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居民身份证功能的扩展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2011年新《居民身份证法》规定了采集指纹信息,将生物特征信息应用于身份证制度。居民身份证功能扩展与公民隐私权保护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采用了多项新技术,证件安全防伪性能有很大提高,使公民个人隐私得到更多保护。同时,公民将自己的身份信息提供给了国家,也就丧失了这部分隐私,隐私权的内容和行使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制约。借鉴美国社会安全码和香港智能身份证制度的经验,中国应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其配套法规,建立统一的公民身份信息保护机构,在行政指导下规范使用身份证信息的行业自律,根据不同的泄露渠道确定相应法律责任,发挥身份证信息保护中公民行使权利的作用,健全法律监管,斩断身份证信息泄露的利益链条。     

个人信息侵权的理论反思与规范构建

个人信息侵权规则体系对于发挥私法在个人信息利益保护中的作用、确保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可识别规则”将可能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均纳入规制范围,体现了公法对信息处理全过程的关注,与公法全面保障信息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功能相匹配。但私法对“可识别规则”的借鉴则造成了保护的信息范围过广,与私法关注个人信息人格利益的定位不符。故而需要对侵权责任法保护的个人信息范围进行限缩,在具体侵权样态中进行具体化判定。个人信息侵害造成的实际损害并不明确,差额说在适用上存在一定的障碍,而风险损害说则面临风险不确定与风险多样等问题,亦难被采纳。较为妥适的办法是采取规范损害说,将个人信息侵权损害认定为法律保护的利益状态之变化以及给个人造成的精神损害两方面。而在归责原则方面,应当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确立的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采用自动化处理技术的场合,对于普通公民之间的个人信息侵权则应回归一般过错原则。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私法衔接

当前立法规范所呈现的个人信息权利化路径面临着过度保护与保护不足的双重困境,同时也难以回应大数据时代系统性的信息安全风险.个人信息本质上是由一些具体人格权权利内容和其他人格性利益糅杂而成的综合体.内容上的复杂性要求私法采取"权利"与"法益"相区分的保护路径.属于"法益"部分的个人信息,承载了更多的社会公共利益,无法由具体人格权所覆盖,但可通过"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的侵权责任"进行保护,从解释论的角度以《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作为转介条款,将公法域的个人信息保护性规定引入私法体系,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实现公私法保护的有效衔接.     

个人信息权利的共同善维度

在信息社会的巨大挑战面前，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需要确定个人信息权利的基本属性，然而个人信息权利的证成在理论上存在争议。信息的本质与权利的道德意义是界定个人信息权利需要解决的两个理论难题。信息是一个解释性概念，在高度复杂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个人信息所展现的技术、价值和社会维度是展示信息之重要性的基础。证成个人信息权利依然需要回到自由论和利益论之争的价值框架之中，但信息社会中技术理性与价值世界的碰撞、个体与社会互动的方式转型以及个人人格向数字人格的转变等因素，使得个人信息权利的证成面临更多难题。基于共同善的权利观回应了信息社会的法律挑战，主张个人信息权利的基础在于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共同善的双重贡献。对个人信息权利的捍卫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信息社会的发展确立伦理准则和文明规则，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应体现共同善的价值指引。     

风险·规制·完善：刑法视域下的个人信息保护

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在我国屡见不鲜,导致公民隐私权、名誉权乃至生存权被侵犯,生存幸福和生活安全状态受损.在个人信息越来越为社会的高度组织、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时,又面临着被非法收集、转让、使用的尴尬.种种困境与悖论呼唤法律必须以强力姿态出面,为公民个人信息围起刑法保护的坚实屏障.刑法修正案(七)的出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完善和细化增强适用性,使严重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社会系统论视域下的个人信息权及其类型化

现代社会的网络化、大数据化带来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个人信息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系统分配的结果,将个人信息置于社会系统考虑才是最佳认知方式。社会系统论中,信息主体、信息收集者、公众以及政府对个人信息的利益诉求呈现有机整体的特征,需要各主体之间进行协调与平衡。个人信息权的设置应协调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基本逻辑是在合理利用的基础上防止个人信息的滥用,个人信息保护适合采取社会本位立法,个人信息权应采取法定主义。基于社会合理利用的前提,在保护个人信息权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双重目标下,可对个人信息类别化,形成不同类别的信息流通和信息保护机制。     

