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销信息不对称对农户过量施肥行为的影响

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环节信息不对称影响农户施肥行为和收入。将蔬菜价格作为信息不对称的代理变量,利用处理效应模型分析蔬菜价格、肥料价格与农户施肥行为和农户收入间的内生性问题;并进一步通过倾向性得分匹配（PSM）探寻过量施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路径。研究结论：（1）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农户过量施肥的主要原因,不具有“质量”溢价的农产品价格上升会导致过量施肥;（2）从质量安全角度看,过量施肥会导致农户收入下降,即利润最大化的农户个人目标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目标存在一致性;（3）过量施肥主要通过影响农产品质量而对农户收入造成负向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提高农户对过量施肥危害的认知并帮助农户树立合理的施肥理念;（2）促进农户种植技术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3）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社等生产组织的规模效应,降低有机肥使用成本,并进行肥料投入过程监管;（4）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农户施用测土配方肥及效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基于山东省平原县的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山东省平原县142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选择有序probit模型从农户的个体特征、政府技术推广行为以及肥料市场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分析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化肥施用总量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受教育、技术支持、有配方肥销售点、买肥料时采用现金支付、是否有被骗经历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户新技术使用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可知:施肥总量的增加与具备辨别肥料的能力在边际上会使农户对新技术使用效果满意度的评价更趋向于"不满意"和"一般"。     

农户兼业化对粮食生产决策的影响:以玉米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农户兼业化也随之出现,并影响着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本文基于河北2004~2012年758户农户的微观数据,使用线性动态面板估计方法,考察了农户特征因素、市场因素和气候因素对不同兼业化程度农户玉米种植行为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各因素对不同兼业化程度农户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兼业程度较高的农户对市场因素反应最敏感,兼业程度较低的农户对生长期温度变化的反映最敏感,而纯农户对相关影响因素反应都相对迟钝;从市场因素看,玉米价格、替代作物(尤其是大豆)价格、玉米物质成本的变动能显著影响农户玉米种植规模的决策及行为;从气候因素看,生长期累积降雨的增加能促进兼业农户扩大玉米种植规模,而生长期平均温度升高,则会导致兼业农户减少玉米的种植。基于结论提出了完善玉米价格的形成机制,建立相应的气候预警体系等政策建议。     

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溢出效应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

系统分析农户种植结构有助于科学回答国家粮食安全如何保障这一重大问题。通过全面考察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溢出效应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发现：（1）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种植结构的趋粮化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2）土地流转形成的土地规模大小对农户种植结构存在动态影响;（3）的确存在农户种植行为溢出效应,家庭特征因素对农户种植结构中的溢出效应具有调节作用;（4）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溢出效应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5）对于分散化土地流转农户,土地流转租金亦会促进种植结构“非粮化”,且能通过种植结构中介变量影响家庭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净收益。因此,政府应加强劳动力教育培训,引导低质量劳动力转移,推动土地规模化流转,合理发挥农户种植结构中的溢出效应,加强农地流转市场监管,拓宽土地流转市场信息获取渠道,降低土地流转价格,减轻农民租金成本压力。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基于TOE框架的定性比较分析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以上海142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样本,从TOE理论框架的视角出发,运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解构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政策环境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驱动路径有4条,即专利—政策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规模驱动型路径和规模—市场主导下的政策驱动型路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规模和市场环境在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     

主销区农户储粮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的调查数据

从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粮食的产售储用情况、粮食市场体系及价格、政府政策及补贴措施、自然及社会环境条件等方面分析了农户储粮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的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主销区农户储粮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态度认知、农户家庭特征、户主年龄、粮食市场、政府政策和粮食储备条件等因素对农户是否储粮有显著影响。因此,通过提升农户储粮意识、分类引导农户储粮行为、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加大补贴力度等措施,促进农户科学储粮。     

政府规制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区域品牌农产品质量安全视角

通过实地调查获取“周至猕猴桃”和“眉县猕猴桃”种植户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基于质量安全的政府规制研究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政府规制显著影响农户农资投入行为,降低农户农资成本,有利于农户接受和执行政府规制政策;（2）政府规制促进了农户新技术采用行为,接受政府规制的农户对综合防治技术和果园生草技术采用概率更高,有利于农产品品质的持续提高和改善;（3）政府规制对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无显著影响,接受政府规制的农户也没有显著降低膨大剂类生物激素的使用概率,该类激素的使用对猕猴桃质量安全造成负面影响;（4）户主文化程度、户主种植年限、家庭劳动力数、家庭负担系数和猕猴桃种植面积对农户接受政府规制有负向影响,但耕地面积对农户接受政府规制有正向影响。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个体响应及影响因素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在以小农经营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农户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响应程度尤为关键。通过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中农户响应机理的解析,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和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农户融合认知、融合意愿与融合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农户价值认知、融合意愿直接影响其融合行为,政策认知与风险认知通过融合意愿间接影响融合行为,种植年限对融合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对融合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发展及地理位置差异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户的融合行为决策。因此,在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过程中,要在提高农户融合政策认知度的基础上强化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个体的参与能力,并积极引导融合主体探索多种形式的融合发展模式。     

涉农企业介入、地方政府引导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以甘肃省民乐县马铃薯种植为例

构建农户的种植决策如何受到市场、企业合约以及政府政策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以甘肃省民乐县马铃薯产业发展为例,实证农户马铃薯种植决策如何受到涉农企业介入以及地方政府引导的影响。研究发现涉农企业介入对当地农业市场的完善显著正向影响了农户选择种植马铃薯的决策,但是以市场联接为主的松散合作模式对农户马铃薯种植决策并没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地方政府在对主导产业的推广及相应政策支持在涉农企业与农户的紧密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福建省农户储粮行为研究

