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思想启蒙的现实意义——兼谈对新权威主义的一点看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走向近现代文明的一次伟大跃进,它留给20世纪中国最大的思想成果无疑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思想启蒙。民主和科学作为时代精神的沉淀,在中国历七十年而不衰,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在新时期重新弘扬这一启蒙精神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启蒙毕竟有其历史局限性,它没有直接导致现代文明的出现。本文拟在探讨“五四”思想启蒙的成就和局限的基础上,论述“五四”启蒙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一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思想启蒙的两大基本内容。可以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要     

何谓“五四”——兼论“五四”的启蒙经验与政治误读

“五四”代表着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最大贡献和精神本原在于启蒙，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定。当然，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启蒙本身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误。长期以来，对“五四”精神存在着政治误读和简单化的抽取，这使得“五四”启蒙精神长期湮没不彰，但这并不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甚或更强。     

建构理性：“五四”启蒙走向革命的内在推手——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中国革命

“五四”启蒙并不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但其主流是建构理性而不是经验理性。在这种建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20世纪三大革命势力的形成。因此，建构理性与意识形态，正是“五四”启蒙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点。建构理性之所以主导了多数“五四”知识分子的头脑，是因为民国初年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孕育而出的理想主义观念，以及传统儒家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长期塑造。     

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回顾

本文从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启蒙思潮的转向三个方面,分析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状况.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是应"救亡"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经历了戊戌前启蒙、戊戌辛亥启蒙、五四启蒙和五四后新启蒙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救亡的需要而使得启蒙发生了转向.     

“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扬弃及其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起点。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扬弃。“五四”运动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五四”运动开创的现代中国青年爱国主义传统应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五四伦理革命与公民精神

五四启蒙的中心主题是公民精神的建构。新文化运动倡言之个体本位、独立人格、权利观念、功利取向、法律意识、契约精神、科学理性，以公民精神而一以贯之。五四伦理革命，旨在以契约性的公民伦理更替身份性的家族伦理，消除传统礼教之伦理异化而实现人的个性解放。新文化运动之扬布公民精神和叛离儒家传统，表征着现代中国之人格的觉醒     

个性·启蒙·政治——关于中国新文学的对话

吴:明年(8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七十周年纪念。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作用,在文学史上,它被公认为是新文学的真正开端。所以人们常常说,中国新文学的精神就是“五四”的精神,新文学的传统就是“五四”的传统。对于“五四”新文学的这种历史地位,即使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重大现象时,人们也是不得不加以注意的。可能可以这样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而历史就存在于现实中。钱先生,今天     

“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研讨会综述

由北京京博策划中心资助，山东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研讨会，于1999年5月8日在济南举行。50多位与会学者就"五四"精神的实质、如何解读和评价"五四运动"、"五四"精神在当代中国的意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关于五四精神的实质，李平生认为，它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爱国主义精神，一是民主、科学精神。它们反映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时代主题：救亡与启蒙。刘庚子、黄少安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是"五四"所宣传的民主、科学的哲学基础，它第一次为中国社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了思想准备。孙…     

八十年的历史感悟

五四运动迄今已有八十年历史。八十年来，中国发生过三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开创；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真理标准讨论。救亡与启蒙的历史脉络境蜒其中，一座座历史高峰巍峨而起，登临于此的历史感悟总该是深沉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五年，1924年，中国共产党发出可能是第一个纪念“五四”的中央文件，强调纪念“五四”的两个要义：一是恢复国权运动，二是新文化运动。恢复国权运动19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于…     

自然权利的观念与文化传统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尽管带有许多严重的缺点,终究不失为近代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一次启蒙。陈独秀作为它的杰出的代言人,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深刻影响人类近代文明“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有三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法国大革命及其人权的观念。我们今天可以说是仍然在继承着五四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在完成它的未竟之业;但自然是在更高一层的意义上,因而也就包括对五四时期一些基本论点的再认识和重新评价。     