个人信息:从财产属性到公共利益属性——基于信息产权制度构成理论的比较研究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不断凸显，在个人信息人格权基础上明确个人信息财产属性并以此确立个人信息财产制度的观点层出不穷。然而，个人信息具有不同于知识产权客体的特殊属性，劳动财产理论、人格权财产理论以及经济激励理论等信息产权构成理论并不能成为构建个人信息财产制度的基础。产权制度注重个体支配而淡化了个人信息的公共利益属性，不仅难以激发企业的内在驱动力，还限制了信息主体人格自由发展，并由此催生新型不平等关系。个人信息保护应侧重于公共利益考量，涵盖“公共人格属性”和“公共产品属性”两部分，前者为人格属性的升华，后者则为财产属性的本质。公共利益属性内涵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应以正义原则为指引配置权益，回归法律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正义价值。一方面，法律应当在信息主体人格权益优位保护的前提下确保信息企业无偿且平等地获取个人信息，事前个人信息保护可类比环境治理，以技术规范信息处理方式；另一方面，为修复公众对数字环境之信任，个人信息事后司法救济应采取民主途径，并将信息处理者的制造权益风险与其举证责任相关联。群体性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与信息处理者的信息利用二者并非处于对立面，个人信息的公共利益属性也表明，双方可据之促成共善发展。     

已公开生物特征信息保护中单独同意规则的功能转向及实现

生物特征信息是兼具人格属性和财产“基因”的敏感个人信息,涉及识别和分析两个不同的处理行为及信息权益。生物特征信息一旦公开,受保护的权益重心就由识别利益转化为分析利益,法律风险已经由识别风险转化到分析风险。《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单独同意规则注重收集时的识别利益,忽视了后续处理中的分析利益,因而面临失灵的风险。单独同意规则的功能应以信息安全生命周期为基础实现其由控制到防范的功能转换,从而契合已公开生物特征信息的复杂特性及人格自由发展的动态化保护需求。     

私密信息合理使用规则及其优化路径

在信息社会，私密信息处理甚至合理使用成为一种常态。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存在争议，《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则保持沉默。信息处理者因公共利益等原因使用私密信息导致其与信息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呈白热化趋势。域外在私密信息保护及其限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终因相关制度的固有缺陷未能较好地达致私密信息保护与利用的衡平。基于私密信息与个人信息的特殊关系及私密信息与个人信息、其他人格要素的三重逻辑，私密信息合理使用具有正当性。为应对私密信息合理使用遭遇的系列法律困境，可以参照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规则指导私密信息合理使用，体系化构筑私密信息合理使用标准，类型化构造私密信息合理使用的具体规则，完成私密信息合理使用的制度化建构。     

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权利基础

美国信息隐私法以隐私权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而德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人格权为基础。我国法上隐私权的内涵与美国法上的隐私权不同,是人格权的一种。因此,美国个人信息上的隐私权保护模式不适合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所有体现于个人信息之上的人格利益,我国立法应以人格权为基础构建个人信息权利体系。     

个人信息的类型化分析及区分保护

大数据时代充分利用个人信息的迫切需求,对各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提出了巨大挑战.个人信息的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矛盾统一于个人信息的利用行为中.然而,各种个人信息识别信息主体的程度各有不同,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的媒介作用不同,与人格尊严的紧密程度亦不同,实践中不应当对个人信息采取单一的保护模式.对于同时满足间接识别性、社会性强、非敏感性三个特征的个人信息,与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联系较为疏远,不必采取传统的人格权保护模式,采取财产权益一元保护的模式即可.而对于符合直接识别性、个体性强、敏感性任何一个特征的个人信息,应当采取二元保护模式,即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共同受到保护的模式.     