在对福建省28个县(市、区)的368个种粮农户展开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农户储粮现状总结出农户储粮行为的特征:生存理性与市场理性并存,储粮成本、收益与风险并存,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并存。基于农户储粮行为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后果,从分类引导农户储粮、完善储粮补贴方式和探索新型储粮模式等方面提出引导农户科学储粮的对策建议。     

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差异性及其机理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刻不容缓,如何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来降低农业污染和提高化肥有效使用率成为当前农业生产的挑战之一。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11000户农户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专项调查数据,利用离散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决策差异。研究发现,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采纳存在差异,规模较大的新型经营主体相比小农户更具有改善耕地质量的意愿;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农地质量较好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另外,政府推动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对大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小农户影响不显著。据此,政府应增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宣传力度,加大该技术的试点力度,集成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并因地制宜地逐渐将重点支持政策转化为普惠性政策。     

陕西泾阳、洛川县农户资金借贷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陕西洛川县和泾阳县219个农户借贷行为的问卷调查,以及渭北地区＂公司＋农户＂产业化组织模式中的农户融资状况的实地考察,发现陕西典型农业区域的农户借贷需求强烈,借贷资金更多地投资于资金量较大的家庭消费项目、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农户所需的借贷资金供给主要来自民间借贷,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及合作金融机构不能满足农户的借贷资金需求。针对农户资金借贷需求和供给状况以及其中的问题和成因,为促进陕西典型农业区域农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政府必须以完善农村信贷机制为主,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和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切实发挥政策性农业银行、商业银行的政策导向效应,强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功能,规范民间信贷等非正规金融活动行为。     

基于农业产业化的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分析——以陕西省948个猕猴桃种植户为例

农民科技培训是农业产业化进程中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途径。以对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948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构建实证检验模型,探讨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是否寻求合作社科技支持、采用新技术和新品种的行为、培训对增产增收的效果和政府惠农政策对培训需求的影响较为显著。这说明,除了以往学者研究的农户个体特征和家庭资本特征外,农民合作社、农户对农业科技的态度和政府惠农政策也是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显著性因素。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从“剥削型”到“保护型”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自然的产业结构差异,更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制度设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和对农村的政策歧视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剥削性”。19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国家惠农政策的推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不断弱化,而“保护性”的功能则不断增强。维持“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广大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进可攻退可守”,不仅对农民的利益保障意义重大,而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结构的弹性,对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讲,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其目标不应是以激进的方式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甚至消灭农村,而应是进一步削弱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强化其对农民的保护功能。     

农业机械化与经营权流转提升了农地退出意愿吗?

文章将农地退出分为部分退出、全部退出两类,利用黄淮海农区816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可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内生Probit模型,估计了农业机械化、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农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考察了农业机械化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退出意愿的差别化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部分退出还是全部退出,农业机械化对农户农地退出意愿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与流出土地的农户相比,未参与流转或流入土地经营权者更愿意退出农地,经营权流转对农地退出既有替代效应,又有激活效应。上述结果具有很好的稳健性,而且农业机械化对于流出土地经营权的农户的农地退出意愿提升作用最大。为了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要在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同时,探索建立土地承包权转让市场,为离农、进城农户自愿退出农村土地提供制度通道。     

技“宿”乡土间:农业技术与农民关系嬗变——基于华北一个村庄的经验研究

农业技术嵌入乡土时,在差异性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下,技术的行动逻辑与农民的行为策略呈现出迥异的样态。农业技术嵌入的方式是由国家、村庄、农民三种力量共同形塑的,技术担纲者的乡土亲和力使技术具备了扎根乡土的精神特质,乡村精英的技术亲和力也使技术获得了嵌入乡土的社会基础。但集体化、个体化、市场化时期的农民需求是嬗变的,因此农民与技术的互动也呈现出"嵌入""脱嵌"又"回嵌"三种形式。农业技术不是单向度而是双向度的沟通活动。技术发明者到使用者的技术距离可以通过技术担纲者的乡土亲和力来予以消减。作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农业技术应该把握不同时期的农民需求,找寻新的技术亲和力群体作为突破口,以实现技术"深嵌"乡土推动农业转型。     

农地确权何以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基于太湖上游地区调查

文章利用江苏省太湖上游地区513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双变量Bi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农户商品有机肥施用最优确权规模是样本农户确权面积最大值的2.6倍，农户农家肥施用的最优确权规模是当地户均农地确权面积的2倍，这意味着样本地区农户确权面积尚未达到有机肥施用的最优规模；此外，风险偏好型农户倾向于施用商品有机肥，而风险规避者认为自产农家肥更可靠。探明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究竟如何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是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视角改善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微观治理机制关键着眼点。为提升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积极性，应通过整合确权政策实现农地适度集中规模化经营，建立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风险保障机制，促进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循环。     

农户超级稻品种采纳行为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北省农户种植超级稻的调查

我国超级稻品种技术在科研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要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还得依赖稻农对新品种的采纳。基于对湖北省武穴、随州、孝感三地农户种植超级稻情况的调查,分析了农户采纳超级稻品种的行为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务农人口最高学历、家庭人均年收入、水稻播种面积、家庭务农人口比例、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态度以及对新品种的需求程度六个解释变量,对农户超级稻品种采纳有正向影响。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其发生动因的实证研究

农地流转对促进农业产业化、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明显的正面效用,是我国农业产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以陕西省白水县3个村、西安市阎良区5个村和灞桥区4个村为研究实例,对235户样本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征及其发生的动因。研究结果认为：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以及选择怎样的路径流转,都是特定行为环境下所做出的主观抉择;户主年龄减50的绝对值、户主文化程度、家庭非农业收入、农户愿意种植面积和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之差的绝对值、流转政策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与否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