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形成原因探略

全面分析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原因,对于选择有效的反贫困战略,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贫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从已有的致贫原因分析研究中,我认为制度与政策、资源与环境、生产与开发、人口与素质等四个方面的因素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致贫原因所在。     

少数民族文化致贫与贫困文化后果研究

文化致贫作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致贫的原因之一,具有多样性、长期性、致贫惯性等特点,是反贫困的难题。由于文化致贫原因各不相同,多样性文化在贫困领域也表现为贫困原因的多样性,因此制定多样化的经济发展策略对多样性文化在减贫中所起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分析文化致贫原因需注意四个问题:1.不应将传统文化中一些致贫因子作为社会的信仰、规范、价值观和态度来判断一个民族或个体的道德行为;2.针对传统文化中致贫因子的惯性发展,反贫困策略可能失效并出现大面积的反贫困失败;3.由于贫困群体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长期认可和适应,其诉求与外界所提供的帮助呈现信息不对称;4.多样性文化中有些文化特征具有公共性特点。少数民族群体贫困及其贫困文化后果既可能对个人也可能对整个民族形成影响;贫困造成的文化后果有自我延续及叠加,更严重的是因贫困形成的反抗性文化会导致与其他民族、族群或族裔保持距离,并对社会和谐发展产生障碍。文化致贫的反贫困行动是一项长期策略,除关注物质贫困外,还需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从物质财富以外的领域来改变生存、生活境况。     

山西省新阶段农村贫困特征及致贫成因分析

作为能源大省的山西,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特征,山西减贫成效显著,但贫困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并呈现出以暂时性贫困为主,多维度贫困并存的特征。致贫因素也更加复杂,自然和地理条件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差,自然灾害频繁;收入来源单一,非农就业不足;劳动力文化程度低,教育负担过重;医疗负担过重,因病致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农村金融服务发展缓慢等成为山西致贫的主要因素。通过分析山西新阶段贫困特征,为政府制定更有利于穷人的扶贫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农村贫困的地区聚类分析——兼论分地区反贫政策选择

到１９９８年底，我国尚有农村极端贫困人口４２００余万，广泛分布在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农村贫困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上海市郊农村基本消灭贫困，而西部不少省份农村贫困发生率仍高达１０％以上。同时，各地区的贫困分布形式与致贫原因也不一样。如何客观地划分地区类型，以便更好地度量地区间贫困的差异，寻找贫困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反贫政策？为此，我们利用１９９８年全国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根据贫困人口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特征值，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全国农村贫困进行地区分类研究，并据…     

中国农村反贫困的教育途径探索

中国经过30年的扶贫攻坚,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效果。随着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贫困问题出现新的特点,教育因素成为致贫、反贫的关键因素,因此有必要从教育的视角理解贫困,并在教育政策中探索出反贫困的新途径。     

道德贫困及其治理的乡村个案研究:基于信德的观测

当代中国乡村道德贫困问题研究缺乏从文化角度深度展开,亦没有对“公权力集团”做出阶层区分.以理坑村为例对乡村道德贫困现象进行探讨,村民的美德正在丧失仅为表象,村民信德失范不应完全被宏观地描述为社会文化变迁的必然结果,而更应从微观上将其视为村民间接和隐蔽地不满地方政府行为的形式和产物.这种不满源于基层政府的所作所为被村民解释为自利的不正当行为.村民对基层“公权力集团”成员不当的行为方式、不公的政策安排及腐化的人格形象的不满与怨恨无法直接申诉,转而向其他相对弱势社会群体宣泄,这是村民行事的逻辑,也是理坑村出现道德贫困现象的根本原因.“公权力集团”成员及治理方式的不公正动摇着乡村社会既有的道德结构和道德文化,瓦解着村民继续市场化的热情,衍生出道德贫困.这种道德贫困的本质应该被表述为特定政治制度安排和政治文化下的自我道德戕害和隐秘的反抗形式的间接表达.因此,中国乡村道德建设的首要对象必须发生转向,即由村民转向地方政府等公权力集团.     

农村劳动力贫困人口的心理“可行能力”研究——来自心理学的实验证据

基于稀缺降低人们的心智,本文将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拓展至认知、元认知功能与自尊,共同构成心理"可行能力"。然而,贫困对劳动力人口心理"可行能力"的影响尚不清楚。本研究通过心理学实验,探讨贫困对农村劳动力心理"可行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贫困并未阻碍劳动力人口的基本认知功能,而对其元认知监测功能有阻碍的倾向;贫困对劳动力人口的外显自尊无影响,却显著损害其内隐自尊,而且劳动力贫困人口的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相互背离,呈脆弱型高自尊。因此,今后的扶贫政策可将认知功能作为劳动力贫困人口精准瞄准的参考标准之一,设计应对劳动力贫困人口元认知监测功能下降的助推方案,聚焦劳动力贫困人口内隐自尊的重建,以激活他们可持续减贫的内生动力。     

社会救助的贫困治理绩效及其“陷阱”规避——以三江源生态移民为例

通过对三江源生态移民定居点的实地调查,发现不少移民家庭因迁移致贫、返贫.政府所实施的社会救助能够保障贫困移民基本生活所需,却不能够促进其充分就业,所以容易引发“贫困陷阱”.为了优化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救助的贫因治理绩效,基于国际社会规避“贫困陷阱”一般经验,提出了在制度设计上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构建就业激励导向的救助策略.     

