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学·文化象征——“京派”历史与文学的再辨识

"京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视作与北京地域文学紧密相关的概念,事实上,"京派"与北京的关系十分复杂,"京派"源于北京,深受北京影响,有着十分明显的北京文化气质;然而,就文学流派的形成与文化意义而言,"京派"又超越了一时一地的限制,成为内涵丰富、特征独异的文学与文化流派。因此,跳出北京看"京派",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京派"的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移情：文化交流的一种审美路径——从罗蒂新实用主义的视角分析

当今世界的文化多元的现实使我们一方面要避免囿于一己文化的框架而突出独立冲突,另一方面又要在防止文化霸权和殖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实现文化间的平等沟通交流。面对复杂的形势,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罗蒂关于移情的论述给我们提示了一种新的文化交流机制。移情发生作用的心理机制以及它与道德的紧密关联不仅能帮助人们处理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能够帮助人们从个体走向群体的团结。罗蒂认为文学作品及审美移情对此贡献良多。个体之上的审美移情及其作用同样适用于文化自身的发展及之间的交流,尽管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不失为一种极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选择。     

让网络创作成为一种价值书写

网络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应该富含刚健有为的精神"钙质";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它需要传递文化的正能量;而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网络文学则需要有人文审美的意义赋予。网络创作要实现其价值书写的关键,在于处理好网络自由与文学担当、市场导向与艺术坚守的关系,以便让这一文学获得正确的意义向度,赢得积极的价值含量。     

试论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文化研究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后者亦即文化批评则主要把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旨趣引入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范式,与它相对的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审美研究。事实上,文化批评恰恰极大地得益于文学批评"内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符号学与叙述学这些被认为是"文学的本体批评"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或审美研究的真正差别在于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的目的主要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     

文学研究的“钟摆”与“制动”

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文学内部研究强调文学审美特性,外部研究重视文学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对立可以说是审美性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要解决文学研究的＂钟摆＂现象,必须解决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文学语境的虚拟性使它自身得以与文学外部的文化语境相疏离,使它们之间产生一种奇特的距离感;文学语境的审美性使得它与文学内部研究保持本质性的联系。文学语境作为介于文学内部语境和文学外部文化语境之间的特殊场域,使得文学内外有机地衔接起来。     

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

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近来备受学界关注,然而考察其"现代性"理论和观照文学的方式,发现其中存有一种理解上的文化错位,也就是说,王德威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文化中的情感想象印记,事实上造成了对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双重误读.在这种情况下,较为有效的对话途径是,从文学语言这一角度,切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辨清晚清、"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     

创作·批评·传媒众声喧哗下的打工文学

在当今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必然要受到其它文化因素的影响。如果仅仅立足于单纯的文本分析,势必会造成对打工文学的片面理解。为了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打工文学之特点,试从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入手探究其产生的根源,并进一步分析其在传媒和文学批评影响下的崭新特点。     

现代文学·教育体制·知识生产

文学制度是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学场域。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文学的生产方式也从个体写作转向制度写作,文学不再是纯粹的意识观念和语言形式,而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创造的场所。现代社会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纸杂志的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的规约机制等等,共同形成了中国作家写作难以逾越的文学制度。文学制度作为文学生产中的一种体制力量,在其背后也隐藏着知识与权力、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规则等多重矛盾。目前的文学研究对文学制度理论和现象都缺乏深入的探究,虽然对文学的社会背景、文学的出版与传播、文学的社团与流派、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文学的制度问题,但却没有上升到文学制度的理论高度,缺乏制度研究的“自觉意识”。因此,文学制度无论是对中国文论建设还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而言,都应该成为一个可以深入讨论的理论话题。本刊现组织四篇关于文学制度的笔谈,分别就文学制度与文学研究的有关问题展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以期推动对该论题的深入讨论。     

审美话语与必然话语之间的紧张与默契——兼论文学的审美本质与话语特征

自由话语与必然话语构成了人类话语的两大体系。从权力存在形态的双面性即真理性与疯狂性、合法性与非法性，可以清楚地看到审美话语与必然话语之间特别是话语与寂力之间的紧张与默契；从文学与历史的话语本质差异与复杂关系，可以进一步揭示出文学作为审美话语的自由特性。     

关于现实主义概念的不同文见

《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二期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概念讨论的不同文见。邹平在《现实主义是不够用了吗?》一文中论述:作为一种文学精第(或日美学原则),现实主义远没有到了不够用的地步。因为在如何理解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上,现实主义是迄今为止唯一正确地作出了回答。现代主义从整体上来看却是颠倒了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确实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当它把文学反映现实的方式限定在以生活本来面貌来反映生活的尺度里,它便获得了一种与其他创作方法     

