真、善、美？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项基本课题,就是对“真”、“善”、“美”的诠释,揭示它们的理论意蕴和现实指向。马克思在对基督教思想、唯心主义、传统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就“真”而言,实践是真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是人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认识内容;就“善”而言,“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善”的内涵各不相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善”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美”来说,实践是“美”的源泉,只有劳动之“美”才是真正的“美”。     

论艺术真实

一艺术真实的问题是实现于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正确地理解艺术的真实本质,并使我们的理解有牢固的基础,就必须有一种考察艺术的正确方法。在中国和西方的传统艺术理论中,真与善、真与美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艺术理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重善,就艺术而言,中国艺术理     

艺术何为？——读托尔斯泰《艺术论》札记

艺术与“真、善、美”的关系，不是一个新话题。根据一般的认识。艺术具有真善美的特性，而托尔斯泰以其卓越的艺术大师的艺术经验否认艺术是“美”的表现；艺术表现普。但不及“善”本身。“善”这个概念在托尔斯泰那里就是上帝的化身。艺术只能趋近，但永远不达“善”本身。艺术之“真”是情感真挚。托尔斯泰对艺术“真”的理解，是建立在对艺术“美”的否定的逻辑之上。艺术不表现美，而表现善，“真”是艺术抵达“善”的途径。     

论我国先秦时期真善美理论的发展形态(上)——《我国古代真善美理论发展历程》之一

真、善、美,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突出标志。 真、善、美,它集中概括了人的价值、人的需求。人类自产生以来,对真、善、美的追求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在这种追求中,人类经过浴血的仇杀、沐汗的劳动。经历破坏和建设反复交替的艰辛历程,最后将通过消灭阶级,在更高水平上求得真、善、美的完满统一。     

传统价值取向的两个误区

误区之—:以“(?)”统摄“真”与“美”。 儒家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这种人格代表了一种“至善”的价值取向。在真、善、美人格三要素中,儒家过于强调了“善”这一要素,把它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而“真”(原始儒家没有提出“真”这个概念,他们所讲的“信”和“诚”可以说是与“真”相近的概念,信、诚是指道德上的真诚,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和“美”则被“善”所涵盖和统摄,从而丧失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这样一种人格设计显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它已     

论科学美与真、善

本文提出科学美作为美的一种类型,其本质也是真与善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但科学美比之自然美、艺术美更重“真”。科学美可以说是“真”的形式。科学理论作为人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与形式建构,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是对人的探究功能、创造功能、审美功能的肯定,故科学美也具有善的意义。概而言之,科学美作为一种理性美,其特质是“真”的内容与“善”的形式的统一。     

罗尔斯正义理论对功利主义的多维批判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针对功利主义理论提出的。从罗尔斯的视角看,功利主义理论存在着类比推理谬误、最大幸福幻象、善优先预设的理论缺陷。罗尔斯通过契约论原初状态对类比推理的批判、两个正义原则对最大幸福的批判和两个优先原则对善优先预设的批判等多个维度努力实现了对功利主义的超越。     

柏拉图的正义理论探析

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探讨了＂什么是正义＂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有两种解答：一是以色拉叙马库斯为代表的＂强权即正义＂的功利主义正义观;一是苏格拉底的＂正义至善论＂。对于哪一种观点最能代表柏拉图的真实意图,以及苏格拉底的理论是否有效反驳了这种功利主义正义观,一直存在争议。分析解读表明,苏格拉底的＂正义至善论＂才是柏拉图的正义理论的核心。这种＂正义至善论＂能够有效反驳这种功利主义正义观。     

爱因斯坦关于科学与真善美之间关系的思想——兼评学术界对科学与真善美之间关系的研究

科学与真、善、美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在科学中直接蕴涵着真、善、美的内容。但是,在爱因斯坦的思想中,科学之真,即由科学的概念体系所表征的实在的外在世界,是科学家运用他们的思维理智地构造出来的;科学与道德,即科学与善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间接的;科学与美的关系,包括在哲学信仰和科学认识论两个方面之中。在爱因斯坦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中,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学标准"。     

