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的“三农”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障碍.文章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由来、特征以及几次破除二元结构体制的实践角度进行分析,指出目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仍然是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我国严格户籍制度的执行,具有城乡不平等性和社会区隔等特点.在严格区分的城乡户籍制度管理下,国家土地制度、财政支出等都呈现出城乡不平等.因此,文章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财政体制三个方面提出破除二元结构体制的政策建议.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质及其实现路径

城乡二元结构源于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形式的差别和对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质是城乡市场经济发展一体化.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导致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四个层面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根本路径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具体路径是集中农村生产要素、发展农村现代产业和推进农村城镇化.     

“劳动力“何以成为一种贫困观?———基于宁边村的调查研究

对贫困人口的贫困观展开研究不仅有利于理解贫困人口的日常生活世界,还有利于提升扶贫政策的政策绩效。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宁边村四个族群村民的贫困观是将劳动力与贫困和致贫原因建立因果联系,这种现象放入学术史中检视时是属于小农对劳动力的“自我剥削冶。 文章从社会结构的进路,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解释了宁边村四个族群村民为什么在理解自身所处的贫困和致贫原因时对自己所拥有和能够支配的劳动力进行“自我剥削冶。 研究表明,宁边村四个族群村民对劳动力“自我剥削冶的社会根源是处于社会结构边缘位置的小农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性歧视的一种保护性反应,并非是因为他们自觉接受了自决、自立、依靠个人奋斗等来自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的个体主义话语。     

立足市场化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市场化水平低,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农民尚未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用行政手段推行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实行政府改革,确立农村劳动者和生产者市场主体的地位和权益,政府切实按照维护市场主体的权益和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客观要求转换职能,着力于发展市场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举。     

新时代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的战略解构及其路线图

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关乎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成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三权”问题置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逻辑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研究，发现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在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向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成员权是其原因、本质，而“三权”则是成员权的结果、形式。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在成员权之得失与“三权”之变动的关系上应坚持缓和有因性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战略阶段，“三权”问题所蕴含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政策取向将不断演变。由于“三权”中各项权利的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进城落户农民有序适时退出“三权”的路线图呈现复杂的时空差序格局。     

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民市场主体权益保护

城乡二元管理结构的形成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产物,要解决农村、农民、农业这“三农”问题,就必须在广大乡村地区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彻底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农民市场经济权益的不完全、不平等、受限制和被夸大状态。为此,在立法中必须注意坚持有保护的平等原则,赋予农民公平的市场主体权利和义务。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

农村“空心化”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农村“空心化”导致了农村凋零与土地浪费、粮食生产堪忧和农村社会管理困窘等.农村“空心化”产生并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元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是“时空压缩”阶段表现出的特殊现象,其与城镇化快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市场经济下“用脚投票”等密切相关.加强农村“空心化”的综合治理,需辨证地看待城镇化与农村建设的关系,树立农民是职业的理念,保障农民作为职业的利益,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资本下乡,对农村实行撤并整治.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评价

通过对统筹城乡发展相关理论的回顾,构建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对长株潭城乡统筹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分析结果表明,株洲的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水平要高于长沙和湘潭两地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株洲地区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该地区农业发展上了新的台阶,农村发展迅速,农民生活质量较高,与城市差距较小,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弱化;长沙和湘潭两地尽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良好,但是却忽略了对农村的投入,因此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差距较大.基于分析结果,长株潭城乡统筹发展应注意尊重和维护农民的基本权利;科学规划布局,统筹发展;加快城乡分治管理政策,建立城乡一体化管理制度.     

