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李大钊的“调和论”的理论价值

李大钊的“调和论”含义极其丰富，它既是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又是一种世界观、宇宙观。他认为“调和”与“对抗”一样，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之一；他赞美“调和之道”与“调和之美”，肯定“协合”、“互助”、“爱人”是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提倡“两让”、“容人”，以达中和之道。他对中国传统“和”文化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留日与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的嬗变

留学日本是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期间 ,李大钊在艰难的探索中不断进行思想的脱胎演进 ,他由主张通过改造人心、改造政治、推进国家的民主建设的调和论者 ,成为了革命的暴力论者 ,并形成了以“民彝”为核心的政治观 ,为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演的法则:章士钊、杜亚泉论“新旧调和”

章士钊、杜亚泉对“新旧调和”有很系统的理论论证 ,他们辨析了东西与新旧、是非与新旧的关系 ,界定了“新旧调和”的含义、原则和方法 ,并援引进化论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虽然他们的认识也存在缺陷 ,但并非一味复古 ,也非排斥新思想 ,而是主张以重视实践、自由和理性的态度来处理思想文化问题 ,所以应给予他们一定的“同情的理解”。     

简论李大钊早期东西文化观的逻辑发展

简论李大钊早期东西文化观的逻辑发展张伟良李大钊早期东西文化观经历了一个辩证否定的发展过程，显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一、从猛烈抨击中国封建文化到主张接受西方文明五四运动前后，是东西文化的大较量、新旧思想的大会战时期。作为生长在被西方文明激烈冲击时代的...     

瞿秋白与李大钊文化观的比较

瞿秋白与李大钊的文化思想发展历程大体相同,都经历了从批判封建文化到主张接受西方文化,从调和东西文明到接纳俄罗斯新文明的发展过程。两人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有较大的趋同性,他们一致主张联合互补,但两人在诸多相关文化问题方面,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调和折衷"在杜亚泉思想中的方法论意义

"调和折衷"在杜亚泉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政治思想上,他以"调和折衷"的方法处理保守党和进步党、集权制与分权制、国家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关系,构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文化思想上,他通过对中与西、新与旧的"调和折衷"建构了自己的文化理想.杜亚泉"调和折衷"的方法论有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思想来源,但在征引西方思想的表层下,隐藏着以中国传统文化参照,发明西方思想实质.     

五四前后李大钊政治现代化思想的嬗变

李大钊作为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楷模和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中国思想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李大钊的光辉思想中不乏关于政治现代化的精彩论述。早期李大钊的政治现代化思想具有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由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相继发生,李大钊开始关注苏俄社会主义并接触马克思主义,促使他的政治现代化思想出现了重大转变。五四运动后他的政治现代化思想则明显带有社会主义特征。本文在分别阐述李大钊五四前后政治现代化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其发生变化的原因和意义。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李大钊“物心两面冶的社会改造观

李大钊是中共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张“灵肉一致冶和“物心两面冶的社会改造观。 早期他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主张道德革命和精神改造,号召青年发扬劳动主义,到民间去与农民为伍。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也主张物质改造运动,但他认为物质改造和阶级斗争仅是手段,最终还是要达到互助和人道主义的精神目标。 李大钊后来虽也提出“工人政治冶的表述,也领导了中共的工人运动,但随着都市工人运动的失败,他较早提出中国革命应依靠农民、应到农村开展农村革命。 深入研究李大钊的思想,对我们理解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中共,从城市革命转向农村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与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李大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为中国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即具有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坚持革命原则、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强调革命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等的特点和优点。他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论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作出了贡献；他还第一次论证了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将具有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中国特性这一科学命题。他并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社会科学阵地和培育一代新人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建树。李大钊的名字与北大分不开。北大具有李大钊所开创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共产主义主要发祥地之一的传统     

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初论

李大钊终身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自觉从“民族复兴”理念出发探索国家出路而有卓越思想的先驱者。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视野广阔,内涵丰富,认识深刻,特色鲜明。本文主要论述了他的“第三新文明”说、“崇今”说和“中心势力”论。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试论习近平“和”文化观的形成及理论渊源

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和”文化观：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即“一和四观”。从习近平自身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邓小平“和平观”与胡锦涛“和谐观”对习近平的影响、学术界“和”文化的理论研究成果三个方面可简要分析习近平“和”文化思想的形成及理论渊源。     

杜亚泉东西文化调和观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影响及其引起的东西方人们对欧洲文明的不信任感刺激了因民族危机而试图从西方寻求救国出路的杜亚泉,他客观对比中西、冷静反思传统,进而提出了东西文化调和论。     

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初论

李大钊终身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自觉从"民族复兴"理念出发探索国家出路而有卓越思想的先驱者。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视野广阔,内涵丰富,认识深刻,特色鲜明。本文主要论述了他的"第三新文明"说、"崇今"说和"中心势力"论。     

经史嬗递与重建中华文明体系之路径————以傅斯年与蒙文通学术分合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新旧嬗替,转化传统与引介西学成为重建中华文明体系重要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傅斯年、蒙文通二人皆经历了出入今古、由经入史的学思历程。傅斯年贯彻以历史观点探究中国文化演变,考察思想意识历时演进的轨迹,估价与建构文明价值|蒙文通阐发儒学义理与经史之学,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学以塑造中华文明主体性。若以傅斯年与蒙文通的学术分合与经史纠葛为中心,考察民国学界划分夷夏、辨证性命、沟通汉宋的关联与旨趣,或可阐发“通识”与“专家”、“求其是”与“求其古”等学术理念,重估进而转化中华文明体系的多元路径,为实现“以国故整理科学”的学术转向提供参考。     

严复《老子评点》与西方思想

严复在全面译介西方学术思想的同时,又从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源中寻找与之相通的思想元素,由此他的<老子评点>提出了老子解释史上前所未有的新说,认为<老子>有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思想相通.同时又据西方社会的现实指出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也会走向其反面,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祸难,故他的思想中又出现从尊崇西方思想转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这种融通中西的思路,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价值.     

天人合一的文化地标——从赵宧光寒山轶事折射太湖文化精华

宋皇室后裔赵宧光买山葬父,隐居寒山数十年并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太湖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线索。在赵宧光的出身及其隐逸文化的背后有着南渡文化的深刻背景,以此为文化地标,由宋室南渡追溯到泰伯奔吴,当可寻找到破解吴文化与越文化的异同、吴地文化缘何由尚武转变为崇文以及＂天堂＂的由来和蕴意等等诸多谜团。＂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主张把人类之爱推之于自然万物,提倡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在尊重＂自然的尊严＂的前提下赢得人类自身的尊严。当代人所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呼应了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的人格精神和＂天人合一＂的兼爱思想,检讨了现代文明中人欲横流的人格缺陷和＂战天斗地＂的畸态文化,标志着人类社会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太湖地区将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更加深广意义的文化地标。     

“天人合一”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古老的天人观,是中华民族文化库藏中的瑰宝。“天人合一”既肯定“天人一体”,又划定“天”“人”的职能,从而明确“人”对天地万物的责任和担当。这种责任和担当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态理念或日生态伦理上。这种生态理念或日生态伦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和理性的智慧,推动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共生共长,走到了今天。可见,我们提出生态文明,亦是由之演化、发展而来。因此,应以“天人合一”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温故知新、拨乱反正、务实创新,为我们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