从"人伦"到"契约":中西方信用文化的比较分析及法律调整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信用是建立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是借助于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由人伦基础所构成的德性范畴,它强调的是行为人的操守和自律;而在西方国家,可以说契约文明构成其信用文化,信用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之上,它强调的是规范和监督,体现了平等自由、等价交换和正当权利的法律原则。当代中国社会相对传统社会而言在社会结构、伦理关系、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和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伦信任心理和权利义务关系,均被由市场经济利益调整所形成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现代信用,完成了我国信用文化从"人伦"到"契约"的现代转换,进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真正建立。     

三极世界文化差异（上）——筷子、手指和刀叉的视角

筷子、手指和刀叉作为三种餐具,与思维方式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代表不同的思维方式.筷子文化圈属于陆地农业文化,是合一自然派,在思维方式方面,综合思维突出,注重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重视人际关系,德治突出,是群体社会、宗族一宗法社会.手指文化圈属于山地沙漠文化,是亲证自然派,在思维方式方面,表现为辨证思维突出,重视宗教,注重教法,宗教精神和信仰理性突出,重视种姓家族,是种姓家族社会.刀叉文化圈属于分割自然派,是海洋工商文化,在思维方式方面,分析思维突出,科学精神和工具理性发达,重视个体,宣扬自由、民主、人权,是契约社会.从现在来看将来的文化发展,三派的单一发展都不利于整个人类.最终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东方的综合思维方式、辨证思维方式和西方的分析的思维方式结合,即人文精神、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是最有前途的.     

三极世界文化差异（下）——筷子、手指和刀叉的视角

筷子、手指和刀叉作为三种餐具,与思维方式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代表不同的思维方式。筷子文化圈属于陆地农业文化,是合一自然派,在思维方式方面,综合思维突出,注重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重视人际关系,德治突出,是群体社会、宗族-宗法社会。手指文化圈属于山地沙漠文化,是亲证自然派,在思维方式方面,表现为辨证思维突出,重视宗教,注重教法,宗教精神和信仰理性突出,重视种姓家族,是种姓家族社会。刀叉文化圈属于分割自然派,是海洋工商文化,在思维方式方面,分析思维突出,科学精神和工具理性发达,重视个体,宣扬自由、民主、人权,是契约社会。从现在来看将来的文化发展,三派的单一发展都不利于整个人类。最终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东方的综合思维方式、辨证思维方式和西方的分析的思维方式结合,即人文精神、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是最有前途的。     

第二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研讨会综述

对“第二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和学者讨论的问题,如“科技文化的理论建构和研究视角”、“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科技创新与文化发展”和“科技文化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等进行了概述性介绍。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伦理思想探析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包含马克思重要的经济伦理思想。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的辩证关系,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并揭示了生产关系与伦理关系的关联性。马克思从所有制的历史沿革与主体性的关系上,研究了经济主体的伦理特性,论证了物的依赖关系是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作为理解资本主义伦理关系实质的中心范畴,对资产阶级社会视为永恒的平等、自由等经济伦理范畴给予了伦理批判。     

性别歧视在文学语言中的映射--论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中语言的文化内涵

本文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角度出发,剖析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中人物语言及文本语言两个层面上的性别歧视现象,探究造成男女两性畸形关系的深层文化根源,即儒家文化中的一夫多妻制的观念,揭示儒家文化在男女两性定位上的缺陷及其对人的"集体无意识"深层影响.     

技术、时间与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时间观、技术观和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论述社会时间、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生产力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发展,社会时间结构随之变化,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占的比例不断增大,社会关系相应发生变革,最终实现由此岸的＂必然王国＂走向彼岸的＂自由王国＂。     

威廉斯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文化是近年来人文学科关注的焦点,也是文学与美学话语论述的对象。马、恩在创建唯物史观过程中,既确立了文化问题的唯物主义解释原则,把经济和文化区分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但是也强调文化的相对自主性,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之间更复杂的关系。威廉斯在20世纪中后期的资本主义历史语境中,面对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建构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突出文化生产的社会性、物质性。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模式之外,提出了大众文化的建设性维度,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化的形态和社会功能的理解。这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启示与借鉴作用。     

陈独秀对近代自由观的贡献

陈独秀五四时期自由观的含义是主体从封建礼教、宗法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形成独立的人格。他对孔教、宗法思想进行批判 ,对自由人格进行了阐释 ,对自由与宪政、救国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并深入研究了个人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陈独秀将近代自由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并与国情相结合 ,具有深远的影响。     

元大都的历史地位探微

忽必烈薛禅可汗从至元四年到至元廿二年（公元1267-1285年），历时18年营建元大都，使其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大都市。执政期间，忽必烈薛禅以非凡的胆略正确处理了历史上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地区后所遇到的三大矛盾，即民族、宗教和游牧与农耕文化的矛盾，使元大都在初、中期出现了民族融合、宗教自由、文化发达、商业繁荣、国际贸易活跃的局面，给中华文明输入了新的血液。元大都的城市建设和宫殿建设水平凝聚了中国各族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伟大创造力，对中华民族的建筑史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