入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

中国加入WTO顺应了世界文明的潮流 ,WTO原则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是当今时代的深刻主题之一 ,其结果必将促使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跃迁和升华。这次文化转型是 2 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血脉延续 ,是“民主科学”启蒙口号的法制化的具体实践行动 ,它将是比“五四”更深刻、更切实、更有效的文化现代化转型运动。在全球化的文化流动中 ,中国的有识之士当在“对内促转型、对外促互动”中有所作为     

五四救亡与启蒙关系我见

在近年来关于“五四”的著作中,李泽厚先生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随着近现代史的研究的深入,今天来重读这篇文章,或许我们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李文的主要内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并非政治而是文化,虽然这其中有政治的因素。“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并且,“启蒙并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而声势大张”。但是,“个体反抗并无出路,群众理想的现实构建又失败…     

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公民观念启蒙

经历先进中国人的探索与实践，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认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启发民众思想，塑造新型人格国民，达到“人的解放”，而启蒙知识精英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个人价值未被发现与承认。于是，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以近代公民精神为诉求，从独立人格、个人权利、法治契约、功利取向、理性思维等方面输入西方公民意识，力图塑造新型人格的国民，承担起变革社会的重任，以达到国强民富的民族主义目标，但近代中国社会无法为公民观念的发育提供有效土壤，启蒙思潮面临外在困境与内在价值矛盾。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五四”文化价值取向论略

任何一种型态的文化,在其客体化的物质事相中,无不涵淹着人的精神的生机.这精神的趋赴,向着不同文化层面的辐射,构成文化的价值系统.在价值系统的发动处,是一种相对地达到民族或时代认同的人文祈向,即所谓文化价值取向. “五四”作为文化运动,过去人们总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作它的象征符号.这或者并不错的,问题只在于,是停留在对“民主”和“科学”的一般理解上,还是到被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内里去寻求五四新青年们的更深刻的用心.尽管五四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更张破坏的启蒙呐喊,但新思潮确有它的尚可把握的文化价值取向.同“戊戌”和“辛亥”相比,把五四称作“新文化运动”是恰当的;五四触及的是文化的价值系统,而且它甚或有一个能够理性地作出描绘的、用以处置传统文化遗产和构设中国文化未来的新的价值坐标.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评“五四”前后胡适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我们对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后胡适的思想,也应持这种态度。一方面要把他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看他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中起了什么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他的反动性,这就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用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来阻碍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反对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本文就这两个方面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

从晚清到民初,正是中国从传统帝国之宗主权向现代国家之主权、传统帝国之疆域向现代国家之领土转化的关键时期,所以,政学两界的舆论也从晚清的"寻求自强"转向民初的"保全国土"。"五四"之前中国边疆意识之觉醒,与日本政界的步步进逼难以分开;对四裔历史认识之资源,也和日本学界的满蒙回藏研究息息相关。中日关系的这种复杂纠葛,正是"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以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一文的发表为标志,"五四"之前日本有关中国保全和割裂的言论,对中国社会上下造成强烈刺激。以往学界用"启蒙"和"救亡"双重主题描述"五四"并无不妥,只是,"启蒙"和"救亡"的次序宜调整为"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过程,碰上了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结合促成了这场五四运动"。"救亡"始终是现代中国的中心话题和巨大力量,"启蒙"则是局限于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识。因此,"启蒙"至今仍是国人未竟的使命。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论胡适派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观点和方法

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觉醒。这个运动的主要锋鋩是反对封建主义。而这个反封建的思潮,後来和五四革命运动相结合,更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传统的威信动摇了,人民要求对封建文化重新估定价值。这时,混迹在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大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胡适,就从美国贩运了一套最腐朽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来“整理”中国哲学史。由於他表面上对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史的观点和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所以,竟获得连他自己也不会梦想到的影响。解放以前,胡适派资产阶级哲学     

言说与不可言说——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话语流变

中国 2 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发轫于 1 898年的维新运动 ,此后经历了三大发展时期 :启蒙精神的激荡与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 ;启蒙精神的重构与缺失———“普罗文学”兴起至“文革”终结 ;启蒙精神的复兴与反思———新时期至 2 0世纪末。启蒙精神裹挟着文学话语的强大力量 ,以背离传统的批判立场 ,实现了与西方启蒙理念的对接 ,铭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时代印记 ,对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