个人信息保护:作为基本权利的解读

个人信息保护将个人信息视作权益的传统模式已难以胜任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要求,有必要将个人信息上升到宪法维度中的基本权利予以保护。基于基本权利视角下构建个人信息权,对于数字时代的人权保障更具深远意义。确立以人的尊严和自由为核心的个人信息权,需要国家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具体而言,首先应当加强个人信息权作为基本权利的地位,并健全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其次,使专门机构在个人信息保护中依法履责,发挥作用;最后,注重司法机关作为"最后防线"的地位,完善个人信息权的司法救济渠道。     

法益论视角下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之类型化

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界定为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逻辑起点。将个人信息绝对权化，违反《民法总则》第111条规范目的，不符合“权益区分三标准”，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并背离比较法上的主流趋势，应予否定。个人信息的本质是一个法益综合体，法益的保护宜采用德国式的类型化路径，有“违反保护性规定的侵权任”和“故意背俗致损的侵权责任”两种，前者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具有更大优势，应作为主要保护路径。以行为作为主要基准将有关个人信息的保护性规定类型化，具体分析每一类型确立的行为标准以及违反时的侵权判定、责任承担、抗辩事由等，能够构建完善的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体系。     

云计算视野的个人信息与刑法保护

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主要涉及刑法、行政法和民法方面。在云计算的背景下。为及时有效地打击犯罪、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加强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已显得刻不容缓。通过个人信息犯罪的实证分析看出，我国现有的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诸多不足，应借鉴其他立法中可行部分，增加刑事规范内容，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大司法与执法力度．促进个人信息得到有效保护。     

论形象权的独立地位及其基本内容

形象权是新兴的人格权,具有具体人格权的法律地位。传统意义上的具体人格权体系的构造及其内容无法涵盖民事主体的形象利益,确立形象权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立法潮流。明确形象权的具体人格权地位,对于保护民事主体的权利,保障其人格独立、自由和尊严,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被遗忘权在我国人格权中的定位与适用

“被遗忘权”在欧盟个人信息立法改革中的存废问题扑朔迷离，至今尚未有定论。被遗忘权是信息主体要求信息控制者删除过时的、可能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的信息的权利，其来源于人们控制个人信息的需求。该“信息”包括网络信息与纸质信息，并特指在过去发布但仍保留至今的信息。被遗忘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其实质上不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而是个人信息权的权能之一。我国现有立法已有与被遗忘权相对应的请求权基础，但其法律位阶过低及立法分散的现象也亟待完善。与此同时，对被遗忘权的保护应有所限制，在利益冲突时应让位于言论自由、人文社科研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指纹资料隐私保护的基本思考——以港澳台地区指纹资料隐私保护为视角

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对于指纹等人体生物信息的提取和留存,涉及个人的重大隐私利益。在不当处理的情况下,可能会严重侵害被提取者的基本权利,损及人性尊严及人格权利。对于指纹资料的隐私保护而言,其近期目标在于,对具体办法的制定应当坚持＂资料当事人权利保护＂和＂宜细不宜粗＂的原则,尽可能地降低处理此类敏感个人资料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机会;长远之计在于,尽快推动个人资料保护法的出台,以个人资料保护的基准立法,全面规范个人资料的隐私保护。     

民法的人文关怀

比照近代民法以财产法为中心,现代民法强化了人文关怀,主要表现为从以财产法为中心到人法地位的提升,并广泛体现于民法中主体制度的发展、人格权的勃兴、合同制度的发展、物权法的发展、侵权法的发展、婚姻家庭法的发展等各个方面。中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以人文关怀构建价值理念,注重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充分保障以及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爱。基于这一理念,在中国未来民法典中有必要增加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编。在中国民法的适用等方面更应强化人文关怀。     

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利用刑法规制与个人信息安全刑法保护——从新型权利转向新型法益谈起

在智能社会,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以个人信息权入法为基础,将信息的私权保障与利用作为基本原则,导致了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利用刑法规制的错位和提前。当人工智能利用个人信息进行算法分析,一方面,信息主体拥有个人信息权,另一方面,信息使用者也应当拥有信息用益权。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必须从权利说出发并超越权利说,重新回到信息主体和信息使用者共同拥有个人信息安全法益的轨道。然而,刑法尚未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安全法益,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利用刑法规制与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应考虑信息主体和信息使用者对个人信息各自拥有的利益,从场景化行为主义规制的进路出发,对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进行刑法保护和刑法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