中国减贫的范式演变与未来走向： 从发展主义到福利治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减贫实践先后经历了开发式扶贫和精准扶贫两个主要阶段,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型”特征,遵循“发展主义”逻辑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效,预期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绝对贫困完全消灭。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后贫困时代”,贫困主要表征为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势人群的相对贫困,因老、因病、因学、因残等是主要致贫原因,行政主导下的“发展主义”减贫逻辑将会失效,“低水平保障+临时救助”的特殊主义济贫方式也无法解决致贫的根本性问题。“后贫困时代”的有效减贫必须转向“新发展主义”逻辑下的福利治理,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手协奏”之下,通过普遍性的福利供给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构建起弱势贫困人群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最终通过全面有效的社会保护达致贫困的根本性治理。     

乡村基层水利跳出社会—生态陷阱实践研究——以广西灵山县Y村为例

"十八大"以来,国家对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不断增加,然而小农水供给无效、投资效率低下等公共资源治理问题却日益突出。社会—生态陷阱理论旨在解释不可持续行为难以摆脱的原因,在中国农村具有理论适用性。利用社会—生态陷阱理论,分析广西灵山县Y村村民在中国农村基层水利政策三十年流变过程中的策略选择,Y村村民经历了前陷阱、陷阱形成和尝试跳脱陷阱的三个阶段,最终未能成功跳脱社会—生态陷阱。认为政策是影响社会—生态陷阱跳脱的关键机会变量,提高农田水利绩效需要真正以增进农户福利为导向,继续尊重并重视村民在基层治水实践中的使用者主体性。     

贫困地区影响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意愿的因素与解决对策

文章以云南省宁边村为例,从引进“累进制”的合作医疗资金管理办法、改善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和加强政策宣传三个方面,对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与干预后果———西方贫困研究脉络中的“精神贫困“问题

精神贫困作为减贫政策的话语实践或研究概念,一度被视为导致贫困发生的关键原因。 随着贫困研究及减贫干预实践的深入,精神贫困开始作为一种贫困的表征或减贫干预的意外后果而存在。纵观西方贫困研究的历史和实践,精神贫困在致贫、持贫以及减贫干预中的影响不断受到关注和讨论,形成了作为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以及减贫干预后果的精神贫困等不同解释维度。 文章沿时间顺序追溯和梳理西方贫困研究脉络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旨在为当前我国脱贫攻坚进程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提供相应的政策和理论关照。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治理转型：内源性扶贫——以滇西北波多罗村为例

受自然、历史、地理等综合影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致贫因素复杂。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处于物质、人力、社会资本贫困叠加、负向影响的困境之中,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对扶贫对象进行贫困干预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以精细化的社区能力建设来不断增强扶贫对象与外部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这就需要农村贫困治理从线性、植入式的外源扶贫模式向内生能力培育为重点、多元参与治理的内源性扶贫转型。对波多罗村内源减贫研究表明,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协同推进下,贫困农民生计资本提升,参与外部经济和市场竞争能力增强,生计结构向高价值优化,实现了增收和社区减贫。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绝对贫困化”理论剖析

长期以来,“绝对贫困化”一直作为无产阶级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而被学术界所广泛承认,本文从“绝对贫困化”的源头出发,运用相关经济理论,提出了“绝对贫困化”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等观点,只有不断改革现有的积累模式,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不断改革和完善分配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教育与贵州农村脱贫的关系研究

贵州农村贫困呈现以下特点:贫困人口中开发式扶贫人群占绝大多数;贫困原因以外部因素为主,贫困人口以中青年人群为主,小学以下劳动力比例高,贫困人群总体素质低下;贫困人口收入结构单一,以实物收入为主,购买力极低。如何解决贵州农村脱贫问题,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通过教育来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提高,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但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措施。     

桃花源里可耕田?--从一个瑶寨看扶贫与发展

贫困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经济问题,许多扶贫措施也主要是采用经济手段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文章通过对一个背陇瑶村落50多年的社会变迁进行考察,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村民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但作者更倾向于认为贫困是一种文化秩序的结果.扶贫工作在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把扶贫者的思想观念灌输给贫困者,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富人或者强权者的财富观强化了贫困人口的贫困感,双方以一种合谋的方式制造了一套关于贫困的文化秩序.     

农村互助资金:反贫困政策的典范——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分析

近年来,发展型社会政策日益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纷纷以此视角来对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农村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农村研究的重点,事关我国的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农村互助资金正是政府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而开展的有益探索。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着重分析现阶段互助资金在各地农村实施的运行状况和绩效,并进一步提出互助资金在农村反贫困治理中的应用:完善农村贫困治理主体多元化政策,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格局;完善社会资本建设,努力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实施"包容性"特征的农村互助政策,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共享发展成果。     

感恩维度下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研究

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贫困大学生“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现象,应从贫困大学生的感恩观、感恩心理特点及感恩心理的社会基础去理解,它是施恩者、感恩者与社会传导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构建“三位一体”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有利于感恩教育的推进与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完善物质层面支持、开展精神资助与能力帮扶、积极推进政策层面支持等。     

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 这使得新穷人现象日渐凸显,并成为影响甚至主导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线索。 作为新穷人的典型表现,乡村新贫困既包括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村民难以获得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社会公认生活水准而引发的结构性贫困,也包括由消费欲望激发的社会心理性贫困。 由此,乡村消费转型表现为如下困境:私人消费中,个体消费认同在地和脱嵌的困境以及家庭消费规范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集体消费中,消费品“上移冶和“下乡冶的悖论。 为应对这些困境,必须从消费角度,破解“新穷困冶的结构性和文化困境,实行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