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谣、乐章、徒诗——论诗歌史的三大分野

歌谣、乐章、徒诗是诗歌史的三大分野,它们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以及文化和文学方面的不同功能.歌谣在诗歌史方面的意义,在于它是最原始、最自然、最普遍、最永恒的诗歌形式.入乐的乐章歌诗,与歌谣相比,是更高一级的诗歌艺术,具备了固定的文本,修辞艺术也有所发展,但它以音乐为主体,诗歌艺术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诗歌史最高的发展形态是徒诗艺术,当文化气候中个体创作的条件成熟时,徒诗系统就从乐章的母体中孕生出来.歌谣是一种群体的诗歌,乐章的主体部分也是群体的诗歌,它们都具有自然的诗歌艺术的特点.徒诗则是个体的诗歌,是自觉的诗歌艺术,只有在徒诗系统中诗歌艺术才能得到一种近乎无止境的发展,但也因此而带来了异质的因素.歌谣与乐章比徒诗更直观地呈现诗歌艺术的本体,这也是作为高度发展的诗歌形态的徒诗又不断地向歌谣与乐章回归的原因所在.     

先秦古歌的叙事性和文体形态

明冯惟讷辑<古诗纪>、近人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在此基础上,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72题先秦古歌,蕴含着丰富的文体发生意义.这些古歌在先秦或汉代典籍中出现之时,就带有"歌曰"等文体标记,区别于谣、谚、诗,说明当时人已有明确的文体区分意识.这些歌与历史人物和故事同在典籍,具有具体的叙事内涵.歌与音乐关系密切.歌的语体由简单到丰富,二言、三言、四言、七言、骚体等句式都有,韵式也不单一,句句韵、隔句韵、换韵、富韵等方式都有.一切都不如后世规范,正说明诗歌文体初发生的样态.东汉赵煜所撰<吴越春秋>中有三首七言歌,其整饬的七言句式和句句用韵、一韵到底的韵式,早于曹丕<燕歌行>,是七言诗史上的重要文献.     

由谣到诗--中国诗歌起源及其初步发展刍论

有文字记载前,诗歌的发展可分为原始“谣音”、原始“歌谣”、“歌”三个不同阶段,并在逐步演变中具备了一定的抒情和叙事因素;有文字记载后,又可以将“诗歌”、“歌诗”、“诗”作为诗歌研究的主线。由最初的“谣音”到成熟的文人诗,中国古代诗歌经历了一个融汇且渐变的历程。     

华兹华斯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

华兹华斯及其诗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20世纪上半叶的史实进行清理,进一步以由其译介所引发的中国诗人创作实绩为考察对象,将探讨的焦点置于诗语、诗情、想象与自然观之上,一一检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如何从最初的仿效、移植到批判、创造性转化的发展历程,重点发掘它们二者关系背后所指涉的多面向度,对于当今诗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汉儒经学、纬学诗论述要

汉儒诗学源于春秋诸子诗学,主要是围绕着《诗经》经典化解读而展开。四家诗在诗学上具有同源的关系。毛诗之外,齐、鲁、韩三家诗中,鲁诗之传承,最为渊源有自,流行并取重于世似乎也早于齐、韩两家。三家诗齐诗近玄,鲁诗与韩诗近史。齐诗与毛诗都以性情论诗,但宗旨不同。四家诗都以言志为基本宗旨,以分别美刺为基本的说诗方法,对于具体诗篇的美刺,看法上有同有异。     

论诗学范畴中歌词与诗艺术策略的差异

歌词与诗（徒诗）同属诗学范畴,无本质差异。但它们抒情审美的基点不同,歌词属群体广场呼应式抒情,诗则属自我心灵絮语式抒情。歌词因依附音乐而导致审美机制不自足,诗以其独立性而显出审美机制的自足完形。正是这些决定了它们在结构方式、意象表现、语言策略、节奏类型等艺术表现的策略上也有所不同。     

中国诗、诗学的民族原创及其对于美国现代诗的影响

中国诗、诗学的原创性贡献应从语言系统开始,从发生生态、作品文本、创作思维、接受批评系统地进行总结.中国诗、诗学给了美国现代诗以重要影响,尤其是道家美学的物自性、无言独化、去语障、解心囚,恢复到活泼泼的整体的生命世界,给了西方现代思潮走出困境以重要启迪.道家美学与中国诗的开放式的语言更直接导致了庞德领衔的美国意象派现代诗的诞生.     

论白居易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奎报的晚年诗歌创作,无论是其诗意、诗语,还是诗体、诗律,都深受白居易为人为诗的影响。在李奎报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完整地遗存了白居易的诗学观。     

诗为情化:华兹华斯与方玉润诗学观比较

依照比较诗学的原则,侧重从比较诗学思想的相异性更切合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价值为出发点,探讨华兹华斯与方玉润在阐释"诗言情"理念方面的异同。两者对诗性精神的关注,在审美情感的体验方面和诗化思维方式上有一定的交集,在诗学观方面有了互相对话的可能性。探讨华兹华斯与方玉润诗学观中对诗为情化的探索、情话诗说的理论的传达,尽管身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时代境遇不同,但他们倡导的诗性精神与诗为情化的审美体验,为比较诗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阐释空间。     

再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视域下的《诗》本生成

"诗"在先秦历经"寺人之言""持人性情""抒情言志"等内涵变迁,司马迁所言"古者诗三千余篇"与孔子所言"诗三百"在内涵与外延上有一定差异。在《诗》的历时性流传与结集过程中,分离于乐官系统之外的国子教育已将其经典化为不同于歌、谣、谚且具有儆诫内涵的"德义之府"。周王官及大师对贵族诗作及采献之诗加以修正,包括韵律审定、语言雅化、内容改造等,形成了统一文本及各诸侯国之间赋诗应答的文化基础。孔子之前,不仅学在官府,典籍亦为史官专有,孔子不具"删诗"之客观条件,孔子对周文化极为推崇,也不具对《周颂》十去其九的主观意图。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非孔子"删诗"之证,孔子仅校勘整理了通行《诗》本并据此授徒讲学,因此孔子"选诗"这一表达更为恰当。"孔子删诗"说的形成缘于汉儒对孔子文化地位的认同心理与自身传承经典文化的使命感。     