试谈儒家之中、仁、和及三者关系

中、仁、和是儒家的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重要范畴。“中”侧重于“真”,侧重于认识论,集中体现儒家的矛盾观真理观;“仁”是儒家思想之核心,侧重于“善”,即伦理精神原则,集中体现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侧重于“美”,是中与仁之统一,是中(真)与仁(善)结合运用的理想境界,礼治仁政是儒家的王道美政,集中反映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观。三者通过“礼”而相互联系,相互包融,经剔除糟粕、扬弃改造,可发现其伦理、政治、哲学多重积极意义。     

从真善美的价值观看先秦儒家的理想人生境界

<正> 中国传统哲学总的来说是重人的哲学.对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价值、人应该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境界,或由此而获得一个怎样的理想的人格,是传统哲学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理想的人生境界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这在各家各派是没有异义的.但是,由于孔子、老子及庄子各自对“真、善、美”的价值观态度不同,儒家与道家、及道家之间塑造的理想人生境界或理想人格是有区别的.这里简要谈谈儒家的理想人生境界.     

柏拉图的正义理论探析

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探讨了"什么是正义"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有两种解答:一是以色拉叙马库斯为代表的"强权即正义"的功利主义正义观;一是苏格拉底的"正义至善论".对于哪一种观点最能代表柏拉图的真实意图,以及苏格拉底的理论是否有效反驳了这种功利主义正义观,一直存在争议.分析解读表明,苏格拉底的"正义至善论"才是柏拉图的正义理论的核心.这种"正义至善论"能够有效反驳这种功利主义正义观.     

关于理论求索与人格完善的双重作用的思考

理论求索与人格完善具有互动性。人们在真理的求索中总是蕴含着对善与美的渴望。真、善、美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三个基本层次，三者相伴而生，不可分割。理论求索是人格完善的前提，人格完善对理论求索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求知、为善、达美是培养理想人格的主要途径     

试论儒家义利观的历史发展和理论得失

义利关系问题是儒家伦理的基本问题 ,特别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创立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以来 ,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导向 ,其一直居于中国封建社会价值观的主导位置 ,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过积极而又复杂的作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对儒家义利观的历史发展和理论得失给以较深入地分析 ,对于全面正确地看待儒家义利观 ,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强新时期的义利观建设有显著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学的审美与真与善

本文认为文学的总体特色是审美,文学的审美与文学的求真、崇善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作者比较透彻地分析了文学的审美与真与善的互真渗透、互相包含、互为前提的辩证关系。文学中的真必须具备两个要素,即善与美。文学中的善又必须从真出发,必须是美的善。文学的真与善是经过作家的审美处理的;美既是处理真善的最高准则,又是建立在真与善的基础上的,否则,文学的美就不存在了。     

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新刑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虽然这一原则在国外刑法中由来已久,但是在我国刑法中却为时不长,因此,如何弄清其理论基础,从而更好地为定罪量刑服务,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有二:一是报应主义,二是功利主义,由于二者的意蕴和价值取向不同,因而在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解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本文拟从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不同理解出发,从而全面地揭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根基。     

“礼乐之和”与儒家艺术精神的建构

“礼乐之和”是儒家对关和艺术本质及价值的思考，是儒家美学思想和艺术精神的理论抽象。“礼乐之和”体现了美和善、情和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多方面展现儒家实用功利主义美学思想。     

理性追求与审美体验——从“孔颜之乐”看儒家德性文化的特质

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乐＂为最高境界的情感体验、精神感悟。孔子对人生境界的追求是由＂知真＂、＂得美＂而进入到圆满＂至善＂的最高境界,＂孔颜之乐＂就体现出了真、善、美的有机统一,显现出儒家德性文化的特质。     

当代小说人物形象的真实化趋向

(一) 小说中的人物,作为审美实体是真、善、美的综合规定。真、善、美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与促进,但三者并不等同。小说人物艺术创造的历史,小说人物形象系列形成的历史,从某种角度说,也就是真、善、美相互作用、发展的运动史。这三者的发展可以是平衡的,也可以是不平衡的,后者是更为常见的事实。“文革”前的小说创造了一大批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还有一部分成为艺术典型。其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真、善、美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的有机程度与水平并不高。由于社会政治的左右,由于“文学工具论”的引导,小说的人物形象重在善的追求,而对真与美有所薄待。所以,“文革”前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首先考虑的是人物的无产阶级功利目的,是以善为核心而形成真、善、美的结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