“双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仍处于原有的“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之下,而且,20世纪末期以来,又陷于“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之中。这种独特的“双二元结构”环境,不但表现在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上,而且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生存环境、生活质量、文化素质、基本技能、国民待遇等各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必须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构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道路。     

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行动与社会结构互动关系研究

运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分析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行动与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关联,探讨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行动对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影响,揭示农业经营方式选择行动要以理解社会结构为前提,农业经营形式的选择要适应城乡二元结构改善与重塑,要保护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变和重构。对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行动,实际上就是对未来农村社会形态的选择,是关系国家未来的选择。     

论我国“三农”问题的成因与解决策略

我国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多居住在农村.制约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研究和思考中国现实一切重大社会问题,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形成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建国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层面,只有从制度伦理的高度给予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国民待遇,从政治和经济意义上使农民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才能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三农"问题.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研究：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破除中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

中国语境中的“社会管理”和“城乡二元结构”概念具有独特意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制度不仅是生成、固化与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罪魁祸首,也是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它在新时期正面临着诸多困境。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关系演进以及社会管理制度变化的历程表明,推进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和自觉建立市场机制之外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制度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推进我国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必须探索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制度。     

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返乡对中国非传统安全的启示

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工失业之后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的减压阀,一个回得去的农村是中国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稳定器”,是中国社会遭遇到大量农民工失业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时所具有的韧性所在。在宏观经济社会结构一时难以改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短期内难以完善的情况下,基于非传统安全的战略考虑,我们需要正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农民工仍然会不断地往返城乡的社会事实,摈弃城市化的单向度思维,在政策调整方面多管齐下,为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城乡统筹: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换

我国的“三农”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结果。我国的二元结构表现为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的“双二元结构”特征 ,造成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 ,工业与农业的对立 ,使得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不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为此笔者认为 ,当前应在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中 ,尽快实现从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换。 (1)建立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协调发展机制。 (2 )建立城乡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 (3)构建有利于农村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 (4 )改革农村税费制度 ,减轻农民负担 ,给农民平等发展的机会。 (5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 ,促进城乡产业统筹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权利贫困及其救济策略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与城市公民相比,农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相对贫困,而且在权利享有上相对贫困。农民权利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造成国家权力对农民权利忽视和对农民权利保障的法律救济不力的社会制度根源,而且是造成农民的权利意识薄弱和农民维权组织失声的重要因素。消除农民权利贫困,使农民权利脱贫,既是农民脱贫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推进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中国城市化成效分析——二元结构的视角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城市化的起点,城市化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评价城市化的成效要放在二元结构的背景下来考虑.我国城市化迅速发展,需要建立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化发展的机制,使之既与城市化的一般规律相适应,又与中国农村、农民、农业发展相适应.城市化并非是让城市取代农村,并非让农民都变成城市居民,而是要让城市吸取农村的优势.城市化是城市发展与乡村再造的有机统一,城市化要与农业、农村、农民协调发展.     

走向“终结”抑或迈向转型：传统“小农”的现代转向

农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在现代化的洗礼中,我国农民群体的未来走向并不明朗。跳出现有的小农“终结论”与“再生论”的二元格局,需将眼光投射到整个农民群体进行研究。基于中国特殊的户籍政策和土地制度,农民未来的走向在小农长期存在的基础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现代化,进而呈现村落的终结、农民的职业化、就地非农化、农民工市民化以及城乡一体化这五种符合国情的现代化路径。农民群体未来走向的更深层意义是：如何在国家制度变革的过程中,激发农民自身的主体性作用,创建适应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路径。     

论再造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基层民主权威

中国农村改革旨在再造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基层民主权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农村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但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缺乏应有的发展,一再拖延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9亿农民饱受“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煎熬,致使乡村社会出现了“治理危机”。下一步应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全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综合性改革,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破解“三农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三农问题"的破解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国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一些政策的城市偏向,农民的许多平等发展机会得不到真正保障,造成城乡差距拉大。发展农村,迅速改变中国农村和农业的落后面貌,已经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而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一个必须尽快迅速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从实现劳动力转移、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培养农业专业人才和完善政策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为破解"三农"难题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对策。     

四川统筹城乡实验区的城乡差距及原因分析

城乡差距已成为影响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针对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差距,分析差距产生的原因：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国家对农村投入不足、农民自身的原因、土地不能有效流转和生育政策的影响,认为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是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大政府投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合理流转土地以及转变农民的生育观等,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和实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