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价值取向的两个误区

误区之—:以“(?)”统摄“真”与“美”。 儒家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这种人格代表了一种“至善”的价值取向。在真、善、美人格三要素中,儒家过于强调了“善”这一要素,把它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而“真”(原始儒家没有提出“真”这个概念,他们所讲的“信”和“诚”可以说是与“真”相近的概念,信、诚是指道德上的真诚,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和“美”则被“善”所涵盖和统摄,从而丧失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这样一种人格设计显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它已     

当代小说人物形象的真实化趋向

(一) 小说中的人物,作为审美实体是真、善、美的综合规定。真、善、美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与促进,但三者并不等同。小说人物艺术创造的历史,小说人物形象系列形成的历史,从某种角度说,也就是真、善、美相互作用、发展的运动史。这三者的发展可以是平衡的,也可以是不平衡的,后者是更为常见的事实。“文革”前的小说创造了一大批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还有一部分成为艺术典型。其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真、善、美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的有机程度与水平并不高。由于社会政治的左右,由于“文学工具论”的引导,小说的人物形象重在善的追求,而对真与美有所薄待。所以,“文革”前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首先考虑的是人物的无产阶级功利目的,是以善为核心而形成真、善、美的结合体。     

论我国先秦时期真、善、美理论的发展形态(下)——《我国古代真善美理论发展历程》之二

先秦前、后期儒家尽管未能全面阐明真、善、美的关系问题,尽管他们对善的理解表现为明显的功利主义,但由于他们在善、美统一的基本理论原则上较接近于客观规律性,因而他们的理论便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并在实践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它各家虽然也各有一些较好的见解,但或因为他们不能从美学角度解决“真”的问题,或则由于别种形式的政治上的功利主义影响了他们对真、善、美关系的全面理解,从而在理论上不足以与儒家抗衡。     

真善相融的规讽性审美原则——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的审美特色

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审美原则中的真和善,与中国古代美学中的真、善、美的命题,既有联系亦有区别。作为美学命题的真、善、美,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中,解决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表现为“情景合一”,最终体现为艺术的真和善。这种情和景的相融合一,既是创作原则,也是审美鉴赏原则。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审美原则中的真与善的相融,既是审美主体审视审美客体的基本原则,也是调整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使审美客体更好地为审美主体服务的指导思想。真与善在政治讽刺诗创作中,一方面,表现为“情景合一”;另一方面,这种情与景的相融合一却存在着明显的互制性,即审美主体一方面要坚持真情实感与真境真景的统一,以体现真美,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规讽的原则,以体现善美。就政治讽刺诗的创作实践而言,这种规讽性的善美往往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鉴于此,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审美原则中的真也往往受善制约,从而显示了真善相融的规讽性审美原则的独特性。     

论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及其现代价值

“中和位育”是儒学体系中具有统摄性的伦理观念,它集天道观、人生观、方法论和实践理性于一体,逻辑架构出了儒家伦理的核心体系,不仅构成了儒家最高的价值准则和道德标准,而且反映了儒家伦理的深层次本质;其内部各个部分彼此制约、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涵盖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诸多问题域,表现出多方面的伦理价值,也为我们今天的伦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架构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主流和"常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政治伦理逐渐形成了以礼仁、民本、中庸、和合、忠孝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伦理架构。在现代社会,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政教分离、历史进步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现代意识,对儒家政治伦理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挑战。因此,只有对现代意识进行解构,重新恢复古典与现代的对话与和解,还儒家政治伦理以本来面目,才能实现儒家政治伦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伦理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哲学,是以仁(人)为本的人生、社会哲学。儒家把仁与礼紧密结合,儒家德治实质是礼治,仁学实质是礼学。至宋明理学,形成了系统深邃的儒家“心性之学”。对儒家伦理哲学经剔除糟粕,扬弃、改造,可发见其中蕴含的具现代意义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儒家的忠恕,把个人与他人与国家社会紧密结合,融为一体,蕴含的爱国主义、整体主义思想;儒家的中庸哲学,蕴含的追求真善美结合的理想人生社会境界;儒家重义伦理价值观,注重道德对人生、社会发展的作用,所有这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均有明显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论之当代意蕴

西方当代批评学派(包括女性主义)对西方传统之知识论提出了质疑,反思的问题指向了当代批评学派构思中的新知识论,甚至伦理。新知识论强调主体的价值取向(善)与知识(真)的关系,以及重新厘订“客观性”的涵义;同时关注知识主体(人)与知识客体(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然而中国传统的理性之知(真)及德性之知(善),被视为相通及相辅相成的,“穷理格物”、“格物致知”比西方传统知识论有丰富的涵义;人与自然同出一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超越性思考打破了西方式认知中“主体—客体”的二元格局;儒家“道德理性”中知识主体同时超然同时受场境影响的特殊活动,有别于西方传统知识论中强调的“客观性”。中国哲学关于知识的思考涉及“前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体性存有”。     

近年来国内外儒家生态伦理研究简析

文章从四个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外儒家生态伦理的研究进行梳理与比较：一、“天人合一”——儒家生态伦理的核心理念。二、儒家“人的伦理”到“生态伦理”的推演：一种思路是将“仁”视为天道与人道共有的德行,从而直接导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另一种思路则由“天人合一”中所包含的人际伦理关系来层层导出生态伦理。三、“乐山乐水”——儒家生态伦理的情感。四、国外学者关注点以及国内外研究比较。     

论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

“人治”与“法治”是我国春秋战国之际、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社会转变时期出现的两种政治观,它反映着两种不同侧重面与特色的治国方法。“人治”是儒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贤人的贤能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人(贤人)”与礼德“风教”,以仁政(王道)惠民为特征;“法治”是法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法律的威权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法”、“任罚”,以霸道刻民为特征。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以“人治”、“法治”概称儒法两家的政治观。尽管以此概称,并非精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网络治理的体系、困境和中国化分析

随着全球化下政府治理范式的转换,公众要求政府回应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多元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要求提供公共服务的条件下,如何提供"更好、更快、更廉价"的服务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服务价值的新要求。当代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一大特点就是将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等众多的公共行动主体引入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具体的做法就是重构"国家—公民—社会"的关系,展开网络治理。然而网络治理也存在着许多显著的缺陷,加强对网络治理困境的反思和超越,无疑成为理论和实践日益突出的课题,运用规范性理论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以期探索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