应修人早期经验与诗歌创作

应修人加入“湖畔诗社”前，丰富的社会经历与多元化的艺术资源使他的早期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新旧交融的痕迹，诗歌创作倾向于人道主义与乐观主义的思想，注重选取花草类和田园类意象以营造恬淡的田园意境，语言上容纳了旧诗的格律特征、新诗的口语化特征及民歌民谣的技法等。应修人诗作的多元尝试是新诗发轫期诗歌探索的缩影，几乎囊括了各种可能的路径。他在格律存留、抒情方式等多方面均提供了有益经验，但频繁转换创作路径，也令部分诗歌的思想与艺术不够成熟。     

北朝歌诗的内涵、创作与保留

北朝歌诗包括乐府歌诗、文人乐府诗、谣谚等,大部分保留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杂歌谣辞"、"杂曲歌辞"、"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等中,也有些存于正史及其他类书中。其作者除文人拟作之外,一部分出自当时乐工之手,一部分属民歌,作者已无可考。而且,不仅作者无法考订,就是出自北方的哪个民族也已十分模糊,其中既有汉族的又有北地各兄弟民族的,但传至今天,皆已变成汉语歌辞了,有的则经过译者及整理者的加工,已远不是原初的面貌了。     

两汉谣谚文化兴盛之原因考论

我国汉代谣谚文化异常兴盛,其兴盛原因除谣谚艺术本身的发展、完善与传承外,还有官方发掘其功能,利用相关政策加以运用的影响。当然,谣谚作为人类生活中的现实艺术,最主要的职能应是满足于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在汉代,有适宜于广大群众从谣谚艺术中获得精神需要的社会环境,这是谣谚文化在汉代比较兴盛的根本原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论瞿佑的诗学才赋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从《归田诗话》看,瞿佑因早年耽于诗歌学习而形成了良好的诗学素养。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流露出明显的炫才意识,将自己的诗学素养在小说中做了不遗余力的展示,从而使《剪灯新话》成为“有诗、有歌、有词”的“诗文小说”代表作,并使其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带有浓郁的自况意味。就题材而言,《剪灯新话》多“依红偎翠”之作,显示出瞿佑尚真主情乃至带有浓郁俗艳色彩的文学观念,而这与杨维桢在文学上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元稹集编年笺注》序

元稹是以其理论和创作开一代新风的作家。元稹高度评价杜甫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关系的艺术实践 ,他是确立杜甫“集大成”历史地位的第一人。元稹关于倡导新乐府运动的议论 ,切中时弊 ,他反对依傍古人的主张 ,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其新乐府诗是直接受其创新理论指导的产物。元稹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其悼亡诗情真意切 ,哀婉动人 ,大量的艳情诗抒写男女悲欢离合的真情实感 ,哀艳缠绵。历史地看 ,它们极大地开拓了爱情诗的题材领域和艺术天地 ,值得重视。《元稹集编年笺注》是元稹作品的第一个笺注本 ,在学术上亦达到较高水准 ,它的问世将推动元稹研究的深入开展。     

寻找“美人”神韵——诗歌与音乐关系的审美文化考察

《诗》之后，汉魏乐府多为歌谣，乐府之后诗歌逐渐走向了格律化、案头化，至唐宋词随燕乐兴而兴，至南宋又随燕乐衰而衰，此后文人填词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我国古典诗词衰颓之后，至“五四”新诗又矫枉过正，割断历史，抛弃了汉语汉字所独有的审美特质，于是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所以有人说20世纪是个“无诗的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后，当代歌词则紧紧抓住了诗歌的文学性、音乐性、民族性和大众性的审美特质，并善于从古典诗词中采得神韵，从民歌中集得灵气，真正是诗起八百年之衰，但其命运同词诞生时一样备受大众欢迎又倍受学界冷落，因而值此之际，很值得振臂一呼：“真诗在歌中!”     

南社“旧头领”金天羽山水诗论略

金天羽是“诗界革命”的殿军，“南社”的“无冕之王”。其天性好游，游览祖国山水十之八九，创作出才气踔厉、纵横恣肆的山水佳作。其山水诗诸体兼备，古体成就尤为突出；与魏源的山水诗前后呼应，在近代山水诗别创风貌。     

苏格兰民谣的华彩乐章——彭斯抒情诗歌赏析

苏格兰诗人———彭斯 ,1999年被评为“世纪名人” ,这无疑要归功于他在苏格兰民歌的收集、改编和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本文就其脍炙人口的一首爱情诗和一首带有政治意义的诗 ,从审美的角度 ,运用阐释、分析、对比等方法 ,对语言特色、写作风格、文字内蕴等方面进行了点评。     

论张祜的宫词乐府和山水寺庙诗

张祜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他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宫词乐府与山水寺庙诗两方面。他写开元、天宝遗事的宫词可分为颂歌、伤感、讥刺三类 ,三者有机统一 ,具有“诗史”的价值。写传统题材的宫怨诗则笔法细腻 ,已逗露出“曲子词”的气息。乐府受南朝乐府民歌影响 ,现实性不强 ,游离于“新乐府运动”之外。他的山水寺庙诗 ,借用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唐诗的分类 ,可以分为“盛唐体”、“大历体”、“晚唐体”三种风格 ,三种风格是他不同时期的经历、心态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